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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形端砚拓片，通过墨色的深浅变化表现出砚堂中的石眼。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祖先留下了大量的文化产物和遗迹。随着历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大量的文化产物也经历了发生、发展和逐渐消亡。然而，我们惊喜地看到，在这此消彼长的万物轮回之中，有一个品类的文化产物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萌芽、发展、传承，见证并记载了中华文明史的全过程，这就是以研磨颜料为主要功能的“研磨器”——后来演变为以研磨书画用墨为主要功能的“砚台”。从史前中华文明的发轫，研磨器就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站在了文明的起点。古代岩壁画、彩陶画和先民身体彩绘等等遗迹或遗存物上的颜料，都来自研磨器的加工。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文化圈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社会活动，都须臾不可离开对笔墨纸砚的使用。时至今日，虽然中华文化的书写工具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是，砚台依然活跃在文化的舞台上。 收藏热的兴起，带动了人们对收藏文化的兴趣和探索，这也是人们文化素质日益提高的必然。随着人们对中华文明深层次文化现象的挖掘，砚学和砚文化日益得到世人的重视。在收藏领域也逐渐由所谓“杂项”，升位为专题收藏的主流。收藏热与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当中国的经济日益强大时，收藏者的目光也就日益关注中国的艺术品。也就是说，“土生土长”的中国艺术品已经开始登上艺术品收藏市场的高端舞台。具有中国特色代表性的砚台收藏也不例外，从2010年以来的拍卖市场来看，砚台的价格跳跃式拉高，个别古砚成交价已攀升到1400万元人民币。 砚台的收藏鉴赏，包括对砚的年代识别和对砚的艺术欣赏，以及围绕砚创作的一系列砚文化衍生品。砚台能满足人们的增值、贮藏、玩赏、社交、文化、娱乐、寄情等多种需要，其财富价值、精神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砚台的特殊属性，不但具有经济价值，更因其是文化传播工具而具有文化与社会价值。古人“宁舍一室、不舍一石”，当年米芾能用一方砚换一套豪宅，道理何在？实际上，就是砚台的稀缺性、艺术性形成的砚文化，具有极高的含金量。同时，古人时常用“耕砚田，永宝之”这类词语嘱托子孙，说明砚台这个工具性的艺术品，是生活和事业的伴侣。因此好的砚台，历来都是以“沉淀”在藏家手中为主要社会存在形式。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门类的艺术品。除了文人喜爱之外，与皇家、官家的宠爱不无关系。砚台非是寻常家用摆件或生活实用器皿，砚台是直接参与书画创作的主要工具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宗教等方面服务的重要工具。南唐后主李煜就痴迷砚台，“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圭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宋李之彦《砚谱》）。”李煜在位期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了“砚务官”，“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到了宋代，更是“文人皇帝”辈出，宋仁宗、宋徽宗等留下许多与砚有关的故事，宋高宗还亲自参与对砚台石品的讨论(《翰墨志》)。除了皇家，从文人中选拔的官员苏轼、米芾是这个时期砚台收藏家的代表。元明两代，没有可圈可点的文人皇帝出现，民间以砚台收藏著称的大家如项子京、董其昌等却不可胜数。到了清代，以文治武功著称的乾隆皇帝对砚台更是情有独钟，亲自主持编撰了《西清砚谱》。纪昀、刘墉等显赫要人，也热衷于集藏名砚，藏砚之风极为兴盛。到了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不仅藏有多方好砚，还编撰了《归云楼砚谱》。民间收藏大家也比比皆是，如沈石友将自藏之砚整理编撰《沈氏砚林》等等。可以说，搜藏砚台历来是文人墨客、社会贤达的高雅之事。收藏砚台既可以书写锦绣文章、治国之策，又可以修身养性、传承文明。因此说，砚堪称文房雅藏之首。 此外，从文化角度来说，制砚、辨砚、赏砚等是“综合艺术”活动。从制砚的选料、造型、纹饰，到铭文、包装等，乃至围绕砚台产生的衍生品如砚拓、诗跋、配盒、品砚活动等等，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雕刻（塑）、纹饰、诗文、书画、金石、装帧等艺术门类的多种创作活动。特别是品砚活动，更属于清新高雅的艺术生活。古代皇帝和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纷纷热衷于此也就不难解释了。随着砚台价值的回归，这个古代曾名重天下的雅物必将再现历史的光芒。 黄海涛 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