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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14日五色土副刊版就北师大董藩教授的“雷人”微博刊发的《我们该怎样励志》的文章，很有同感，但似乎还有些话想说。可以说，董教授的“雷人”励志概括一个字就是“四”，即在学生40岁时要有4千万的身价，否则不要来见老师。 在一个“二”时代里，出现了一个“四”教授，其实并不稀罕。只是，这一次的“二”语，并非单纯的故作惊人，当然，更非真是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做学问，而是明显的价值观的倾斜，完全颠倒了教育的本质，是把金钱作为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在当今贫富不均日趋严重的社会现实面前，出自大学教授之口的这种言论，令人触目惊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造成了如今一位大学教授可以公开叫嚣金钱“唯此为大”这样的价值观？董藩教授说，40岁时未有4千万的身价就是“高学历者的耻辱和失败。”我倒觉得应该这样说，鼓吹“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是我们教育的耻辱和失败。北师大有醒目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身为北师大教授的董藩，岂不是在亵渎校训？ 这种所谓的励志言论，显然已触犯了社会的底线。为什么本该最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竟然乱了方寸，敢于公然冒犯这一底线？贫穷从来不是什么骄傲，追求物质财富，更应该不是罪过，不要说高学历者，就是低学历者乃至农民工，都应该富有起来，才是全民族的本分。只是，如此以金钱作为人生与教育成败的唯一准则，公开宣扬对金钱近乎膨胀的渴望与欲望，很值得深长思之。 如果说陶渊明时代“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显得有些迂腐而一个三级跳变成了对4千万的躬身膜拜；如果说范仲淹时代“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抱负；如果说杜甫时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情怀……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听到有朋友因这位教授名为董藩而称其为“董藩之乱”，让人忍不住想起当年的“董卓之乱”时，不仅莞尔并叹息。当然，这种类比，类似乱炖，只是一种不满的调侃。不过，人们还是希望知识分子，如果给我们提供不了什么影响或指导整个时代的思想或学问，起码也别乱了操守这个底线。 肖复兴 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