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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金庸小说为大多数华人所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即是对“侠”的塑造上。“侠”的精神体现是“侠”之所以为“侠”的关键，于是武侠小说中的“侠”意识的阐释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以金庸的《天龙八部》为例尝试着阐释一下金庸的“侠”意识。 【关键词】天龙八部 金庸 “侠”意识 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种类型，也是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武侠小说的起源，可至春秋战国时代的史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敷衍历史中的侠义故事，形成了讲史类武侠小说传统。直到唐代，才出现了文人有意识地创作的武侠小说。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异常混乱的时代，讨伐、侵略、守土、争霸、结盟等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常发生，更不用说杀与被杀、权利之争、复仇等个人人生的起浮了。也正是那样的时代，地域的相对隔绝，上层权力对中下层控制力的相对弱小，才形成了整个中国地域内价值取向的多层次性，思想上的自由多变性，导致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第一个黄金时期。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觉醒、传承与发展得益于那个时代。那是一个言论上自由，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道家、墨家等多种学说的冲击和碰撞，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在后来的对外交流和内部斗争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充分显示了它的异常强大的同化作用。即使在国家灭亡时，文化依然繁荣，作为统治者的非汉族之文化反而被中华文明所同化。但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也会吸收他族文化，而进行嬗变、进化，同时华夏文明的重心也总体南移。中华文明的悠久令世人惊叹，中华文明的丰富程度，又可谓多姿多彩。在如此绚烂纷呈的文化中，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成分——“侠”文化。 “侠”阶层，来源于“士”阶层。“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1】武士起初为王室服务，称为国士。春秋战国之交，王室衰微，诸侯并起，权力由王转至诸侯。这种权利关系的变化，使国士与国君的关系被动摇，国士不再仅仅服务于国君，甚至不再服务于特定的某一个人，形成了“邦无定交，士无定主”【2】（卷十一，《周末风俗》，P.304）、“士之失位”【3】（《滕文公下》）的局面。这就形成了“国士”的相对自由，为“侠”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促进了侠的发展。”【4】墨家“尚侠”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侠”的产生和“侠”意识的形成。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游侠、刺客，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5】司马迁还概括了侠的精神特征：“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焉，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这不仅是“游侠”的精神特征，而且是整体的“侠”意识。 “西汉至东汉期间权臣公卿出于争夺权力，打击政敌的目的，私自养侠，形成一股尚侠的风气”，【6】此时的“侠”，是“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东汉荀悦，《汉记•考试》），“侠”已经染上了浓厚的政治品格，类似于强盗，称为“豪侠”。 唐人小说中，“侠”的形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譬如有了超凡入圣的绝世武功和离奇曲折的动人故事。此时的“侠”或重情义而轻生死，或助人苦难而铲除邪恶、扶危济贫，“侠”的意识接近于“古侠”意识。 “宋明武侠人物的行侠场所主要是在平民社会中，侠义行为的性质带有世俗性，在一般情况下也遵守公共关系的准则，承认官府的权威，原始野性有所减弱。同时江湖义气在侠的观念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宋代乃至明清不同于前代侠的最根本性的差异。”【7】此时“侠”意识包括轻生重交、趋人之急、不伐其德、以功见言信等品格。而且，“侠”意识中法的意识增强，野性意识减弱。 清代“侠”的官意识增强。