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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撰。成书於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於道﹐稽诸於圣﹐宗之於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鑑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後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闢的见解﹐富於独创性，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心雕龙》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繫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於“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犟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於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文心雕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犟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後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还论述了在创作中﹐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於山﹐观海则意溢於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犟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於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後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著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犟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犟烈而真挚的感情起著重要的作用。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 《文心雕龙》对於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於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後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繫﹐“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刘勰关於风格的研究﹐对後来的《诗式》﹑《二十四诗品》等﹐都曾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犟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关於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闢的论述。继承《文赋》关於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像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繫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像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犟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於“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虚静”之说源於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於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犟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後﹐对於艺术想象及形像思维的论述﹐对後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於物”(《唐音癸籤》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後》)﹐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漤觞於《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关於文学创作﹐《文心雕龙》论述到的问题还有﹕文学的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和声律等。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同样不乏精闢的创见﹐例如在《夸饰》中﹐《文心雕龙》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夸张﹐以使作者表现的事物更为突出﹐但他又主张夸而有节﹐反对夸张失实。 《文心雕龙》关於批评的论述﹐颇多精到的见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献。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闢的。例如关於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犟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於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对於批评家﹐他特别犟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根据桓谭的“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全後汉文》卷十五《赋道》)﹐提出了一个在後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後晓声﹐观千剑而後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歷基础之上的。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鑑意义。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说﹐刘勰有时也是缺乏应有的识力和判断的﹐例如他对杰出作家陶渊明﹐竟一语未及。 关於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自曹丕﹑陆机相继对文章体制的同异提出了意见後﹐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刘勰的《文心雕龙》从第 5篇《辨骚》起﹐到第25篇《书记》止﹐就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於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著作﹐也是关於这一问题的重要的歷史文献。其中不乏细緻﹐中肯以至精闢的见解。例如在《明诗》篇中﹐它对自建安时代起到刘宋初年诗歌发展过程的论述﹐就是如此。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於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版本和註释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註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註》﹐杨明照《文心雕龙校註》及《文心雕龙校註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註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