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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前、中叶近半个世纪的明清易代之际，这一中国历史上又一大动荡时期，有个奇特的景象，即出现了足令后世震惊的所谓忠义与叛贰的两大人群。有人说这些人是忠明者与叛明者，按清朝乾隆皇帝弘历以忠君与否来判定，即忠臣与贰臣。虽然这都不是准确的概括，但我们还是沿用“忠”、“贰”这一习惯提法。如何认识和评价忠与贰大量涌现这一历史现象，是当前人们十分关注而未能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虽然目前对这两大人群已出现了迥然不同的评价，但也多是各说各的理而少有交锋[1]。对明清之际忠贰问题的探讨并非小事，它关系到重大理论问题的认同和严肃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导向，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不可含糊，不可漠然置之。笔者本着真理愈辩愈明、论辩是深化认识的最好方式的理念，谨此有针对性地阐明观点，并与热情颂扬背明降清的“贰臣”及否定、贬斥抗清志士的苏双碧先生等进行商榷，愿抛砖引玉，热切希望术学界关注此事，以期将此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一 明清之际忠贰现象的历史回顾 明清易代或称明清鼎革之际，指的是明与清政治军事较量的一段时间，它长达半个世纪，大体说来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戊午，1618年）脱明独立的后金向明朝发难，大举进攻抚顺开始，至明遗臣张煌言被俘杀的康熙三年（1664年）止，共四十六年。其间抗清的“忠义”人物与背明降清的“贰臣”纷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其背景不同，各自精神面貌及表现不一，影响亦不一。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后金兵突袭抚顺之役，明抚顺千户所游击李永芳临阵投降，开了明朝现任职官背叛降敌成为贰臣的先例。自此之后，贰臣便陆续出现并效命清廷。据乾隆年间敕编而成的《贰臣传》及《逆臣传》两书所载，此间背明降清的贰臣共一百三十六人，当然这是清朝钦定的，而实际上不止于此数。然而忠义亦不绝如缕，甚至比贰臣更多。就在后金兵以突袭手段攻陷抚顺李永芳不战投敌之际，守备王命印却“不降”而“死之”。明广宁总兵张承胤闻讯率兵征讨遇伏阵亡兵败，形势危殆之时，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本突围以出，因见失主将，乃奋不顾身，复陷阵以死[2]。而随颇廷相在军中的其长子颇重光“闻父战殁，奋勇纵铁骑直捣重围，父子同时陷白刃”[3]。其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的大义行为首开了明清对峙时期的忠义记录。从此忠义人物便前仆后继，大量涌现，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壮烈赞歌。据清康熙间徐秉义撰《明末忠烈纪实》一书中所收明清对峙时因抗清而死的义烈近三百人。清初屈大均撰《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书仅收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1628年-1662年）因抗清而死事的人物即达三百余人。近人孙静庵撰《明遗民录》一书所收拒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而守志不屈的明遗民有八百人。而乾隆年间敕编的《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书所载，于明清对峙的全过程中因抗清不屈而壮烈死难者更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足见明清之际忠义人士之多。 忠义与叛贰两大人群同时出现，成为明清易代之际的一大奇观。两者的表现截然不同，其出现也各有不同背景。 背明降清的贰臣之出现大致可分如下一些情况。 临阵穷蹙，贪生怕死，被动而降者。这部分人原未欲降，且一直战斗在抗清的第一线，因战既不胜，见危难临头，为了活命便倒戈屈膝向清投降。按乾隆帝弘历所言是“畏死幸生，觍颜降附”[4]者。当年李永芳在后金兵突袭抚顺并以云梯登城时，见事不可为，便不再反抗，“始着袍服，乘马出城来降”[5]，即是其例。这是清入关前明臣成为贰臣的一种常见方式。这些人投敌之后便为新主子效命，反戈面对自己的同胞，他们的行动绝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其给国家人民民族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在败坏社会风气、瓦解人心、损坏人们精神防线，造成思想混乱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点，清统治者也十分清楚。梅勒章京张存仁在向皇太极上奏建议收降被俘的洪承畴时曾指出，如招降洪“酌加任用”，则会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之臣，闻之气夺”[6]。这类人中较为突出者还有鲍承先、马光远、祖大寿、洪承畴等。 鲍承先，山西应州（今应县）人，官至副将，曾率兵分汛驻守沈阳，当后金兵挺进辽沈时，他不战而逃，退守广宁。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初，西平堡战事危急，他奉命赴援，当主将战死时，乃“败奔”。及后金兵进占广宁，他“窜匿数日”后，见走投无路，便随众出降[7]。马光远，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官至建昌参将，当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年），后金兵毁边冲入内地一举攻下永平等四城时，便“率所部投诚”，随即派人潜入北京，“迎取其母及兄弟家口”[8]。 祖大寿（？-1656年），辽东宁远（今辽宁兴城）人，官至前锋总兵挂征辽将军印，奉命驻守锦州。于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督兵修筑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城，城工未竣，即遭后金兵包围，城小人众，突围不成，形势窘迫。后金汗皇太极一再下招降书，大寿不为所动。九月明廷所派四万救援兵，竟全军覆败于大凌河城下，监军兵备道张春等被俘。十月，面对城中形势愈加险恶，祖大寿遂决定献城投降，并执杀坚决反对投降的副将何可刚于城外后金军之前。随即率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润等副将、参将三十余员献出大凌河城投降。并于降后向皇太极献策：纵还大寿入锦州，令其献城。被采纳。然而祖大寿既回锦州，这块自己多年来经营之地，便不再返回。任凭皇太极如何致书遣使，祖大寿亦一概不应。从此一去就是十一年。直到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年）初，清以重兵围困锦州。八月，明廷以锦州危殆，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三万赴援，不料反被困于松山城。次年二月，明军溃败，松山陷落，洪承畴被俘。时锦州已被围一年，外援尽绝，粮竭食人，祖大寿战守计穷，乃大惧。为保全性命，遂遣人赴清营“引罪”，随即“率众诣军营，叩首献城”[9]，“力屈而降”[10]。再次降清。 洪承畴的背明降清则是震惊朝野的一件大事。洪承畴（1593年-1665年），福建南安人，万历进士，累官至陕西三边总督，晋兵部尚书，曾以镇压农民起义有方而声名大振，深得崇祯帝信赖。崇祯十二年改蓟辽总督，十四年三月，以锦州被清兵围困年余，祖大寿告急，乃奉命率八总兵官共十三万步骑兵赴援，进次于锦州城南之松山堡。然而所督诸部一再出兵而屡战屡败，迨至八月，锦州之围未解反被困于松山城中。洪数谋突围不果，精锐损失殆尽。至十二月，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不敢成队而出，只有坐困城中。次年二月，副将夏成德叛变内应献城，松山城破，洪承畴成了清军俘虏，被押赴盛京[11]，囚禁于朝鲜北馆[12]。虽然有记载说洪承畴被囚时，曾“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皇太极“命诸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13]。“延颈承刃，始终不屈”[14]。但实际的情形却是，他“欣欣自得，侥幸再生”，为被俘未死而庆幸。明降臣梅勒章京张存仁就此情形上奏皇太极时指出，此刻洪承畴的这种状态表明了他，“是能审天时，达世务，仰慕皇帝为天授福德之真主”。