“侠”虽仍是道德楷模的崇拜者，个人功利的蔑视者，但此时“侠”的行为是在维护封建社会法统的正常运转，“侠”本身的“独立意识”、“反抗意识”极为弱化。 以上是对“侠”的产生和历代“侠”的形态和“侠”意识的粗略陈述，多疏漏，有失翔实，但其主旨在于简要介绍相关的背景知识，非论文的主体。以下，我再简要介绍一下武侠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 “从本源上说，武侠小说是一种现代神话。”【8】武侠小说是弱者在来自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了生活上的挫折和生存困境。因为无力摆脱困境，便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渴求一种超自然力量的降临，因为在历史中“侠”扮演了扶危济贫的角色，所以人们内心深处那种超自然力量的体现者就是“侠”。这其实是用“侠”去将“神话”中的“神”进行了置换。基于这种原因，武侠小说才在民间大为流行，才能有那么多的大众化读者；也正因为此，严肃文学的批评者才称之为“人类思想的麻醉剂”、“反抗意识的销蚀剂”。郑振铎先生针对当时的黑幕小说和武侠小说有段精彩的论述：“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塞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这完全是一种根性鄙劣的幻想；欲以这种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盛行于唐代藩镇跋扈之时，与乎西洋的武力侵入中国之时，都是原因于此。”【9】郑先生的话很有见地，然而我觉得其对当时的武侠小说（旧武侠）而言极有力，而对以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小说）而言，未免偏颇。 金庸是新武侠作家中集大成者。“他的小说显然已经超越了武侠本身，其作品在打打杀杀的背后并不是‘鼓吹仇杀’，而是‘主张和平’。他的小说真正突破了那种狭隘的、僵化的历史真实观，而写出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即艺术的真实来，这与那些高雅的‘纯文学’在思想追求上并无二致。”【10】“金庸还以其独特的艺术实践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了文学的殿堂，使文学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种贡献对于文学的发展而言是功不可没的。”【11】 美国华人教授陈世骧借用王国维的话来形容金庸的作品：“一言而蔽之曰，有意境而已。”并且说：“于意境，王(国维)先生复定其义曰，‘写情则沁人心脾，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此语非泛泛，宜与其他任何小说比而验之，即传统名作亦非常见，而见于武侠中为尤难。盖武侠中情、景、述事必以离奇为本，能不使之滥易，而复能沁心在目，如出其口，非才远识博而意高超者不办矣。艺术天才，在不断克服文类与材料之困难，金庸小说之大成，此予所以折服也。”【12】 “金庸先生是武侠小说公认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武侠小说的一盛一衰，与他都有极大的关联。”【13】于是在武侠小说界和学术界，称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时代为金庸时代，自此之后则称之为“后金庸”时代。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后人难以企及，到目前为止是武侠小说的最高峰。 金庸先生是第一位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武侠创作的人。金庸先生于1972年封笔，之后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修订。由于金庸家学的渊博，以及个人良好的修养，使其作品富含文化魅力，现代精神和思想穿透性。金庸先生说，他的“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14】金庸“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15】金庸先生正是抓住了“人性”这一不易变动的主题进行创作并取得了成功，可是即使是金庸也没想到他的小说早已超越了小说文本，富有现代精神和象征内涵，以致于甚至有人将金庸的作品与《红楼梦》相媲美。再者，金庸是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因此，金庸与其作品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金庸于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和现代精神，当然难逃方家法眼。基于此，以下我着重论述《天龙八部》中的“侠”意识。 一、民族意识 在传统的武侠小说，包括“旧武侠”小说中，都涉及了一个问题，即“夷夏之防”。即使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烙印。“在《书剑恩仇录》之中，中国应由汉族人统治，满洲人是入侵的‘异族’，意识十分明确。赶走满族，由汉人统治，是‘光复大汉江山’的‘大业’，值得好男儿抛头颅、洒热血。”【16】这说明了金庸早期民族意识的狭隘，他的思想很难逃脱“夷夏之防”、“扬华贬夷”的怪圈。