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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外中国研究也日益繁盛。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它不仅有助于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洞见，有利于我们从他者的视角加深对自身的了解。然而，由于立场、语境、方法等的局限，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容易落入各种陷阱，由此得出的一些结论也就难免存在偏颇之处。这是我们在看待海外中国研究成果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比如，中国帝制晚期及近现代历史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点，几乎被海外学者作为认识中国的入门。相比之下，对古代中国的研究则稍显冷清。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保存了大量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满足西方社会的现实需要。然而，帝制晚期以来，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北方游牧民族满族入主中原，其特殊身份给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带来不少复杂的内容。认识不到这一点，研究就容易落入一些陷阱。举例来说，有美国学者在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的“杀婴”现象时，主要参考满清皇室族谱“玉牒”，但事实上满汉习俗不同，满清皇族杀婴主要为了减少女儿出嫁必须置办的丰厚陪嫁，民间汉族的“杀婴”则是因为无力抚养。如果用这一时段的情况推及清朝以前的中国历史，自然容易以偏概全。而且，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崛起，当时的清朝政府面临着贸易逆差、治外法权、外国在华传教、人口与城市规模空前发展等一系列新问题；同时，晚清的中国还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些新的因素，都使这一时期的中国与之前的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仅仅以这一时期的中国作为分析和总结中国历史及文化的基础甚至模板，显然就容易简单化。 又比如，海外学者们在研究中国时，通常都把讨论对象限定在某个特定的时空范围。这当然可以使论题更加集中、精确，有利于深化研究，但问题是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断代”和“断域”标准各不相同，有的还比较随意、武断，致使出现各种问题。在“断代”方面，有的按自然年份，有的按朝代，有的按事件起始年，有的按流派集团的成立时间；在“断域”方面，有的按行政区划，有的按自然地理，有的按市场中心地，有的按文化习俗。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加剧了这种趋势，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不过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不能成为研究的单位，而研究某个区域和时段是有效改变过去只有“一个历史”的途径，因而主张更加“灵活”地“断代”和“断域”。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灵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出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历史多元性，但更多的是对中国区域和历史时期进行理由并不充分的拆分，过度放大了时代、地区等差异，忽视了文化同一性和历史连贯性，从而失去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总体观照。 海外中国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持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理论方法，很难抛却已有的意识、视角、立场，真正与研究对象中国“水乳交融”。相反，他们往往容易将美国、欧洲、日本等自己国家的经验植入中国研究中来，使中国变得“五光十色”。因此，我们在看待海外中国研究成果时，应该多一分自己的意识、视角和立场。惟有如此，才不会在种种对中国历史的新奇阐释下变得迷惑。 陈倩 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