所以张建议：“洪军门既幸得生，必思效用于我国，似不宜久加拘禁，应速令薙发，酌加任用”[15]。就在张存仁建议不久，即洪承畴被俘两个月后的五月初四日，洪即薙发。次日，“跪大清门外请罪”，旋“三拜于廷，九叩头”，正式降清[16]。 为一己私利而主动背叛投降者。这些人虽为明朝的职官，负有重任，但往往以个人生死为重，甚至私欲膨胀，把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抛于脑后，为一己之私利，不择手段，悖情悖理。这些人的最大特点是叛卖，比被动而降者的直接危害更大。由于他们的行动，往往造成大失败、大混乱、大灾难，给国家、人民、民族，乃至同胞、亲人，造成直接祸害。如果说前述被动投降者，还曾出于对国家、民族的一些责任感，尚有尽职之心，并曾努力坚持之，当其坚持不住而最终背叛时多少有些藕断丝连的遗憾，而对这些人来说则一概皆无了。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正是以牺牲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损害社会和他人性命为代价方能达到。所以他们为了投降，也就是为了一己私利的实现与保全，便不惜赤裸裸的叛卖，丢弃正义与良知，甚至一切常人的情感，向邪恶屈服，而助纣为虐。其代表人物有孙得功、夏成德、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许定国、马得功、郑芝龙、孙可旺等。 其中孙得功，生卒年不详，辽东人，本为广宁巡抚王化贞中军游击，深得王化贞的信任，为王的心腹。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兵攻入辽沈，在攻下沈阳、辽阳之后，兵锋直指广宁（今辽宁北宁）。当广大军民正积极准备抵抗来犯的后金兵之时，孙得功却惑于后金招降政策而“阴通永芳”[17]，“潜降”于后金，他“欲生擒化贞以为功”[18]，除遣人向后金密报军情外，于广宁城内散布谣言称后金已兵临城下，一时间弄得人心恐惧，“城中大乱”，惊惶不已的王化贞未辨真假，便率随从丢弃广宁，“踉跄走大凌河”[19]，顿然间广宁成了一座无防之城。孙得功于是与其他降官一道，“纠庶民，执伞举旗备轿，击鼓并吹喇叭、唢呐、箫，至一里外，跪迎谒见”努尔哈赤[20]，广宁城遂轻易失守。松锦大战中献松山城的副将夏成德，广宁人，当其见松山援绝，突围无望之际，便“自城内遣其内弟景梅诣军营纳款，往返者四，并以子舒为质”[21]，遂与清兵约定献城的时间、地点与方式。清军如约而至，夏率步卒内应。当其行动被他将发觉时，清兵已登城完毕，松山陷落，洪承畴等将士除少数被生擒外，多被屠戮，祖大寿闻讯乃献锦州投降。至此，明于松锦之战中彻底覆败。 孔有德、耿仲明的叛明降清更是为实现个人欲望而逞兵肆虐，荼毒并震惊社会的一个大举动。孔有德（1602年？-1652年）及耿仲明（？-1649年），二人均系山东籍，早年于辽东投身军旅，参加抗击后金的斗争，以骁勇善战，深得明东江总兵毛文龙的器重，而皆官至参将。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毛文龙被督师袁崇焕诱杀，二人以继摄东江事者难以共事，乃跨海投奔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处，受重用，孔被授步兵左营参将、耿被授中军参将。然而孔有德所部军纪涣散，引起地方军民共愤。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孔有德奉命率兵援辽途中，于吴桥（河北今县）地方发动兵变，大肆杀掠后，返回登州，驻军城外。次年正月，耿仲明与之里应外合，占据登州，孔号都元帅，耿号总兵官，随即攻城略地，“破坏各处地方，扰乱山东”[22]，与朝廷抗衡而残凌百姓为害一方。明廷派军镇压，双方展开激战。六年（天聪七年，1633年）二月，孔、耿二人于被困半年之久的登州突围而出，漂泊海上。四月，无路可走的孔、耿乃向老对手后金递降表，立获接受。二人率众投降，遵命薙发后，受到后金汗皇太极的破格礼遇。孔被授以都元帅、耿被授以总兵官，均各领其兵，安插于辽阳，“分给田宅”[23]，“遍发米薪”，“复赐裘马”[24]并“量口给足”[25]。对此二人感激涕零，决心报效。七月，二人奉命率军随贝勒岳託攻打明朝的抗击后金的据点旅顺。二人率领所部冲锋在前拼命猛打，激战七日，当明朝守军火药矢石俱尽时，乃登岸夺下旅顺。随即实行大屠杀，孑遗不留，将明朝旅顺守兵及其家眷老幼全部杀害。彻底除掉了明朝在辽南大陆上的最后一块抗击后金的基地，为后金解除了南顾之忧，立下了叛明降清后的第一功。孔、耿不仅以所率的精锐火器兵充实了后金的兵力，更于每战中冲锋陷阵不遗余力，为摧毁明朝坚城巨垒及打击消灭一切抗清势力，大立功绩。因而深得满洲主子的赏识与信赖，命其所统之兵称“天佑兵”，崇德改元他们分别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清军入关后又改封为定南王、靖南王，成了后金——清瓦解明朝、夺取天下得心应手的鹰犬。 尚可喜之背明降清更带有几分令人惊诧的“悲壮”色彩。尚可喜（1604年-1676年），原籍山西，生于辽东海州（今辽宁海城），其青年时代正值脱明独立的后金挺进辽沈，肆行屠掠之际。其母罹难，兄嫂弟侄离散，家破人亡。可喜乃随其父尚学礼逃难于辽西，并先后从军，投身抗击后金的战场。后来父子二人同在皮岛（今朝鲜椴岛）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军中会面，时其父已官至游击，不久阵亡，可喜乃代统其兵。毛文龙死后黄龙继任东江镇总兵，移镇旅顺，尚可喜以功官至广鹿岛副将。崇祯六年七月，叛明降清的孔有德、耿仲明请后金发兵并自请为向导袭取旅顺，尚可喜闻讯救之不及，旅顺失守，黄龙战死，可喜的两位夫人投海自尽，尚家百余口人均死于此难，而在此之前尚可喜之长兄尚可进亦于守卫獐子岛同后金兵激战中阵亡。尚可喜可谓一家忠义。然而尚可喜又与继任东江总兵沈世魁发生矛盾，据说他侦悉沈“将加害”[26]于他，于是长叹道：“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戮乎！”[27]于是他在人生道路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毅然丢弃已坚持十余年的抗击后金的事业，决定叛明投金。十月，乃秘密派出心腹持书赴后金乞降。并于次年正月，向沈世魁发动突然袭击，执其所部将领，一举攻占广鹿、大小长山、石城及海洋五岛，遂于二月携带数千官兵弃岛登岸，投降后金，受到热烈欢迎。遂奉命于海城安置部属家眷，并获赐大量马匹、田宅、耕牛、衣食、器用以及奴仆。四月赴沈阳朝觐，皇太极授其为总兵官，令仍统所部，驻札海城，并赐号“天助兵”。从此接受后金驱使频频出战，攻打明朝，为新主子效力。崇德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元称帝，尚可喜被封为智顺王。次年四月，在率部从侵朝鲜班师途中，奉命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从海上以舟师猛攻皮岛，遭到了明朝军民的殊死抵抗，激战七昼夜，明东江副将金日观及储副将、屈游击等数十员将领皆战殁于阵，士卒死伤万余，皮岛陷落。先是，清遣使致书招总兵沈世魁，世魁坚拒之，及鏖战失败，即焚仓粟，乃携家登舟走石城岛，旋石城岛失守，沈被俘不屈遇害[28]。明朝设在辽东沿海的最后一个抗击后金的战略基地从此丧失。尚可喜以对清竭诚报效的表现，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获得了清统治者的愈加信赖。清兵入关后尚可喜被改封平南王，成为清朝打天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吴三桂（1612年-1678年），辽东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人，生长于军事官僚家庭。其父吴襄官至辽东团练总兵，其舅父祖大寿官锦州总兵，挂讨虏将军印，他们侄辈成群，家兵家将众多，形成了朝廷倚重而威震一方的明末辽东封建军事集团。成长于这个背景下的吴三桂自幼投入戎伍，随父、舅征战，练就了文韬武略，以“勇冠三军”[29]著称，深得当时的权贵所赏识而仕途顺畅，崇祯十二年（1639年）即代其父为辽东总兵，时年二十八岁。他虽然身负重任，一直统兵奋战在抗清第一线，然而却并不为国家尽心，而是时时处处考虑如何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势力。十四年八月，明清松锦大战中，被困在松山的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决定冒险突围，然而部署停当，未待令下，参与此战的吴三桂却紧随总兵王朴之后率部奔逃，跑回宁远，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却完全打乱了洪承畴的计划，使其陷于绝境，终致溃败。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吴三桂获封平西伯，同时接到立即撤兵宁远火速赴京勤王之旨，他为避免与声势正盛的大顺军交锋，不顾京师安危，率军民五十万迟迟其行，十六日至山海关，二十日方抵丰润。