“只要是满族人（异族），就是敌人”，《书剑恩仇录》中的这一思想显然并不成熟。随着作者视野的开阔、历史观的成熟，他的民族观不断发展。这些变化体现在了金庸以后的创作中。如金庸笔下第一英雄萧峰是契丹人，第一美女香香公主是回族人，第一女英雄霍青桐是回族人，第一明君康熙是满族人，而能够在官场上和江湖中游刃有余、呼风唤雨的第一小滑头韦小宝，已经没有“父亲”这一本体意识，更没有民族意识，已经分不清究竟是汉、满、蒙、藏、回中的哪一族。“夷夏之防”在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内被彻底打破，“异族”、“汉族”，几乎已经没有界限。 《天龙八部》中，在汉族社会中成长的契丹人萧峰，在经历了艰苦的磨难后，最终完成了民族认同，归属于自己敌视了大半生的大辽国。可是他无法把汉人当作敌人，而是在漫长的艰难的经历中认识到汉人、辽人中，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根本不能把汉族和契丹族说成是哪一方是好，哪一方是坏。他认为宋辽之争错不在一方，而在于战争。战争使辽宋两国边境的百姓蒙受苦难，使辽宋两国的将士惨遭屠戮。于是他渴望和平，停止战争，所以他虽贵为南院大王却只求保土安民，绝无南犯之意。他这种思想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武林同辈。 萧峰是契丹人，他的父亲、母亲在雁门关外不幸为中原武士杀死，这既可以说是家仇，也可以说是国恨。后来，他被汉人养大，受汉族文化的熏染，在思想与气质上形成了对汉族的认同。事实上种族没有贵贱之分，民族性格没有高下之别，存在的仅仅是民族血缘和民族气质的不同。萧峰做为汉人也好，契丹人也罢，他的行为践行的正是一条大丈夫、大英雄、大豪杰之路，于他特殊的身世，这恰恰是一条不归之路，所以萧峰的结局必定是悲剧，那就是死亡。 萧峰悲剧的焦点是民族使命及他与丐帮兄弟结义之情的矛盾冲突上，或者说是民族利益（契丹与宋的矛盾）与文化认同（虽然萧峰在血缘上是契丹人，而文化气质上则与汉人中的英雄无异）的矛盾冲突。 萧峰的生命的崩溃起源于发现自己是契丹人和自己身上背负父母之仇而导致的人生文化认同的涣散和价值与方向的重铸与确定上。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努力地确定这一民族身份，实现自我的民族认同。但当他无意中救了耶律洪基，既而为耶律洪基平叛而成为南院大王，辽君派他南下攻宋时，他内心无法挥去对大宋的认同和“仁”、“情”、“义”等儒家也是江湖武林人物所奉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只能消极地告诉自己，他会坚决保卫辽国不让大宋入侵及制止大辽攻宋，但叫他忘却对大宋之情，就如叫他的左手忘却右手。”【17】 “拿悲剧的结构方式来说，乔峰的悲剧之中就透露出古希腊悲剧的某种模式。”【18】萧峰是一位武功出神入化、人品极佳、颇具领袖气质与才能又能够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英雄。在杏子林平叛中，令人敬服的举措，挽狂澜于既倒的魄力尤令人神往，但正是这样德才俱佳的英雄“却遭遇着类似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的命运。他越想挣扎和反抗，命运的绳索越是把他捆绑得紧。原来，那些存心与他作对的丐帮成员全冠清之流竟是对的，乔峰反倒错了。”【19】“他真的是契丹人，不是汉人。他自己遭到了天大的冤枉和诬陷，因为义父母、师父及一系列武林义士的被杀与他无关，而最后证明，人家并没有完全冤枉他，这些人被杀都与他有关，因为杀人者就是他的父亲。乔峰越想洗刷，越是证明自己罪责难逃。这难道不正是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模式吗？”【20】萧峰的悲剧，充满了悲剧之苦，更有一种大英雄遭遇大不幸的失落感，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无奈和感伤，又有一种宗教色彩。“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21】 萧峰的悲剧根源于“夷夏之辨”，而这正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痼疾。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与中原人士所认为的契丹人暴虐凶残的荒诞，不正发出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的质疑吗？更可笑的是萧峰为息辽宋干戈而“杀身成仁”时，竟然有人有这样的对话： “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什么反而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 “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 “两国罢兵，他成了排解难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 “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他这是畏罪自杀。” “什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有什么事要畏惧？” 【22】 英雄到最后仍落个不理解与猜忌，这是英雄的可悲，也是整个武林的可悲，同时又是对严守“夷夏之防”者的有力反诘。 