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故宫太和殿中的“正大光明”匾为清代顺治皇帝御笔书写 清代御匾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宫中用匾，主要为紫禁城中及各处皇家宫苑（包括行宫、陵寝等）的宫殿门楼匾牌等馆室名匾，及室内挂的各种装饰性的词匾。第二种是赐匾，即皇帝赐给下属的礼品性匾额，包括御赐朝鲜、琉球等国王匾；当然，更多的则是赐给各地城工、庙宇、书院等建筑的名匾及词匾，还有赐给个人的斋馆名匾及词匾等。不过，无论宫匾还是赐匾，都要按请匾手续来办。如果是宫匾，就由内务府总管上奏；地方请匾则由地方最高长官，通常是总督或巡抚大人上奏请匾。请御匾是个很严肃的事情，理由要充分，比如哪儿一新的建筑落成了，哪个官员立功了，地方上哪个老人活过了100岁、“五世同堂”、“亲见七代”，都可请御匾。但是，在请匾奏折中一定要附带注明请匾内容、数量和尺寸。清宫《上谕档》记载：嘉庆十年（1805）十月，西宁办事大臣玉宁奏报慧觉寺扎木穆扬呼图克图为祝皇帝万寿（生日）捐资建造佛塔，请求赐御匾，但玉宁没有将佛塔的规模与尺寸详报，也没提到所请匾额的尺寸，嘉庆很生气，叫军机处传谕玉宁，警告后要求他将佛塔的各种数据包括所请匾额的尺寸重新报一次。 清帝大规模开始写匾是从康熙开始。从宫中杂档记载来看，他一生中仅给五台山各寺庙就写过46块匾。相比之下，雍正就更了不得了。不过，清代皇帝中赐御匾最多的则属乾隆皇帝，这和他在位时间长，加之性格上好大喜功不无关系。而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由于大清国运开始走下坡路，皇帝们并不热衷于书法，字也写得比较差劲，御笔匾额的数量自然不如之前。这种衰败现象在咸丰时期得到了扭转，因咸丰帝的字拿得出手，因此御笔匾额写得不少，在位11年，共写了660块匾，而他的父亲道光皇帝在位30年只写了437块。到了同治、光绪年间，皇帝御匾又开始时髦起来。但这里有个隐情，同治、光绪做皇帝时还很小，字都认不全，更别说写匾了。至于慈禧，也是个好赐匾的人，她的字是后来练出来的，觉得拿得出手时，才亲自上手写。也就是说，这些孤儿寡母的御匾，大都是由南书房的翰林、上书房的文学行走们代笔。不只是匾额，其他御笔作品，也都由这些词臣代笔。从光绪年间的一份档案上看，南书房、上书房一次就代笔写得颐和园乐寿堂、宜艺馆、文德楼、对鸥坊等处御匾、对联136块。由于代笔辛苦，光绪还下旨各赏给词臣卷袍褂料及普洱茶等。 悬挂于颐和园内由慈禧太后书写的“凤策扬辉”匾 清代皇帝御匾的繁衰兴败走势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宫苑在不断地扩建，对御书匾额的需求量也相对增长。乾隆、咸丰及后来的光绪年间，宫苑重建、扩建工程都刺激了御书匾额的需求。另外，清宫的查匾、换匾制度也推动清朝御书匾额不断推陈。还有就是地方官员为迎合上好，想方设法请匾。比如同治初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曾国藩等人一会儿为部下军功请匾，一会儿为某一重建小庙请匾，由于皇帝正在兴致上，都一一答应。到了光绪时期，请匾制度也不严格了。连华人在日本长崎重修文庙也要请匾，总之，乱得一塌糊涂。 清代皇帝的御书一般喜欢做成匾式，以两字、三字、四字匾最为常见。而御书匾额的书写，也有其严格的程序——一般是皇帝先下旨出个题目范围，让南书房的翰林们去拟选词句，恭抄在黄纸片或黄纸折上供皇帝圈选，这个过程宫中称为“上黄片”。皇帝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词臣所上的黄片上，用朱笔圈选中意的词句，这个过程叫“圈朱”。整个词臣上黄片与皇帝圈朱的过程，宫中专门术语叫“走单”。皇帝钦定好词句后，便传旨入内务府库或懋勤殿等处领纸墨及写字下面衬用的格子纸。 御笔匾字，皇帝通常会亲自挥毫。写好后，叫人直接拿到懋勤殿用宝。有时由于匾额所需字太大，皇帝写好后，会叫翰林们去放大。清末，光绪与慈禧等书法能力有限，就叫翰林们写好了字，然后自己在上面透过纸绢来描。有时，皇帝也让代笔者在其作品上“落臣款”。据清宫档案记载，御匾的书写，布局上自有一套规定及术语，一般用“天头”、“地角”、“开河”、“格”等术语来标明在纸上每个字书写的空间位置。 清帝御书多写在纸上或丝织品上，称“字条”。一般不落款而传旨用宝，清帝匾额通常用皇帝各自的“御笔之宝”，印宝在匾额的正上方，称“额章”。一般情况下只用一宝。慈禧是个例外，她通常喜欢匾额上用三方宝。匾额印通常在书写后就赴懋勤殿用印，但如果是做木匾，需要将皇帝指定的御章放大，制作宝样印牌，然后将原稿与宝样一齐交内务府造办处，由造办处刻篆填朱。 乾隆八年十一月，湖南巡抚蒋溥为岳麓书院请匾的奏折。 清帝御笔匾额的制作，主要由内务府下的造办处承办。至于地方上的御匾，一般是皇帝将匾额发到督抚手中，再由地方官员在当地选上好的工匠放样制作。如果是发往外藩的御匾，通常都要由内务府制造好，原装运送过去。 清帝御匾文字词章内容，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意志。宫殿匾多表现正统思想。三大殿、后三宫、养心殿是清统治者理政的场所，其匾文多出自“十三经”中的《周易》、《尚书》、《诗经》等。除了正统说教外，还有一些匾则带着淡淡的书卷气，即使是深宫内的匾额，其内容也会追求一种汉宫秋月、小桥流水的意境，如“山响琴清”“云牖松霏”等。相对于宫匾来说，清帝赐匾遣词上似乎更自由一些，除了直接御书的宫斋馆庙名匾外，词匾选择自由度大，但也要有的放矢。寺院词匾多用“大乘正觉”等；书院则多用“理学传人”、“入圣阶梯”等；如赐地方官，文职多用“行省清标”，武将多用“干城伟器”；赐八旗闲散人则用“眠云卧月”；赐僧人多用“华藏禅林”。不同对象用不同词章，灵活而有情致。 由于御匾需求量不断增加，后来皇帝和词臣们的学问又不如前辈，于是出现了匾词撞车的现象，如道光曾写过两个“绥疆锡祜”匾，分别送给两广总督耆英和四川总督宝兴作寿匾。道光一生写过60块寿匾，其中“锡祜”、“延祺”等词高频率地出现在30多块寿匾中。当然送的是不同的人。到了同治、光绪时期，因为词不够用了，宫中匾额文字变得更平民化，慈禧干脆下懿旨，直接叫南书房的翰林们在黄片上拟写“吉祥话”。如咸丰皇帝写的在养心殿东佛堂内的“永佑大清”匾，代表了清末吉祥话御匾的一种潮流。（文章摘自《中华遗产》2009年11月刊，有删节） 胡忠良 中国文化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