得知京师已于前一日为农民军攻下，便又急速回师山海关，观望形势。旋为李自成“父子封侯”[30]的招降所动，乃“欣然受命”[31]，于四月初率军数万前往北京投靠大顺政权，并张贴告示称：“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恐”[32]。然行军至永平，忽闻父吴襄因被追赃受刑将死，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掠去，不胜发指，大怒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33]于是“痛哭六军俱缟素，冲霄一怒为红颜”[34]，乃立即回师突袭大顺守军，夺回山海关，斩李自成所派使节，与大顺政权决绝，从而招致李自成亲率大军前来征讨。当此紧急关头，吴三桂乃作出足令举世震惊的政治决定：向其抵抗十余年的不共戴天之敌的清人“泣血求助”，派出使者请求清廷“速选精兵”，前来平乱。以“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并保证“将裂土以酬” [35]。清军统帅多尔衮得报喜出望外，绝不理会吴三桂的“直入中协、西协”，即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内地，直接同农民军交火的规定，而是统率大军长驱直入兵临山海关，并于二十二日，在吴三桂的亲自导引下，如英雄凯旋般地率大军从容进入关内。实现了自努尔哈赤、皇太极数十年来梦寐以求企图进关而从来未能迈入一步的心愿。多尔衮既被请入便反客为主，迫令吴三桂薙发，指挥其与农民军开战。吴三桂一一照办，进而接受清朝平西王之封，随即奉命统兵向农民军、向一切抗清军民，以及接续明朝正统的南明政权大挥屠刀，死心塌地地做为清朝的鹰犬，终于成为清朝推行虐政和镇压一切反抗它残暴统治及夺取全国政权的得力干将。 郑芝龙（1604年-1661年），福建南安人，海盗出身，崇祯元年（1628年）被招降，累官至都督总兵官。南明弘光立，封南安伯。弘光政权覆亡，乘各阶层民众强烈要求抗清的形势，与胞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称帝，建隆武政权，成为开国元勋，为隆武帝所倚重，晋封太师、平国公，手握大权。虽然隆武帝慨然有中兴大志，决心统众抗清，对郑芝龙寄予厚望，然郑芝龙却绝不以此为意，他拥兵擅权，大卖官爵，横征暴敛，不仅绝不为朝廷谋恢复，却一再阻挠、破坏隆武帝的抗清部署。致使隆武政权坐困福建，毫无作为，丧失了一切发展的机会。郑芝龙更沉迷于清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许以破闽为王的诱惑，乃暗中送款[36]，尽撤守关将士，使浙闽数百里防线虚无一卒[37]，致清兵长驱直入，一举倾覆隆武朝。使全国大好的抗清形势遭到严重破坏。郑芝龙自以为瓦解了隆武是为清朝建立了大功，定会获得显赫封赏，遂决定率部众投降，不料招致众将领的一致反对及其子郑成功的痛哭进言极力劝阻，但其降志已坚，不顾一切忠告，乃选五百人随从，离驻地安平只身赴福州投降。而事态的发展却为他始料所未及。他被挟之北上进京后，虽被封爵至同安侯，然因屡屡奉命招降其子成功之失败，被定以潜通教唆罪，革爵下狱流放宁古塔，并终被定以谋叛罪族诛于北京。 出卖南明永历朝的孙可望之作用不亚于郑芝龙。孙可望（？-1660年），陕西延长（一说米脂）人，农家之子，少时投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称帝建立大西国，被封为平东将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并称四将军。张献忠牺牲于抗清战场后，被众人拥为首领，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以平息土司叛乱之机，率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宣称匡复明室，与明臣共同联合抗清。四将军既据昆明，同时称王，乃重建大西政权。发展生产，澄清吏治，出现一片繁荣景象。称平东王的孙可王虽被称为国主，但四王并大的局面令其不安，为独自尊大，他向永历朝邀封秦王。被拒后，他施展暴力，二年后终于获得。并将永历帝控制在手中，欲行篡位。然同李定国等人矛盾加剧，终至分裂。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贵阳的孙可望获悉李定国已迎永历帝至昆明，乃怒火万丈。遂于次年八月，亲统数十万大军，进犯云南。因部将对其挑起内战十分不满，于阵前倒戈。他兵败交水（今沾益）后，于是彻底抛弃大西军的抗清事业，十月，仅率二十几员将领及数百名兵卒赴长沙降清。他尽吐永历朝虚实[38]，“以雪望深仇”[39]，并奏请发兵进取西南，愿“偕诸将进讨”，以“效奉国初心”[40]。由于孙可望的叛卖，永历朝的底细全部暴露，而最终被清朝消灭。 大势所趋，积极投降者。这些人主要出现在清兵入关之后。清朝进据北京，入主中原，君临天下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出仕新朝的“贰臣”，这些人在《贰臣传》中占绝大多数。这里情况复杂，不仅各自降清的背景动机不同，徒手文臣与统兵武将有别，而南北情况更是迥然不同，故因人而异。以顺治元年、二年降者为最多，文臣武将皆有，其中有主动迎降者，如宋权、李若琳、曹溶、谢陞、金之俊、吴惟华、龚鼎孳、卫周祚、柳寅东、孙承泽，以及陈之遴、陈名夏等一大批人。有被荐举或征召书下而欣然前往降服效命者，如冯铨、张萱、任浚、高光斗、党崇雅及王永吉、李建泰等。还有统帅武装不战而屈，率领全军将士主动缴械投降者，如顺治二年四月，清军南下时，明总兵李成栋率军于徐州、东平侯刘泽清率兵二千于淮安、提督李本深率兵十三万于江北投降，随即接受清人指挥，渡江参与镇压一切抗清斗争。五月清豫亲王多铎麾师兵临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允爵、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率文武百官于郊坛门外，“奉舆图册籍，冒雨淋漓，褰裳跪道旁”[41]投降。其所统军队二十三万八千将士不战同时降清。闰六月，左良玉之子左梦庚于九江率十七万将士迎降，同月，明安庆副将马进宝（马逢知）亦于九江率众不战降清。由于这些人的投降不仅壮大了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阵容，充实了军队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清朝的实力，更在精神思想方面起了导向作用。其中北京降臣颂扬清朝的“义高千古”，南京下后，赵之龙、钱谦益为讨好清朝所发传檄四方之檄文称颂清朝：“讨贼兴师”，“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号召天下“投诚归命”[42]，其迷惑与瓦解人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忠义人士的出现大致有如下一些情形。 临难不苟，勇斗凶残，杀身成仁，为国捐躯者。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忠：忠于国家、忠于职守，他们不论是在履行职责的岗位，或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或事起仓促抗击强暴的斗争中，大义凛然，牢记肩负的使命，不畏险恶，刚毅坚定，赴汤蹈火，敢于舍己，勇于献身。前述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后金攻陷抚顺之役，王命印被俘拒降被害，颇廷相、梁汝贵当闻讯主帅张承胤中敌埋伏，乃冲入敌阵而死是这种情形，尔后，后金兵进犯清河，守将邹储贤、张沛拒绝诱降，率众抵抗，城亡与亡，萨尔浒战役中刘綎、杜松率众陷阵而死，袁应泰与辽阳城共存亡，满桂于京畿英勇抗敌以身报国，孙承宗合家死难于高阳，卢象昇于巨鹿贾庄奋战殉国，史可法坚守扬州英勇献身，左懋第不辱使命喋血北京，袁继咸被执送北京不惑于百般诱降而尽忠尽节，黄道周自请率众奔赴战场兵败被俘后于南京凛然就义，何腾蛟于长沙蔑视凶敌不屈死难，瞿式耜、张同敞坦然自若尽忠职守、尽忠道义于桂林，等等，也无不是这种情形。其中： 史可法（1602年-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顺天府大兴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崇祯元年进士，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七年初，闻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发展迅猛，京师危机，拟率师勤王北上。四月初一日，乃会合诸同僚传檄天下，随即率师至浦口。因饷绌未发，旋北京陷落，崇祯帝自杀凶信至，乃缟素发丧，并与众臣议立新君。南明弘光帝立，被命为大学士。旋被排挤出朝，督师扬州。然仍以大局、国事为重，认真布战守，修兵备，竭力调和诸镇将间、兵民间之关系，准备北伐。