金庸其实在书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那就是智光大师圆寂前所作的富有佛学色彩的偈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这其实也成为萧峰后来的民族意识，他没有了做为契丹人的屈辱感。 《天龙八部》第19章中，萧峰在聚贤庄中与少林二僧的一战中，其实是用行动做出的对“夷夏之防”的质疑与批判： 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继，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也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23】 对“夷夏之辩”的质疑与批判，正反映了金庸先生的民族意识与历史观，这摆脱了传统武侠小说和旧武侠小说在民族意识上的狭隘观点，这是金庸先生个人思想成熟，作品内涵圆融的有力体现，使其他武侠小说在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内兄弟民族矛盾的问题上，难以望其项背。 二、侠义意识 武侠小说离不开“侠”，也就离不开了“侠义”。“侠义”是“侠”立身于江湖的道德，是“侠”称之为“侠”的责任。“侠义”大体是包括“仁”、“信”、“义”三个方面。 段誉出身于帝王之家，所受的教育丰富而又系统，因此他的身上集儒家思想、佛教教义和道教文化于一体，于是“仁义”和“慈悲为怀”在其身上体现尤为明显。起始他毫无武功，甚至没有一点防身之术，只是满口“之乎者也”、“佛曰佛云”和“乾卦震卦”而行走江湖、履历风波，显出了十足的酸腐和书呆子气。然而正是这种傻里傻气，更另类地体现了他的“侠义意识”，在他的身上甚至可以看到隐约的古游侠精神。段誉挺身制止神农帮和无量剑的冲突，虽说他自不量力、见识浅薄，可这里面已经有了“仁”的关爱和“慈悲为怀”的虔诚。再如，三十六洞洞主和七十二岛岛主为反叛灵鹫宫而杀女童为盟时，触发了他的怜悯，为其求情。虽然，“人微言轻”而致使效果不佳，但“侠”的形象却显而易见。灵鹫宫上，段誉代虚竹惩罚那些反叛的部属，其实每一条都是象征性的赎罪而已，这也正体现了“侠”的宽容。 虚竹的迂腐不次于段誉，他内心的侠意识几乎就是“和”字和“生”字。“仇，而言和；敌，而生之”即是他的宗旨。巧破珍珑棋局，是为了救人于困难；误救天山童姥，岂不是在刀下救人而使其生之？如果说段誉和虚竹的侠义意识过于牵强，那么我们看一下萧峰的侠义意识。 杏子林义释包、风二人，源于对其人的惺惺相惜，和与慕容复所谓的“神交”。聚贤庄里的一场恶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救与自己不相干的少女阿朱。游坦之为复家仇而行刺于他，他不仅饶恕了游坦之，而且赠银遣回，此非大侠不能为也。这三件事上来看，英雄相惜（虽然慕容复不能称之为英雄或侠士，但其手下四贤可算得上是侠义之士了），到舍身取义，及义释仇敌，哪一件非丈夫所为？这些姑且不表，且看雁门关外，杀宋兵而救辽民；南京城郊，释放宋民，不正是其除强救弱的侠义表现吗？少林寺中，慕容博与萧氏父子所谋之事被萧峰一口拒绝： 萧峰道：“不行！”突然拍出一掌，击向木几，只听得劈拍一声响，木几碎成数块，匕首随而跌落，凛然说道：“杀母大仇，岂可当作买卖交易？此仇能报便报，如不能报，则我父子毕命于此便了。这等肮脏之事，岂是我萧氏父子所屑为？” 慕容博仰天大笑，朗声说道：“我素闻萧峰萧大侠才略盖世，识见非凡，殊不知今日一见，竟是个不明大义、徒逞意气的一勇之夫。嘿嘿，可笑啊可笑。” 萧峰知他是以言语相激，冷冷的道：“萧峰是英雄豪杰也罢，是凡夫俗子也罢，总不能中你圈套，成为手中的杀人之刀。” 慕容博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你是大辽国重臣，却只记得父母私仇，不思尽忠报国，如何对得起大辽？” 萧峰蹭上一步，昂然说到：“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他说到这里，想起当日雁门关外宋兵和辽兵相互打草谷的残酷情状，越说越响，又道：“兵凶战危，世间岂有必胜之事？大宋兵多财足，只须有一二名将，率兵奋战，大辽、吐蕃联手，未必便能取胜。咱们打一个血流成河，尸骨如山，欲让你慕容氏来乘机兴复燕国，我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因而杀人取地、建功立业。”【24】 这难道不是“大仁大义”的侠义意识吗？这难道不是大侠客、大英雄的宅心仁厚与古道热肠吗？到最后，萧峰为息宋辽干戈，而杀身成仁，这岂是“侠义”二字了得？ 复仇是武侠小说所共有的模式。《天龙八部》中也有一条复仇线索，即是萧峰的复仇。萧峰的复仇更带有悲剧性和荒诞性，因为他本人的身世就是一个谜，更不用说他怎会知道自己的仇敌是谁。在寻访仇人的过程中义士的被杀，更使他陷入了线索中断的焦虑和欲洗脱冤屈而不能的状态。到最后，他却发现自己千方百计要寻找的“大恶人”竟是自己的父亲，而自己竭力开脱的“罪责”竟都与自己有联系，而自己的杀父母之仇人“带头大哥”竟是为别人欺骗、利用而导致的误会，命运的荒诞性给他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而“复仇”这一个侠义道中自然而然的基本的职责却被颠覆了。侠义中的仇恨真的正确吗？真的重要吗？这一问题遭到了质疑。 似乎“侠义”与“仇恨”和“复仇”分不开，然而“非侠义”与“复仇”似乎有更密切的联系。“四大恶人”中的叶二娘因为遭弃与失子而形成了阴骘而残忍好杀的性格；段誉的生母刀白凤，为了对丈夫在外沾花惹草的多情进行“复仇”而糟践自己的身体与一个乞丐私通，这些畸形的性格和不正常的行为是“复仇”中的“反侠义”形式。