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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大不似相邻的西安或黄陵。但是，如果知道这里就是神农氏炎帝的故里，也许你会蓦然心惊于对这个地方早已有的亲近。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居于什么方位的炎黄子孙，与宝鸡的心理距离都不会太遥远。 炎帝研究与汉民族族源研究从来密不可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近期在宝鸡召开的汉民族研究会年会，把汉民族历史研究直接放在炎帝故里进行，如此近距离的探视，却是第一次。 从人口学角度，通过仰韶文化墓地人口性别比的分析，认为汉民族与炎黄部落的血缘关系最近。另有学者提出：汉民族来源于炎黄部族为主体的华夏族；通过战争、联姻等途径而融合的炎黄二族，共同构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的两支重要来源，为华夏·汉民族之人文始祖。倘要具体述及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有学者在会上是这样描述的——“发祥于距今5000年前宝鸡渭水流域古“姜水”的炎帝族与起源于近邻古“姬水”的黄帝族结成部落联盟，即华夏族团，这标志着汉民族的孕育和发端，经过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降至秦汉之际，汉民族正式形成。” 汉民族的起始点和得名时间以及被认同称号的时代，应在汉代王朝；它以“汉”字文字符号作为国号、王号和民族称号的“三统一”，也在大汉王朝。但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指出：汉族的族称虽与古汉王朝有关，但汉王朝既非汉族完全形成的时代，更非汉族的渊源；汉族的形成经过了过渡、形成、发展、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等一个漫长的部族、民族大融合的过程；而民族成分和族称则始于新中国的成立——这一观点显然是十分新颖的。有学者还进一步论证了汉民族形成中的三个特点，即战争是汉民族形成的催化剂；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是汉民族形成的政治文化保障；汉民族形成时还是一个处于低级队员阶段的民族。 格外关注到渭水、汉水流域在汉民族、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汉民族、中华民族起源于、形成于中国境内的多个地区；而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水和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水自古以来就在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文献记载可知渭水流域是炎黄二帝的发祥地，从考古发现也证明了渭水流域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此外，口传文化和考古最新发现也表明：早在炎黄之前这里就是中华先民们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依河流而兴，同时又沿着河流而扩散。一部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中华古典文明由渭水、汉水流域自西向东走向黄河、长江乃至世界的历史。 宝鸡渭水流域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贡献还在于它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周秦时期是华夏·汉民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周族、秦族是华夏·汉民族的重要来源。周秦文化对华夏·汉民族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有学者通过对周原出土的文化遗存的分析，认为周原不仅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秦文化的发祥地，同时，还是炎帝、黄帝、东夷部族后裔的融合之地。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华夏文化）共同体为核心，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与各地区族群的接触而凝结成的族体。有学者提出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核心是“中国观”。认为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是中华民族凝聚的因素，但它们必须通过形成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为中介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而“中国观”是人们关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观念的综合反映，因而，“中国观”才是中华民族凝聚的精神力量。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但对于它的认同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来自台湾的姜竹先生通过血缘、法缘的分析，以及对族谱、家乘进行考证后认：中华民族中的33个民族为炎帝后裔，在56个民族中占59.2%。姜竹先生的研究实际上引发了一个较为敏感的学术问题。另有学者对此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自有其远祖；但是，现代56个兄弟民族中，却没有一个民族是直接由某个先秦时代的古氏族（部族）发展而来的，全部都是在西汉至清末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分别形成的；因此，在学术上很难说，谁是哪个民族的远祖。当然，历史上把炎黄视为中华民族祖先的代表或象征，却不是任何人的主观臆造，而完全是漫长的历史自然形成的。 围绕上述问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炎黄子孙”的提法，应主要指汉族，而不能涵盖所有少数民族；所以应以“中华民族”代替“炎黄子孙”。但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这里的“子孙”并非指血缘意义的“子子孙孙”，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徒子徒孙”之意；因而炎黄二帝是人文始祖而非血缘始祖；他们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偶像，一种文明形式的代表，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符号。在当前全球范围内，能有一个被所有中华儿女所接受的具有文化方面的象征意义的总体称谓是必要的；而这个总体称谓非“炎黄子孙”莫属；它既是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世界的精神旗帜，又是中华文明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华儿女相互认同的文化标志。 论及炎黄始祖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贡献，有学者通过对古典时期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的比较，提出了古典时期中国文明的特点是以亲缘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而炎黄文化是古典时期以亲缘关系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的人文因素，即为汉民族群体提供了共同的祖先认同的神话，为汉民族群体提供了共同的亲缘家族组织文化基础，为汉民族群体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追求。还有学者通过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农业革命的关系，认为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第一次革命——农业革命密切相关，而中华文明起源也一样，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农业革命发生于炎帝神农时代故毫无疑问，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创始人。有学者认为：炎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炎帝精神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有学者还从哲学、史前易的萌芽与出现说明：炎帝神农氏的神话和传说，是中华民族哲学萌芽的标志之一，也是萌芽期的中华民族哲学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华文史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