时清兵已入主中原，并觊觎江南，摄政王多尔衮来书，责其立弘光帝为非法，宜劝令削号归藩。并称如“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声言“兵行在即，南国安危，在此一举”[43]。威胁利诱，咄咄逼人。史可法回书不屈，拒绝多尔衮之要求，决心忠于明朝，光复旧物，并表示“鞠躬致命，克尽臣节”[44]，一死以报国。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兵南下，乃率众浴血奋战，坚守扬州。城破被执，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引与坐，劝之降，以洪承畴为比”，“百般劝谕，终不从”[45]，乃遇害。 左懋第（1601年-1645年），字仲及，号萝石，山东莱阳人。幼年时即以忠孝自励。崇祯四年进士，由知县歴官至户科给事中。忠耿敢言，勇于任事，痛陈时弊，不畏强暴。十七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立，任兵科都给事中，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徽州等地。七月，受命以兵部右侍郎，兼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充正使，率员北上与清议和。行前上疏朝廷，建议加强战备，不可惑于和议，指出“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46]。既至北京，清方只字不提议和事，始凌辱，继劝降，乃据理力争，绝不为所动。十一月，于南返途中，被清廷追回拘禁。坚拒明降臣洪承畴、李建泰等之轮番劝降。次年五月，南京陷落，闻讯乃痛哭不食，题诗于壁曰：“峡坼巢封归路迥，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47]清廷再颁薙发令，逼其薙发，坚不肯，乃曰：“我头可断，发不可断。”[48]遂被捕入狱。旋铁锁拥入清廷内朝，摄政王多尔衮数其罪并逼其降。乃“辩对侃侃，终不屈，惟请一死”。遇难时，“神气自若”，“端坐受刑” [49]。 黄道周（1585年-1646年），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人。精研学问，忠耿不阿。天启二年庶吉士。历官编修、右中允、少詹事兼侍讲学士，任经筵日讲官。任上不畏权势，直言敢谏，痛陈时弊，而屡遭削职为民、贬官、入狱及谪戍等迫害。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被赦还职时，乃疏请休致，拒绝出仕。南明弘光立，授吏部左侍郎、升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因不满权奸专擅，离朝而去。弘光政权覆亡，乃拥立隆武帝于福州，为首辅。积极主张北上抗清。时军阀郑芝龙跋扈妄为，痛感“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关”[50]，遂于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自请督师赴江西，因请兵请饷，而主管兵部之郑芝龙“皆不与”[51]，乃自筹兵饷，召募义勇共赴国难，共募得九千人，其中有僧人及荷锄者随其后，时称“扁担兵”[52]。于是，誓师出征，慷慨登程。十月初，进入江西，分兵三路而进，然而三路相继失败。十二月初，道周于江西婺源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江宁（南京），屡拒清人之诱降，于狱中坦然自若，“囚服著书”[53]。与同囚门人谈学论道，吟咏如常。三月初五日，遇难。临刑前一老仆请其留下数字，乃裂衣襟啮指血，书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54]。 瞿式耜（1590年-1651年），字起田，号稼轩，信天主教后，教名多默。苏州常熟（今属江苏）人。幼习诗书，有经世之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崇祯间官至户科给事中。南明弘光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南明隆武元年八月，以参与平息广西靖江王叛乱之功，为隆武帝授以兵部右侍郎。次年八月，隆武政权覆亡，十一月，与众臣一起拥戴永明王朱由榔即帝位于肇庆，是为永历帝。式耜晋为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永历元年初，清军陷肇庆，永历帝拟弃广西逃往湖广，式耜力谏之，指出“楚不可遽往，粤不可轻弃”[55]，战略重地不能丢失。劝阻无效，乃以“臣奉命守此土，当与此土共存亡”[56]，而自请留守桂林，率兵民坚守危城。并积极策应何腾蛟所督诸部抗御清兵，屡上疏谏阻永历帝出逃，力主还都桂林，整饬政治，急图进取，不纳。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桂林陷落，为清兵所执。被囚四十一日，终拒降不屈，乃遇害。刑前作《绝命词》曰：“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57] 挺身赴难，舍己为国，虽困犹斗，九死未悔者。这些人当形势极其严峻，国家、民族、人民面临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主动承担责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甘洒热血，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同凶敌斗争到底，赴汤蹈火，困而不馁，危而不怯，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其代表人物有张铨、袁崇焕、张春、鹿善继、阎应元、黄淳耀、金声、吴应箕、郑成功、陈子龙、夏完淳、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王翊、李定国、张煌言等。 其中张铨（？-1621年），山西沁水人，胸怀大志，关心国事。当其官江西道御史时，正值后金不断骚扰明边，辽东形势严峻之际。他一再致书诸当权者并上疏朝廷，分析形势，提出解决之方。他主张“先议守而后议战”[58]，对朝廷准备起用杨镐及征召全国之兵分兵四路征讨建州（后金）一事，进行了深刻分析而“策其必败”[59]，因而表示坚决反对。辽东惨败的事实验证了张铨的预见。人们从实践中终于认识到，张铨所具有的“经济才”，谓其“料敌若神”。故推荐赴辽东人选时，“廷臣推择如出一人”，纷纷荐举张铨[60]。本来萨尔浒战役惨败之后，赴辽东任职对许多人来说已成畏途。而张铨前后两任巡按已过十年，按“例，不当巡方”[61]，但朝廷斟酌再三，还是命其为任所在辽阳的巡按山东监军监察御史。旨下，“人咸为公危”[62]，张铨却欣然接旨，“授命如不及，驱车驰赴之”[63]。他迅速赶至辽阳后，做了许多加强辽东战守的努力，但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方案，特别是加强辽沈两城警戒，严管“降人”即流入辽东的蒙古难民，以严防后金间谍为内应的建议，却未被目光短浅的经略袁应泰所采纳。终致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兵挺进辽沈时，蒙古“降人数千开门应之”[64]，沈阳陷落。继而辽阳被困，危在旦夕。袁应泰见守城无望，乃召张铨及分守道何廷魁计议。袁以职责在肩，决心与城相存亡，认为张铨“无守城责”[65]，建议其趁此混乱之际，急速突围出城，退守河西，“尚可收拾余烬”[66]。并令人护送张铨出城。张铨立即说：“不可，吾奉命监军，存亡惟军是视，吾何行如之哉！”[67]“我一腔热血欲洒此地久矣！”[68]遂共同留下继续守城。然而，城终陷落，张铨被俘后，努尔哈赤百般劝降并许以高官，张铨均断然拒绝，表示：“我断不屈膝求生，辱我大皇帝之尊。”[69]努尔哈赤说：“送汝归若何？”张铨说：“兵溃城陷，何归为，惟一死耳。”[70]努尔哈赤知其志不可夺，乃下令强行将其送回署中。张铨遂在明辽东巡按署大堂之上，向朝廷所在的西南方向行八拜之礼，说：“臣不能报国矣！”[71]乃自缢而死。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通籍广西藤县人。万历进士，授邵武知县。负胆略，好谈兵，慨然以边才自许。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主事。时广宁师潰，面对后金以方张之势，所向披靡，诸将无敢言战者，而廷议退守山海关，乃单骑出阅关内外，还朝上疏言关上形势，并自请守辽。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遂超擢佥事，监军关外。助行边大学士、督师孙承宗筑宁远城，设宁锦防线，复疆二百里。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罢，高第经略蓟辽，令尽撤宁锦之兵。乃坚守宁远不撤。曰：“兵法有进无退。”