可是这些还不是最为典型的，丐帮马副帮主的娇妻康敏，则显得更为阴骘和狠毒。 康敏这一人物是金庸先生运用现代心理学和美学塑造的典型人物，因此具有超时空的永恒意义与价值。这位马夫人的占有欲显得异常强烈，她那“天生的脾气”更让人毛骨悚然：决心占有一切想要得到的好东西；得不到的，就千方百计把它毁掉。这是一种非常具有现实人类心理的典型性格，直可以与《雷雨》中的繁漪一拼。她小时候，渴望得到过年的花衣裳而不能，于是邻居家的小女孩的花衣裳就显得异常艳丽而扎眼，嫉妒、艳羡与愤恨使她将那件花衣裳剪得稀烂。洛阳百花会上，她陶醉于自己的艳丽，自以为足可以使众人倾倒，可偏偏萧峰对她少看了几眼，她就以为萧峰有意对她蔑视，决心报仇雪耻，要将萧峰从丐帮帮主的位置上赶下来。她怂恿马大元反叛萧峰，而马大元未允可，于是就勾结情人杀死了马大元，酝酿了杏子林的叛乱。本来杏子林叛乱已经由萧峰平息，可康敏的聪明和优秀的表演才能又让所有矛头齐指萧峰。当阿朱刺探杀害萧峰父母的带头大哥时，她却巧妙地移祸段正淳以报私人的“情仇”。后来康敏用毒药麻翻了段正淳后，一边鲜血淋淋地一口一口将肉从段正淳身上咬下来，一边咬一口叫一声“段郎”。叫得那样甜蜜而令人销魂，叫得又那么让人心惊肉跳。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没有做上镇南王妃而已。康敏外表的美丽、聪慧和内心的残忍、狠毒的极大反差，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和现代意义。康敏是“反侠义”典型的个案。 三、爱情意识 “爱情意识”也是“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武侠小说中“侠”的爱情的经常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种必然结果。“爱”是“侠”内心世界的真实体现，更是“侠”内心世界的典型外化。其实，“侠”的资格即源于“爱”，倘若“侠”没有“爱”，我们怎么还能渴望他们的“仁”和“义”呢？“爱”的范围十分广大，有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但尤以“爱情”为典型，因此以“爱情意识”写侠的“爱”，虽然有失偏颇，但确可窥其一斑。 金庸不仅在他的小说里为我们描绘了生动曲折感人的故事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而且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各样的爱情。“金庸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已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25】在爱情面前，男女双方可以抛弃地位、权力、金钱和家庭，可以置世俗观念于不顾。例如，郭靖为了和黄蓉在一起可以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赵敏爱上了张无忌，可以抛弃郡主的身份，背叛自己的家庭和民族。杨过和小龙女相爱，可以顶住理学中“师徒”名分上的压力。胡一刀找到了意中人而置大笔的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26】 同样，金庸在《天龙八部》中也为我们塑造了许多执着追求爱的人物形象和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段誉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见一个爱一个，可实质上，他爱的是王语嫣一个人。“段誉就是个大违常理、莫名其妙的痴子，也只有这样的痴子，才可以有这样纯洁而毫无私心的爱。那不是说他爱慕王语嫣，只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完全是精神恋爱而不带一丝肉欲成分，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希望得到她，其实刚相反，他时刻都为得不到她而自怨自艾，一时肌肤相接，他又马上想入非非。但是，他特别的地方是，他怎样渴望得到她，也不许自己有半点亵渎的念头或存心占有之想，这些意念一起，他便马上自括嘴巴、自我斥责等等，忙个不了，及时把这些正常不过的‘歹念’驱逐出去：世上没有人比段誉爱得更有原则的了，他说，若真心爱一个人，务必使她欢喜，而得到她欢喜，就是最大的报酬。这些话会说的人很多，只有段誉能真正付诸实行，又真正觉得欢喜。为了令王语嫣放心慕容复不会撇下她去娶西夏公主，他竟欣然答应自己去抢了这个驸马来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段誉真的是好仁如好色，甚至好仁甚於好色。他眼见乌老大要杀害七八岁女童摸样的童姥，而慕容复又拒加制止，他激於义愤而出手，叫道：‘王姑娘，你就算骂我，我也是要去救她的了……’对段誉来说，世上有甚么事比逆王语嫣之意更为难？王语嫣正好与段誉是一双；她爱表哥的痴心和毫不加以掩饰的模样，就如段誉爱她一样。她终於对慕容复死心而接受段誉的爱，态度亦丝毫不改：一般的坦白得不像寻常女子，一般的毫无保留、十分坚决。她对表哥是自小的英雄崇拜，对段誉是从感激生情，她对慕容复的感情，与段誉对她的感情相似，而她对段誉之情，却比段誉对她的情接近常情得多了。”【27】 与段誉的爱情不同，虚竹的爱情是先“欲”而后“爱”。然而这恐怕也是唯一解决虚竹爱情的方法了。