江南贡院 如今,在人们心目中,南京的夫子庙是市井文化的代表。这里曾是烟柳繁华之地,流传着秦淮八艳的故事,民国时期还是与北京天桥齐名的“杂巴地儿”,席棚林立,做买做卖,还有不少推车担担的小贩以及撂地摆场子的把式人,天天演绎着《清明上河图》。其实,这里还是中国精英文化的重镇科举的发源地之一,造就了南京卓越的文化气质一向文教昌盛。最近出版的新书《科举与南京》,就讨论了科举与南京的不解之缘。 南京在历史上虽然常常成为偏安国家的都城,但“六朝金粉之地”文化上却在全国处于强势地位。六朝时期逐步形成的儒、玄、史、文“四学并建”的教育格局,既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六朝时期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南京城的文化品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南唐后主李煜留下的千古名句,更代表了那时南京空前繁荣的文化。南唐时期,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途径。李昪时期已经开始科举取士,其后李璟、李煜也都十分重视以科举选拔人才,李煜甚至在金陵被宋军包围的危急时刻还录取进士38人。在科举的驱动下,南唐的官学和私学都很发达。朝廷兴办的国学有两处,其中一处,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就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宋、元两代又在此地设学。明初国子监亦设于此,后来又是应天府学所在地。清代这里更是上元、江宁县学之所在,还是两江考试中心。 到了明清时期,今天的夫子庙贡院地区成为科举文化的中心地区,留下了明远楼等江南贡院遗址,成为南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江南科举的中心,贡院在明清两代最为鼎盛,明远楼、致公堂自不必说,今天只存有数间的考试号舍在清光绪年间,有20640间,规模之大、占地之广为全国之冠。 在这密密麻麻的考棚中,诞生了无数文化巨匠唐寅、郑板桥、秦大士、张謇等人在南京中举;吴承恩、吴敬梓等人在南京寻求功名,虽然落第,但在其他领域大放异彩。 但科举考试本身却是一段“黑色之旅”。乡试每闱三场,每场三昼夜,一共9天,考生食宿作文均要在鸽笼般逼仄的号舍里完成。时值阴历8月,“秋老虎”肆虐,饭菜很快就会变馊,因此,考试期间考生几乎都只带干粮充饥。号舍只有上下两块木板,白天当桌子,晚上要拆装当床板。狭小的空间里,蚊虫叮咬,闷热异常,置于巷尾附近的粪桶,经过暑热蒸腾,粪便发酵,骚臭之气令人头晕脑涨。因此,到了清代后期,许多考生不得不“抢号”考试,就是专门抢远离巷尾的号舍。据说有的考生受不了残酷煎熬,在考场上悬梁自尽,甚至用烛签自杀,成为“科举杀人”的活例证。 当历史的车轮行至1903年,曾经的科举探花、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上书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行,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科举终于被废止,曾经辉煌的江南贡院在民国被拆除,原址成为商铺林立的大市场。1927年,南京总工会成立,明远楼成了工会办公所在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市政府就设在江南贡院遗址。此后,汪伪政权司法院和政法院还曾设立于此地。 历史的变迁,让科举文化逐渐淡出而最终让位于市井文化,直到1988年,贡院被改造为科举博物馆,为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留有一块立足之地。 除了夫子庙科举遗迹,南京还有不少与科举有关的老地名留存至今,如秦状元巷、沈举人巷等,是科举对南京影响深远的一大佐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