“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72]十二月，晋按察使。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八旗兵猛攻宁远，乃集诸将士誓死守卫，并刺血为书激发忠义。遂万众一心，以红夷大炮击败敌兵，获宁远大捷。努尔哈赤“大怀忿恨而回”[73]。此“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潰，八年来贼始一挫”[74]之战。捷闻举国振奋。以功升辽东巡抚。遂努力实践自己 “用辽人守辽土”[75]、“以辽土养辽人”[76]之主张。更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77]之战略思想。次年，再次击败后金汗皇太极的进攻，获宁锦大捷。旋遭阉党排挤去职。崇祯元年，起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镇宁远。复辽之志益坚，决心五年“肃清边陲” ，“全辽可复”[78]。二年（1629年），诱杀“耗兵亏饷”[79]之悍将东江总兵毛文龙。旋闻后金兵分道攻入龙井关、大安口，包围京师，荼毒内地，乃“心焚胆裂，愤不顾死”[80]，紧急率师入卫。然遭后金所施反间计，被朝廷逮捕下狱，次年八月遇害。兄弟妻子流放，家被籍。其“义气贯天，忠心捧日”[81]，独遭奇祸，“竟以冤死，天下痛之”[82]。 张春（1565年-1641年）字景和，号泰宇，陕西同州（今大荔）人。举人出身。历官至永平兵备道，晋太仆寺少卿。崇祯四年奉命以监军兵备道率兵奔赴辽西，以解救锦州，于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前线与后金交战中，兵溃被俘，拒不投降，被羁沈阳三官庙凡十年。被拘期间，始终“着汉服”，“不为剃头”[83]，坚持明朝衣冠，坚守明臣气节。并积极沟通明廷与后金（清）间之议和。他认为明清议和有利于国家，所以含辛茹苦坚强地活下来，“只为讲和”，他“一息尚存，一隙之明不泯，死不瞑目者此也”[84]，这是在特殊环境下为国效忠。后议和不成，明清战争升级，他苦苦追求的希望破灭，乃绝食而死。死前留下一首《不二歌》，中有“之死誓靡它，苦节傲冰霜”，“俯仰能不愧，至大而至刚”[85]之句，以明艰贞不二、视死如归的心志。 鹿善继（1575年-1636年），字伯顺，号乾岳，北直定兴县西江村（今属河北）人，万历进士。历官户部兵部主事、太常寺少卿。天启时，大学士孙承宗督师关外，曾主动前往赞画军事，“布衣敝马，出入亭障间”[86]，“其所自矢者以复辽为职掌，所倡率者以复辽为指归”[87]，共襄抗击后金之大业。四年间恢复辽疆四百里，退敌七百里，孙承宗说：这“无一不出自伯顺经画”[88]。后因阉党专政，孙承宗去职，善继亦以病告归。崇祯间，善继被重新启用后，力荐孙承宗入朝而终获击退后金兵和收复永平等四城之功。旋以病归乡，乃里居治学并教授生徒。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清兵闯入内地抢掠，进攻定兴县城。县令请其入城助守。善继以定兴乃 “神州外障，必守无失”[89]，遂不顾无守城之责，不必冒危险，自蹈死地之劝阻，毅然前往。他自担守城重任，亲自登陴，“昼夜拮据，倡以勇敢” [90]，率众共守。七日后，城破，不屈遇害。 阎应元（1607年-1645年），顺天府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人，由武生官至江阴县（今属江苏）典史。崇祯十七年，迁升广东英德县主簿，因道阻未能成行，而暂住江阴城东之砂山。次年，即弘光元年五月，清军攻占南京，弘光政权覆亡。六月，清廷重颁薙发令，强迫江南人民于令到后旬日内必须改俗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91]。“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92]。是月末，江阴新任知县上任，发布告示要县民必须于三日内薙发，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引起全县民众极大义愤，遂以“头可断，发绝不可薙也”[93]相号召，在典使陈明遇率领下恸哭举义，旋请阎应元出主其事。应元遂组织民众做好了抗击清兵的准备，并一次次地重创来犯之敌。清兵久攻江阴不下，乃派与应元有旧的明降将广昌伯刘良佐至城下喊话说：“弘光已走，江南无主，君早降，可保富贵。”阎应元应之曰：“余明朝一典史，尚知大义；将军爵五等，膺重镇，乃为敌前驱，何面目见吾邑士民乎？”[94]贰臣刘良佐惭愧无言而退。不久，清又派出吴志葵、黄蜚等至城下陈说利害，劝其投降。应元叱之曰：“汝不能斩将搴旗，为人所缚，自应速死，何多言！”[95]清统兵贝勒博洛“觇知城中无降意，攻愈急”[96]。由于清兵加紧猛烈攻击，八月二十二日，城终陷落。应元率众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因寡不敌众而被俘。参与攻城的刘良佐哭劝其降，应元笑道：“何哭！事至此，一死耳！”见贝勒“兀立不屈”，乃遇害。而江阴城凡攻守八十一日，“尸枕籍街巷，无一人降者”[97]。 夏完淳（1631年-1647年），字存古，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原知县夏允彝子。幼年即颖悟异常，才华横溢，有匡济天下之志。弘光政权覆亡后，不能容忍清人的肆虐，十五岁从军，与父及师陈子龙一道投身抗清斗争，并参与制定恢复江南之大计。失败后，父投水自尽，乃坚毅不屈，“尽以家财饷军”[98]，继续抗清。再败返乡后，通表海上监国鲁王，以谋再行举义。表为逻者所得，乃被捕入狱，押送南京就讯。审讯者乃明叛臣、清江南经略洪承畴，洪欲其投降，遂故意开脱说：“竖子安知反？”完淳则绝无乞生之意，斩钉截铁地说：“完淳年虽幼，颇读书知礼义廉耻，公自省何人？乃妄谓完淳反！且自君父罹难，诚不欲活身天地间，愿早赐一刃以遂我。”[99]乃慷慨就义。其绝笔诗曰：“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100]年仅十七岁。 张煌言（1620年-1664年），字玄箸，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弘光元年，清兵渡江，乃积极投入抗清斗争，与钱肃乐等人共同拥立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被“授翰林院编修，出筹军旅，入典制诰”[101]。次年，清兵攻陷浙闽，乃入海于舟山等海岛，坚持抗战。曾率师三入长江，至崇明、登金山、抵燕子矶，虽因师单败退，然百折不挠。当朱以海自去监国之号后，乃“通表滇中”[102]。时清朝当事者一再致书劝降，煌言则均加严拒，他回书坚定地表示，为报国仇家恨，克复神州，而“毡雪自甘，胆薪弥厉”，“之死靡他”[103]。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被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次年五月，郑成功以数万舟师入长江，乃以所部数千为先导。取瓜洲、下镇江。七月，至芜湖，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附”[104]，共得三州、四府、二十二县。正拟挺进江西时，因郑成功兵败南京城下，而陷入困境，所复州县顷刻皆失，队伍溃散。乃历经险阻，只身回到闽海，又重新组织抗清斗争。然而形势已愈加险恶，两年后，即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逃入缅甸的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执，次年被杀于昆明，同年，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及鲁王朱以海亦相继病逝。他痛感中兴国家的希望已经渺茫，遂尽散士卒，独自隐居山中。二年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解往杭州。清人极力劝降，煌言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何必多言！”[105]意志坚定，毫不动摇。遂“挺立就刑”[106]，壮烈就义，时为九月初七日，其年四十五岁。临刑前赋《绝命诗》曰：“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107] 守志不屈，坚持节操，始终不低头者。当时迁势异，抗清壮志难酬，或行蹈海之事以死明志，如刘宗周、祁彪佳、夏允彝、张肯堂等；或绝不为纷杂所扰，凛然大节，历久弥坚，永抱遗民之志，如孙奇逢、傅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苗君稷等。 其中刘宗周（1578年-1645年），字启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万历进士，累官至左都御史。著名官员、学者。以疾恶如仇，忠耿敢言，屡被削籍为民而闻名朝野。南明弘光立，命起原官，乃连续上疏指陈时弊，抨击权臣悍将之误国危邦，主张或逐之或罪之，以“为戒将来”[108]，以求振作。