佛教的戒律在虚竹心中根深蒂固，像段誉那样精神上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甚至可以说没有发生的基础，而只有通过解决生理上的欲望来唤醒其内心中的“情”的休眠。虚竹爱的方式与《牡丹亭》里的杜丽娘爱的方式相似，只不过杜丽娘是在“游园”之后，梦中有了“欲”。这其实也是人类最原始，同时又是最纯粹的爱的方式。这与“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是形式上的不同，旨归上是相同的，两种方式难分轩轾。 “《天龙八部》仿佛在说，人世充满苦恼，但这些苦恼，其实是人们受种种感情缚束所致。”【28】天山童姥和李秋水同爱着她们的师兄弟无崖子。因为争夺无崖子的爱而反目为仇，相互戕害。天山童姥被李秋水害得终身畸形，而李秋水又被天山童姥毁去了容貌。怨毒，让她们相互攻击或说是复仇，以致于她们各自营建自己的堡垒——灵鹫宫和西夏皇宫。在恩怨积淀了几十年后，终于导致了最后的火拼而同归于尽。当天山童姥临死时发现师弟无崖子所爱的不是李秋水时，难以抑制内心的惊奇和欢喜，大声呼叫：“不是她！不是她！”天山童姥的死，成就了李秋水的胜利，可是她发现画中的人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小妹时，成功的喜悦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茫然和失落，于是她连声惊呼：“是她！是她！”最后她“突然叫道：‘师姊，你我两个都是可怜虫，都……都……教这没良心的给骗了……’”【29】她们的爱是悲剧的终结，因为对方根本不是自己的情敌，只因为爱而仇恨了一生。 天山童姥和李秋水并不是“侠”，她们的爱也非“侠之爱”，然而她们的一生的爱却说明了“爱”的方式不应该是怨毒和仇恨，而应是爱的博大与纯真。生命的短暂与爱情的深邃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而爱的幸福与悔恨又是爱自身的统一。萧峰的爱情就是这种，是典型的“侠之爱”。 我读金庸的小说，有四个场面最令我感动，并且多次流下了眼泪。其一是《天龙八部》中的“阿朱之死”，其二是《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之死”，其三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翠山夫妇自刎”，其四是《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之死”。四个场景中尤以“阿朱之死”为最，这不是因为萧峰是大英雄和阿朱的美丽可爱，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真情。 金庸将阿朱的死安排在雷电交加的夜晚，类似于《雷雨》的场景，很有感情的冲击力。当萧峰亲手打死阿朱时，“只觉自己四肢百骸再无半点力气，不由自主跪了下来，抱着阿朱的双腿。”萧峰听到阿朱问自己是否恼她，他“大声道：‘我不恼你，我恼我自己，恨我自己。’说着举起手来，猛击自己脑袋。”这是极度悔恨下很自然的反映。当阿朱请求他“不可损伤自己”时，爱情显得如此纯洁、伟大。那么爱情究竟是什么呢？阿朱代段正淳受了萧峰一掌，其实不完全是甚至根本不是因为父女之情，而是要告诉萧峰“一个人失手害死了别人，可以全非出于本心。”【30】这是爱情里面蕴含的浓浓的深情。 萧峰抱着阿朱，根本无法接受她已经永远不会再活过来的事实。他内心是绝望的，痛苦的，渴望以死来得到解脱。萧峰抱着阿朱，“浑不知身在何处，脑海中一片混沌，竟似是成了一片空白。”【31】他四处狂奔，嘶声哀号；还无数次往阿朱体内输入真气，渴求奇迹的出现。然而，“阿朱总是一动也不动。”他接受了阿朱已死的事实，要把自己和阿朱葬了。当知道仇人不是段正淳时，终于抛却了死亡的念头。他知晓一切是误会时，“出神半晌，蓦地里伸出手来，拍拍拍拍，猛打自己耳光……只见萧峰不住的出力殴打自己，每一掌都落手极重，片刻间双颊便高高肿起。”【32】以致于“萧峰的脸颊由肿而破，跟着满脸满手都是鲜血，跟着鲜血不断的溅了开来，溅得墙上、桌上、椅上……都是点点鲜血，连阿朱身上、墙上所悬着的那张条幅上，也溅上了殷红色的点点滴滴。”【33】痛苦，悔恨，使“眼泪从他血肉模糊的脸上直滚下来，泪水混和着鲜血，淡红色的水点，滴在阿朱惨白的脸上，当直是血泪斑斑。”【34】 “他抱起阿朱的尸身，走到土坑旁将她放了下去，两只大手抓起泥土，慢慢撒在她身上，但在她脸上却始终不撒泥土。他双眼一瞬不瞬的瞧着阿朱，只要几把泥土一撒下去，那便是从此不能再见到她了。”【35】“萧峰跪在坑边，良久良久，仍是不肯将泥土撒到阿朱脸上。突然之间，他站起身来，一声长啸，再也不看阿朱，双手齐推，将坑旁的泥土都堆在她身上脸上。”【36】正是萧峰的痴情，才使他成为有血有肉的真的英雄。 萧峰对阿紫的纵容和迁就是因为他内心对阿朱深深的内疚。即使阿紫不把阿朱的名字挂在嘴边，进行所谓的感情勒索，不为阿朱临死时的委托，萧峰也会那样做。他只有通过努力地付出，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使自己内心得到安慰。对他来说，付出越大，他内心的安慰也就越大，内心也就越平衡。 萧峰对阿紫最好的时候是阿紫想留他在身边，暗算萧峰而受重伤的时候。对萧峰来说，几乎是阿朱悲剧的重演，于是爱和内疚，使他竭力做出补偿。 阿朱在萧峰心中的地位是神圣的，并不只是因为阿朱的好和萧峰的痴情，而且还因为萧峰负了阿朱，对不起阿朱。于是阿朱永远活在萧峰心中。阿紫的身上承受着萧峰双重的爱——对她的关爱和对阿朱的爱，因为萧峰看到了阿紫，就等于是看到了阿朱。也可以说是阿朱活在萧峰心中，但是阿紫的存在使阿朱的形象在萧峰那里具体化了。只要阿紫在他身边，就好像是阿朱在他身边。这怎能不使萧峰对阿紫纵容、迁就呢？ 