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太炎先生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这样评价章太炎。 章太炎一生，革命与讲学并重，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的身份，鲁迅只道出其一，这其中贯穿了章太炎与章门弟子的师生关系，又与晚清民国的历史风云紧密相联，这既是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同时又是重温一段风云激变的历史。 1903年，章太炎因积极鼓吹反清革命并为邹容的《革命军》写序而入狱，1906年5月出狱，随即流亡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主办《民报》，鼓吹排满革命，写了大批令国人振聋发聩的文章。1908年，他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进入高潮期，吸引了众多弟子。章太炎东京讲学，薪火相传，影响深远，培养了大批高足，日后成为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台柱子，形成章门学派。 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其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据《朱希祖日记》及许寿裳、黄侃等人回忆：太炎先生于1907年在东京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08-1909年初连续三遍“始一终亥”讲授《说文》，地点先在大成中学，后在《民报》社先生寓所，前后听讲者“百数十人”。 许寿裳“幸侍讲席，如坐春风”。下面是他记录的章太炎东京讲学的实际情形： 先生东京讲学之所，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寿裳与周树人（即鲁迅）、作人兄弟等，亦愿往听。然苦与校课时间冲突，因托龚宝铨（先生的长婿）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者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义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即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亦起于此时。这是先生东京讲学的实际情形。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 章太炎讲国学，吸引了大批学生，“中国之留学生、师范班、法政班居多数，日本人也有来听者，不多也”。1908年，由于清政府施加压力，《民报》被日本查封，章太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讲学上，《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如是说。这也可印证许寿裳提到的“同门甚众”，即使“不备举”的学生中，还有像刘文典这样的学者。 刘文典拜在章太炎门下，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对于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刘文典曾专门撰文记录： 我从章太炎先生读书，是在前清宣统二三年的时候。那时章先生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门口有一个小牌牌，叫作学林社。我经朋友介绍，去拜见他。章先生一身和服，从楼上走下来，我经自我介绍之后，就说明来意，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从前拜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 那时候，我明知道他和我本师刘申叔（师培）先生已经翻脸，但是又不能不说，心里踌躇了一下，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他一听我是刘先生的学生，高兴极了，拉着我谈了几个钟头，谈话间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 从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门中的一个弟子了。 拜师之后，刘文典几乎天天去章太炎的住处，向他请教，听他讲解研究经学、小学的方法。章太炎在东京时期的讲学，重点讲文字学，“开始讲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其次讲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其次讲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其次讲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这些都是小学的基本书籍”。小学讲完后，章太炎又为弟子讲诸子学，刘文典提及章太炎讲《庄子》时的感受：“我那时太年轻，他讲《说文》，我还能懂一点，他讲《庄子》，我就不大懂。再加上佛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后来，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期成为研究庄子的专家，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于1939年出版，有了睥睨学林的气度和资本，放言“在中国，有两个半人懂《庄子》”。除了庄周和刘文典，那半个指的是冯友兰。要追溯起来，刘文典研究《庄子》的发轫，应源自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庄子。 章太炎有“章疯子”之称，在和军阀武夫、政要权贵打交道时，有狂狷的一面，性情刚直，嫉恶如仇；但对学生，刘文典强调，言行和举止非常平易近人。这正好印证了周作人对章太炎讲学时的描述：“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文中，回忆了章太炎讲学时同窗学习的细节：“听讲时，以逷先（即朱希祖，又作逖先）笔记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朱希祖“笔记最勤”，给同窗许寿裳留下深刻印象。朱希祖在日本记录下章太炎讲《文字学札记》笔记10册，后来赠与钱玄同，该10册笔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钱玄同遗物中。鲁迅也记录下14页笔记，“朱希祖的最原始、最完备，也最近先生原讲”。 从任鸿隽的回忆可知，章太炎还讲中国文学史。1908年，任鸿隽在日本听章太炎开讲国学：“当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时，有一天我们见先生的门首列了一个小榜，把中国古来的文人分为几类：第一是通人，如东汉的王仲任、仲长统，隋的王通，宋的司马光，属于此类。第二是学者，如明末的顾炎武、王船山，清代的全谢山，属于此类。第三是文士，如西汉的扬子云，唐的韩昌黎，宋的苏氏兄弟，属于此类。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个名单抄下来，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当时窃窃私议，以为先生是属于第一类的。” 章太炎讲国学，有保存国粹、学术救国的情怀--承顾炎武“明道救世”排满抗清的宗旨来治经学和小学，把弘扬国学作为“识汉虏之别”之工具，要使国人“晓得中国的长处”，那么“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种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 1913年，黄侃评述章太炎授国学的动因和目的时说：“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太炎先生行事记》）足见章太炎苦志授学首先是为革命，为了在国亡族衰之际薪火相传，从而振奋民心再兴国运。 事实上，章太炎是革命家，也是国学大师，正是革命的感召力，才吸引了大批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鲁迅的回忆文章特意指明这一点：“前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听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不记得了。” 也正是这个原因，章太炎评价这批弟子时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者，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嘉许的弟子只有黄侃、钱玄同和朱希祖，从学术传承的角度，他们三人的确得到章太炎的真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是章太炎于1928年手定，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成为文坛双星，名气很大，包括许寿裳在内的三位“文化名流”，都算不上“得意门生”，可以看出章太炎品鉴人物，不受流俗影响。学者陈平原认为：“章太炎对于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的影响，主要在思想和人格，而不是具体的文字学知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