又为群奸所不容。目睹乱象丛生，乃愤然辞职离朝归里。次年六月，清兵南下，潞王朱常淓献杭州投降。他痛感国事已不可为，恸哭曰：“此余正命之时也。”于是开始绝食。有劝阻者，他说：“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者乎？”“世无逃死之宰相，亦岂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109]终绝食而死。 张肯堂（？-1651年）字载宁，别号鲵渊，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天启进士，崇祯末以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南明隆武立，加左都御史。上恢复大计，积极主张北伐抗清，收复失地。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再次上疏恳请隆武帝出浙东亲征，并“自请出募舟师，由海道抵吴淞，倡义旅与浙东相倚援”[110]，“招诸军为犄角”，以“袭取金陵（南京）”[111]。旋受命加少保，兼户兵二部尚书，统师北征。命下，朝野振奋，切盼“当乘风疾发”[112]。肯堂乃积极准备，一切就绪，正待出征之际，左右朝政而暗中降清的郑芝龙却“密疏止之”，令于海岛待命。半年后，复下督师之命，当时军资、器械及粮饷皆缺乏，乃自行出私财募兵，然清军已入闽，隆武朝一朝覆亡，行动再次受阻。后得知监国鲁王驻舟山，遂前往投奔，被命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太傅，共谋抗清大业。鲁监国六年（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定西侯张名振奉监国率舟师北上捣吴淞，肯堂留守。旋，清兵突至，形势危殆，有劝肯堂他适者。肯堂曰：“我昔为闽抚，应死封疆，以唐王（按应为隆武帝）存亡未审，故不死。后知鲁王（按应为监国）在，是亦高皇帝子孙，因事之。今更何所图，惟有一死而已。”[113]九月初二日，舟山陷。前一夕，肯堂赋诗作永诀词以明志：“虚名廿载误尘寰，晚节空愁学圃闲。难赋《归来》如靖节，聊歌《正气》续文山。君恩未报徒长恨，臣道无亏在克艰。留与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114]至是自缢而死。 傅山（1607年-1684年），字青主，山西阳曲（今太原）人，廪生出身。著名学者。年少时即以力主正义、疾恶如仇而闻名天下。明亡后，不薙发、服道士装，积极投入抗清斗争。顺治十一年（1654年），以牵涉反清案件被捕监禁于太原，他备受严刑而抗辞不屈，终因查无实证一年后方得出狱。然仍未停止抗清活动。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为笼络人心，开博学鸿儒科，命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者赴京应试。傅山被荐，乃称疾坚辞不就。地方官上门催促，逼其上路，仍加严拒。竟被强行抬上卧床以行，既至北京，乃以死相拒，不入城。旋当事官僚极力粉饰以其老病上奏，遂诏许免试放还，并授中书舍人。因拒绝谢恩，被强行抬入朝中，乃仆于地不起。既还乡，拒绝清廷一切封赠，僻居远村，潜心学术。五年后病逝，遗命以朱衣黄冠殓，表明至死亦不屈从于清朝的态度。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少补诸生，留心时事，疾恶如仇，崇祯时，以勇同阉党斗争而声震朝野。因屡试不第，乃肆力于学。南明弘光政权覆亡后，与弟宗炎、宗会等组织义军，与大江南北广大抗清军民一起抗击南下之清兵。南明鲁王监国元年（顺治三年，1646年），被监国鲁王授为监察御史，力主挥师北上。当鲁监国政权败逃入海，则于四明山结寨坚持抗清达三年之久。战事失败，队伍星散，潜归故里后，复明之志不减，仍奔波于各地，联络抗清事宜。当南明永历政权覆亡，复明无望后，乃归故里潜心致力于著述与讲学，总结历史上兴亡之教训，颂扬正义精神。其间，清廷因修《明史》，当政者多次向其发出邀请聘其参修，他均“以老病坚辞不行”[115]，坚持不仕清廷之志，直至终老。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南直昆山（今属江苏）人。出身于末落的官僚家庭，少入学为诸生，胸怀报国大志。崇祯十二年乡试再次失败后，乃毅然抛弃科考，专心致力于经史之学。明亡后积极投入抗清斗争，虽屡遭失败，而斗志不减。曾不断往来于大江南北，连络抗清义士。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后，为躲避投靠清廷的豪绅之迫害，只身弃家北上，开始二十余年的漫游生涯。考察山川形胜，军事要塞，希冀有所为。然而随着南明永历政权的覆灭及郑成功抗清武装离开大陆，他痛感复明之事已无可能，从此“笃志经史”[116]，致力于著述事业。本着经世致用的思想，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117]，写下了《日知录》以及《郡县论》、《钱粮论》等论著，表达了鲜明的政治态度。时清廷网罗人才，组织全国力量纂修《明史》，康熙五年（1666年），他拒绝了请其出来撰写之邀。十七年，他再次坚决拒绝邀请，表示“炎武必不可出”，“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118]，与清廷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从此不再进入北京，而终老于山西。 王夫之（19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湖广衡州（今湖南衡阳）人，崇祯举人。明亡后曾积极参与抗清，南明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年），于衡山举兵抗清。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赴梧州，任永历朝行人司行人。旋见朝中混乱，事不可为，乃归隐衡阳，专意著述，直至终老。逝世前曾自撰碑文，称“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119]，以表明忠于故国，绝不屈服于清朝的至死不变之志节。 上述人物的出现及其悲壮的斗争业绩，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是明清之际历史舞台上最为壮丽的一幕。是中国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坚持正义，不畏强暴，勇于斗争，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充分体现。由于这种精神的存在，极大的鼓舞了人心，更充分说明正义不死，中国有人。 二 明清统治者对忠贰人物的相同态度 明清之际大量涌现的忠义与叛贰人物，不论对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凡对任何事物，不同的人们与人群多会有不同的态度并做出彼此相异的评价。但翻开史册，细心浏览，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清朝统治者，不论是入关之前还是入关之后，包括当年努尔哈赤起兵之时，他们对忠贰的态度与当年明朝统治者对忠贰的态度竟完全一致。那就是肯定、颂扬、敬仰忠义，而否定、贬斥、鄙视叛贰。形成一个发人深省的歴史奇观。 明人对忠贰人物所持的褒贬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当明清对峙开始，即脱明独立的后金向明朝发起进攻，忠义与叛贰人物出现于政治舞台之后，明朝朝野上下立即作出反应，不论诏旨疏奏，抑或诗文书牍，均留下了记录，表明了态度。他们以极大的义愤谴责叛贰，以无限的深情歌颂忠义。如对抚顺之役临阵变节投敌的李永芳，有“切齿”[120]之恨，谴责之声遍于朝野。斥之为“叛贼”、“逆贼”[121]，鞭挞其“卖国降夷”[122]、“降虏偷生”的卑鄙行径，主张“俟剿获奴酋之日正法” [123]，甚至建议族诛，“以伸国法”[124]，可谓举国义愤。对那些玩忽职守或临阵怯懦而丧师辱国的偾军之将，谴责惩处之声亦不绝于朝野。如抚顺失陷后，群臣交相上疏，追究辽东巡抚李维翰“丧师失地”[125]之罪责，当其以“疏防玩寇，辱国损威”而被革职为民回籍听勘后，仍然民愤难平，“众议汹汹”[126]。而萨尔浒之战三路丧师后，朝野上下便将矛头指向了谋国不忠“养虎遗患”[127]的李成梁父子，进而疏请立将“陷城覆将”的巡抚李维翰、经略杨镐及三路丧师时独以一师还的李成梁之子总兵李如柏，械系逮问，“以快公愤”[128]。不久，李维翰、杨镐均论死，随之杨镐伏法，而李如柏于听勘时，畏罪自裁。天启二年，后金兵攻打广宁，巡抚王化贞闻讯弃城出逃，随之百姓惶恐，“人尽逃窜”，宁前一带，逃兵溃民一片慌乱。经略熊廷弼于途遇之乃护之入关。于是广宁不战而失。朝野闻之甚为震怒，纷纷上疏指出“偾帅群奔，酿成瓦解”，请严惩经抚之罪。朝廷亦以“边臣偷玩，遇敌奔逃，罪在不赦”[129]。