我们总体上讨论了“侠”中的“民族意识”、“侠义意识”和“爱情意识”。这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与价值，被金庸批判地继承下来，并借助于武侠小说这一通俗的模式诉诸文本形象。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里面的价值取向总体上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革新。 我们姑且不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和写作技巧上的现代手法以及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提炼，单从他对“侠”这一概念的阐述和诠释来看，就是其他武侠小说难以比肩的，当然我不是说其他武侠小说中没有爱情，没有英雄，没有侠客。“侠”的解释含混而博杂，若一不小心就解释成了强盗和流氓，所以什么是“侠”，对于武侠小说的作家尤为重要。 金庸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作家，这体现在对文本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的追求上。“金庸小说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于它在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认同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也就是说，阅读金庸小说易于唤起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易于将民族文化的遗传内码转换为直观可感的形式，使我们在审美状态中深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37】 注释： 【1】【4】【5】【6】【7】鲁德才：《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论古代文化观念中武侠性格的变迁》。 【2】（明）顾炎武：《日知录》，洛阳：中州古籍出版社，1900年版。 【3】（清）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4年版。 【8】吕晓明：《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审美内涵》，原载《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01期。 【9】郑振铎：《论武侠小说》，原载《郑振铎全集》（5），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10】【11】丁国旗：《这是金庸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读孔庆东<金庸评传>》原载文化研究网。 【12】陈世骧1970年11月20日致金庸信，转引自：严家炎，《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原载《山西大学学报》 2004/01。 【13】吕进、韩云波：《金庸“反武侠”与 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 【14】【15】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原载《文学视界》。 【16】吴蔼仪：《金庸小说的情——民族感情》，原载《文学视界》。 【17】同上。 【18】江威：《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06。 【19】同上。 【20】同上。 【21】严家炎：《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原载《山西大学学报》 2004/01。 【22】金庸：《天龙八部》，《金庸作品集》，广州出版社，2002-12出版。 【23】同上。 【24】同上。 【25】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原载严家炎先生的论文集《金庸小说论稿》。 【26】金庸：《雪山飞狐》，《金庸作品集》，广州出版社，2002-12出版。 【27】吴蔼仪：《金庸小说的情——男女之爱》，原载《文学视界》。 【28】吴蔼仪：《金庸小说的情——仇恨之心》，原载《文学视界》。 【29】金庸：《天龙八部》，《金庸作品集》，广州出版社，2002-12出版。 【30】同上。 【31】同上。 【32】同上。 【33】同上。 【34】同上。 【35】同上。 【36】同上。 【37】冷成金：《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原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1。 参考资料： 【1】（明）顾炎武：《日知录》，洛阳：中州古籍出版社，1900年版。 【2】（清）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4年版。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12出版) 。 【4】金庸：《金庸作品集》，广州出版社，2002-12出版。 