遂先后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下狱，最终均被处死，熊廷弼更被“传首九边”[130]。这里熊廷弼因党争罹难确属冤枉，其中虽有复杂的隐情在，但朝野所义愤其不能尽忠职守，临阵弃逃而丢失封疆，却是不争的事实。袁崇焕本是忠诚的爱国者，他面对凶敌敢打敢拼，狠煞了后金肆虐的气焰，立下了不世之功。但由于明廷激烈的党争及后金反间计的作祟，误导舆论，以致黑白颠倒，袁崇焕竟成了“奸逆”[131]之人。被斥之为“卖国欺君，秦桧莫过”。终以“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 [132]之罪名，被逮捕而惨遭杀害。明廷自毁长城，制造了一起大冤案。袁崇焕忠荩莫剖，负谤难明，背上骂名。然而当时人却认为朝廷此举是“国法振而内患除”[133]，这表明人们憎恨的是一切谋国不忠者。稍后另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张春也有同样的遭遇。当明廷获悉张春“督阵被执，守正不屈”时，乃“嘉其忠义”，遥授右副都御史，赏恤其家[134]。旋张春为后金“上书请款，巡抚丘禾嘉密表其事”[135]。于是“朝中哗然诋春”[136]。大学士孙承宗云：“春亦有须眉，独不闻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而自经乎？士大夫不能飞矢仆此行尸，而忍为关说，春故愧其妻，士大夫亦何以见妇人乎？”[137]诚意伯刘孔昭以张春“失身陷围，既不能以死报国，反蒙耻为之请和，实罪不容诛”，特奏请削其遥授宪职，“以为不忠之戒”[138]。此外，当明廷获悉后金攻入辽沈，管辖南四卫奴役广大汉民的将领为刘兴祚，便认定其乃“辽人投虏助虐”者，遂下诏逮捕，悬赏凡有捉获者“无论中外人，即除荆州刺史，给银万两”[139]。尽管熊、袁、张等人之遭遇均是历史悲剧与历史误会，但鲜明地展示了明廷朝野人士憎恨叛贰不忠的严正态度。 贰臣亲人的态度更发人深省。当明清松锦战役结束，祖大寿最终降清后，因其妻尚在宁远，乃秘密派人持书前往“使之出来”，然其妻却“责其负国不死，辞意严正”。“清将闻之亦为叹赏”[140]。清入关后洪承畴受到重用，官内院大学士，声名显赫。顺治六年，乃奏请朝廷批准将其母由福建接来北京。然而二年后，他又因“不请旨私送母回闽”，被人弹劾，而上奏“引罪”[141]。洪承畴所以如此狼狈原来另有难言的隐情。洪母本来对洪的叛明降清之举甚为痛恨不齿，而不愿进京，勉强进京后，便无法与叛贰的儿子共居，而“日夜思归不已”[142]。终于不顾洪的一再挽留，独自忿然南返。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甚多，其中清初人刘献廷记云：太夫人（洪母）进京“见经略（洪承畴），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死汝，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143]。上述记载深刻说明叛贰行径乃为举世所不容。 相反，明廷朝野上下对临危授命为国捐躯者却予以高度评价，“敌王所忾，为国之殇”[144]，称之为“国殇”、“忠魂”，赞美崇敬之情感人至深。当年辽东抚顺失陷后，就不断有人上奏提出表彰忠义。建议“优恤阵亡将士”[145]、“其并力追贼，身委锋镝者，应破格优恤，以慰忠魂”[146]、“轸念阵亡诸臣，速赐恩恤，以慰忠魂，以作士气”[147]；或请为忠义“立庙”[148]、或“请祭葬、赐谥”[149]。而皇帝览奏亦随之表示：“诸将死事可悯，委宜照例优恤”、“文武将吏军丁为国捐躯，忠魂可悯”、“文武将士相继阵亡，被祸之惨，朕闻之心恸，亟宜破格优恤以慰忠魂”。明廷遂奉旨对死难将士亦一再加以“优恤”、“破格优恤”、立庙或“入祠时祭”。如王命印、颇廷相、梁汝贵、蒲世芳、颇重光俱“从祠附祭”[150]，赠副将颇廷相为都督同知，袭升三级，其长子重光为实授百户，仍准世袭[151]。而后刘綎、杜松、张铨等皆建有祠庙。除此之外，人们更用浓重的笔触深情歌颂为国捐躯的忠义之士，以大量的诗文碑传，表达了对死难英烈的由衷崇敬之情。明清之际的数十年间，凡于抗击后金——清斗争中死难的忠烈，几乎都得到赞颂追挽。其中不仅英名素著者，如于清入关前死难的张承胤、杜松、刘綎、张铨、袁应泰、何可刚、刘兴祚、满桂、鹿善继、孙承宗、卢象昇；清入关后死难的史可法、黄得功、黄道周、吴应箕、金声、陈子龙、夏完淳、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何腾蛟、瞿式耜、张同敞等，深情赞颂哭悼记传之诗文甚多。而对临难不苟为国英勇捐躯的普通官员、将领，如辽东裨将梁汝贵、河东参将张名世、周敦吉、副将戚金、都司袁见龙、守备雷安民、河西副将罗一贵、总兵祁秉忠、刘渠，以及开原道崔儒秀、辽阳道何廷魁、广宁道高邦佐、同知陈辅尧、段展、总兵黄龙等，均有记功歌挽。 如歌咏主动陷阵而死的梁汝贵素怀灭敌之志，“壮士腰间三尺剑，中宵一吼毒龙飞”。赞颂其一往无前，“报国忘身应裹革，擒胡拼死犯重围。魂栖鸭绿江边月，愿跨辽东白鹤归。”[152]赞美于萨尔浒之战中奋战而死的杜松“一死已将身许国”，“熊虎英名自古今”[153]。赞美于西平堡奋勇抗敌，兵败后“慷慨自杀”的副总兵罗一贵，“虽死愈于生”。对率兵万里到达辽东后正卧病修整中的总兵祁秉忠，忽闻后金兵至，乃“奋然上马突入敌阵，身被数十创”而死，深情歌颂道“虏至必捐生，但洗苟活耻”[154]。称颂于巨鹿抗清殉国的卢象昇，是义无返顾“已拼一死”的报国“孤臣”[155]，其壮烈精神“千秋炳青史”[156]。赞美史可法“只手希扶天柱折，寸心欲挽地维倾。身歼国事虽无补，忠义煌煌凛若生。”[157]这是不以成败论英雄，钦仰的是其忠于国家、忠于职守，誓死不二的高风亮节。人们也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一切为国献身的忠烈。赞美绝不屈从于清朝，举事不果而绝食死的刘宗周是“终以节见”[158]。称颂黄道周一身正气就义南京，是 “化胥涛江上”[159]。“古今多一精忠，中兴少一名相”。是“一代纯臣”， “精忠大节，就义从容，真足感动天人，争光日月”[160]。其人品崇高，“生为一代伟人”，而 “死为千秋伟人”[161]！赞美于广东抗清死难的梁朝鍾、陈邦彦、陈子壮“忠烈炯然，千古犹有生气”；“取义成仁，视古有光”；“明大义以倡后人”，其精神“与天地同不朽”[162]。 人们对宁死不屈坦然就义的张铨，赞颂之辞尤多。 “当关谁破鲸鲵浪，殉国无惭獬豸冠”。“碧血已藏辽土里，贞魂肯梦洛城东！”[163]歌颂其为国尽职尽忠，凛然献身义无返顾。认为其“谋敌虽未工，殉国良可吊”。“万古义不没，一死何复云！”[164]其视死如归的精神撼人心弦，“疾呼天地痛，山川草木悲”[165]。人们更深情肯定其死的深远意义，“公以身殉国，可以壮中国之气而褫旃裘之胆，且愧后之临难苟免者。”朝野上下咸谓张铨 “之死事为辽第一人，与古之常山（颜杲卿）、雎阳（张巡）并千载凛凛有生气”。他以光辉的榜样留给后世，是当之无愧的“国以一人重”、其“死重于泰山”[166]之人。他以一腔热血洒之以殉国，“死无憾矣”[167]。 此外，人们还充分肯定了忠义的集体，如或深情赞美后金挺进辽沈后，辽东南卫铁山诸处遗民同仇敌忾的忠义行动：“犹肯徒手保险，死不降奴，号天泣血，以待王师”[168]；或歌颂奔赴辽东战场在抗击后金中为国捐躯的死事将卒： “有生谁不死，战场死则伟”， “国殇吊万古”[169]，“丹忠耿耿足千秋”[170]。而明清松锦之战中，广大汉人的凛然志节，深深震撼了朝鲜人。朝鲜世子曾深情地记载道，当明人于杏山激战中失败后，“清人三日搜杀，极其惨酷”，而“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他们还于生死关头，“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礼，死而后已”。而塔山失陷时，士民“自焚其庐舍，一时俱烬”，而“余卒七千，并行厮杀”[171]。无一屈服。当清兵南下，一举消灭南明弘光政权，随即再次强行颁布薙发令，江阴县举城愤慨，拒不薙发，奋起抗清。举城兵民万众一心，他们自觉组织起来，誓死不屈服于清朝的残暴统治，一次次击败清军的猛攻，整整坚持了八十一天的斗争。城破后又与清兵展开巷战，面对清兵的大屠杀，却“无一人降者”[172]。所谓“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173]后来南明隆武帝闻而泣之曰：“吾家子孙遇江阴人，虽三尺童子亦当加敬也。”[174]人们推崇和颂扬的正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无限忠诚誓死不二的伟大精神。 清人对忠贰所持之态度耐人寻味，因为它所肯定的正是与其为敌而临难不苟宁死不屈者（当然从自己营垒中杀出者除外），它所鄙视的则正是从敌对阵营中叛降过来效忠于它而为其拼死卖命者。而清朝的这种态度绝非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前后相承，始终如一，终清之世无变化。清人的这种态度，笔者在《论历史上满洲与“贰臣”》[175]一文中论之甚详，这里仅述其要。 当满洲先世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兵叛明后，为斗争需要，曾极力招降明朝文武官员，即招收背叛明朝的所谓贰臣以为己用。