【5】吴蔼仪：《金庸小说的情——一夜夫妻百夜恩》，原载《文学视界》。 【6】王立：《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意象母题的文本来源》，原载《山西大学学报》2005/01。 【7】吴蔼仪：《金庸小说的情——男女之爱》，原载《文学视界》。 【8】严家炎：《金庸严家炎答问录》，原载《文艺报》。 【9】吴蔼仪：《金庸小说的情——兄弟朋友》，原载《文学视界》。 【10】吴蔼仪：《金庸小说的情——民族感情》，原载《文学视界》。 【11】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原载《文学视界》。 【12】寇鹏程：《金庸小说作为大众艺术六论》，原载《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 。 【13】鲁德才：《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论古代文化观念中武侠性格的变迁》。 【14】吴秀明、陈洁：《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原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 。 【15】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原载《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首版）。 【16】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原载严家炎先生的论文集《金庸小说论稿》。 【17】赵毅衡：《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原载《文学视界》。 【18】曾晓峰：《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的新变》，原载《华文文学》2006 。 【19】邵 明：《后现代性复调话语营造的诗学狂欢——金庸小说论》，原载《华文文学》2003年第6期。 【20】杨春时：《金庸、琼瑶小说的传播与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原载 文化研究网。 【21】吕进、韩云波：《金庸“反武侠”与 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 【22】林保淳：《金庸版本学》，原载《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3】江威：《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06。 【24】林以亮、王敬羲、陆离：《金庸访问记》，原载《热血古龙》。 【25】胡小伟：《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原载《嘉兴学院学报》。 【26】严家炎：《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原载《中华读书报》1998.11.11。 【27】吴蔼仪：《金庸小说的情：总论——“情”与金庸的价值观》，原载《文学视界》。 【28】吴蔼仪：《金庸小说的情——仇恨之心》，原载《文学视界》。 【29】吕晓明：《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审美内涵》，原载《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01期。 【30】李欧义：《武侠小说关键词（二）》，原载《博览群书》2007-6-7。 【31】宋伟杰：《民族国家•个人身份•历史记忆——论金庸小说的胡汉恩仇》，原载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网站。 【32】郑振铎：《论武侠小说》，原载《郑振铎全集》（5），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33】胡小伟：《雅的这样俗——关于王朔质疑袁博导的逻辑》。 【34】冷成金：《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原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1。 【35】田智祥：《英雄传奇与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原载《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36】邓集田：《异元批评和过度阐释——金庸小说研究与批评中的两种常见现象》，原载《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7卷。 【37】王立：《新武侠：超越传统的复仇模式》，原载《浙江学刊》199902。 【38】严家炎：《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原载《山西大学学报》 2004/01。 【39】丁国旗：《这是金庸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读孔庆东<金庸评传>》原载文化研究网。 常俊曙 思与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