为此不惜采用一切威胁利诱的手段。如万历戊午攻打抚顺时，特向李永芳发出招降书，指出如不战而降，不仅“仍照原礼，予以豢养”，且将“超升尔原职”，“与我一等大臣等并列”，还将“以女妻之，结为亲家”。否则，将 “为无目之矢所中，必亡矣”[176]。皇太极时为争取利用明朝之叛贰，更无所不用其极。如天聪四年（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为争取占据海岛坚持抗击后金的刘兴治、刘兴沛等刘氏弟兄，他精心设计了一份与刘氏弟兄的盟誓书，书中皇太极亲自出面与刘氏弟兄结盟，书称如岛中刘氏弟兄 “杀其南朝（指明朝）官员，率各属官民，与我国同心”，皇太极保证：“彼岛中之人，或居岛中或上陆住，我不收纳，令彼自做一国，待以宾礼”[177]。两个月后，皇太极致刘氏弟兄书中又说，“诚能协助以成大事”，我决不言“天无二日”[178]。而天聪六年为争取锦州总兵祖大寿的投降，仍然不惜以卑词引诱，称“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望将军指示。盖休戚与共，富贵共享，朕之夙愿。”[179]简直把敌手明臣捧到了天上，极力把自己塑造成平等待人、爱才如命的形象，当然其目的是争取对方背明降己。对已经俘获认为有用但却拒不投降之人，亦极力加以争取。如大凌河之战中共俘获明军将领三十三员，皇太极下令杀掉二十五人，留下八人令其投降。其中七人立即屈膝降服，然而惟独统帅张春不跪，倨傲挺立，拒不投降。皇太极将其软禁于沈阳三官庙后，张春始终保持明臣气节，甚至执意在后金汗宫之侧用明朝年号祭奠亡妻，而皇太极却下令：“就依他。”[180]崇德三年是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称帝建元的第三个年头，张春却不予理睬，他在致书中仍一口一个金汗，称大清为“边外弹丸之土”，是明朝的“大海一滴之水”，并说“天命未改，尺土皆汉有也。”[181]皇太极对此蔑视之举不仅表示了极大的克制和宽容，且每逢举行盛宴必请张春参加，虽往往遭到拒绝，仍“使数往”[182]，坚请如故，表示诚意，对其优礼不减。当洪承畴被俘押至沈阳软禁期间，尽管其“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皇太极更表现了极大的耐心，派诸文臣前往劝降，当得知其有所松动后，竟“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183]。凡此种种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目的当然仍是一个：要对方投降。 而凡明臣果真背明来降者，后金（清）统治者便立即践诺，予以高官厚禄及隆重礼遇，以使其死心塌地的为己效命。当李永芳临阵投降，努尔哈赤立授其副将之职，将抚顺所得降民编为一千户，令其统辖。并将孙女嫁与为妻，李永芳遂成后金国中有名的抚西（抚顺）额驸。叛明率众主动航海来降的孔有德、耿仲明在后金国中本声名不佳，被目为“暴戾无才”，其所统官兵皆系“不务本等生理”的“无形影之人”[184]。但皇太极却喜出望外，除给粮食田宅外，当其奉召其赴盛京时，更力排众议，亲率诸贝勒出城十里，“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185]。不久，孔、耿二人连同稍后率众航海来降的明叛将尚可喜均被封王爵，荣耀至极。洪承畴经不住诱惑，屈膝投降后，皇太极甚为高兴，“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皇太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欲得中原，而苦无向导，今终“获一引路者” [186]，焉能不由衷欣慰。清兵入关后，洪承畴受到重用，授命为内院大学士，被摄政王多尔衮赞誉为“至清的好官”[187]，顺治帝福称其为“晓畅民情，练达治理”的“夙望重臣”[188]，两次被任命为经略，授以便宜行事之权[189]，令其坐阵东南与西南，统率文武，剿抚兼施，为清朝打天下。福临还许诺“功成之日，优加爵赏”[190]。当吴三桂击败李自成大顺军引清兵顺利入关之当天，清廷即“承王制，进三桂爵平西王”[191]。不久在册封策文中，又肯定其破“贼兵”、定中原之“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要其“益励忠勤，屏藩王室”[192]，尽忠于清朝。而众叛亲离的孙可望只身降清后，顺治帝以其瓦解南明永历、尽得西南虚实之功，遂按“自创业以来，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193]的一贯政策，特封孙可望为义王。当孙可望进京时，顺治帝特命和硕简亲王、安亲王率民公、侯、伯以下，梅勒章京、侍郎以上隆重出迎。并于太和殿召见及中和殿赐宴[194]。礼遇之隆无以复加。降清贰臣们正是在这种优遇中肝脑涂地的为清朝效命，毫无保留地充当了清朝残酷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的帮凶，清朝也正是充分驱使利用了他们，瓦解明朝和对付一切反抗，战胜攻取，开创了一代伟业。他们是清朝当之无愧的功臣。 然而，后金——清统治者极力策反、招降和使用叛贰，却从骨子里怀疑与蔑视这些为他们拼死效命的功臣。他们驱使叛明之臣为己用，但对其叛卖思想、投降行径却从未首肯，而是鄙薄。这是一贯的传统、不变的原则。努尔哈赤对来降于他的汉人一直抱有戒心，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怀疑与蔑视。曾最为得意的抚西额驸李永芳，这个投降后金的第一个明朝叛臣的境遇并不美妙。他投降后虽然拼命为后金效劳，并以功被提升为总兵官，获得免死三次的政治待遇，但努尔哈赤始终对其疑虑重重。这点明人早就看出，就在李永芳“背君弃亲”，引导后金兵仇杀辽东男女，弄得“天怒之、人怨之”之时，明人说“即建酋父子兄弟，亦且心薄而心疑之矣”[195]。事实确是如此。天命八年李永芳的一次谏阻发兵，竟引出努尔哈赤对他劈头盖脑般的斥责。痛斥他心向明朝，同汉人结为一伙，“为迷惑我，而伪为进谏”[196]。于是罢其总兵官之职，虽旋即恢复，可从此李永芳在后金国里已毫无作为。几年后努尔哈赤在致明将毛文龙书中竟称李永芳是“获于阵前”[197]者。轻蔑之情跃然纸上。这不能不令真心实意为后金卖命的李永芳伤心至极。皇太极继位后，李永芳虽被重新起用，但其被蔑视的境遇并未改变。不久，他奉命随二贝勒阿敏进攻朝鲜，一次军事会议上，他附和众贝勒之意见，向阿敏进劝阻之言，结果却遭道阿敏的当众辱骂：“汉奴！我欲杀尔，岂不能杀乎？何得尔多言！”[198]遭此痛骂的李永芳“自是终无一言”[199]。而在后金国里李永芳“被阵擒”[200]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李永芳也终在屈辱中默默死去。曾使出浑身解数使明朝宁锦战线顿然瓦解，让努尔哈赤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广宁城的孙得功，对后金来说可谓立了奇功，可出人意外的是他降金后在明朝的官职竟原封未动，仍是游击，而未获重赏，且终努尔哈赤之世也未晋升一步。其奥妙明人早已看出：“得功为奴所疑。”[201]原来努尔哈赤虽然从孙得功的行动中大获收益，但对其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猖狂叛卖行径却十分厌恶、深深怀疑而鄙视之。 皇太极对叛降归己的贰臣，亦不时流露出轻蔑与怀疑之情。曾遵其指授施反奸计成功除掉袁崇焕的文馆儒臣鲍承先，因一份上奏不合其意，便揭露其不光彩的老底来：“鲍承先等果有何功，俱系临阵与我军抵敌，因败走被擒者。”[202]他曾大动肝火，集众汉官于笃恭殿，追论降清后竭诚尽职已官至汉军固山额真的石廷柱、马光远之罪。斥责该二人于攻打明松山时，诡称铅药已罄，不尽力攻城，是“恐伤城中汉人”，“身虽在此，心不忘明”[203]。他还对为其效命的汉人文士表示了极度怀疑，斥责建议以舟师攻取山海关的汉官为居心叵测，“是为敌人而损我兵，徒以空言相赚耳”[204]。贰臣祝世昌的遭遇更惨，已官至礼部承政的祝世昌于崇德三年（1638年），出于职责，上疏奏请禁止阵获良人妇女卖与乐户为娼。皇太极览奏怒斥其“狥庇汉人”，“心之所向，犹在明也”[205]。祝世昌遂被定以“身在本朝，其心犹在明国，护庇汉人，与奸细无异”[206]之罪，革职，发边外席北地方。 洪承畴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皇太极招降了洪承畴并兴奋异常，但洪降之后，仍然对其疑虑重重，并未使用，而是将其软禁起来，“使之在其家，不得任意出入”[207]。对其怀有戒心。迨清兵入关后，洪虽受到重用，却暗中受到监视[208]。致使他于任职期间处处提防满洲权贵，如临深履薄。他南京任上委曲于满洲提督巴山，五省经略任上逢迎于满洲学士麻勒吉[209]。顺治帝福临虽然有功成优加爵赏的许诺，可是并未兑现。洪承畴之晚年甚受冷落，直到其休致之后，清廷方免强封他为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只相当于天命年间的游击，是当时十五等爵位中的第十三等，这与他为清朝所立的大功极不相称。他死后虽被赐谥文襄，但二年后（康熙六年，1667年）承旨撰写的短短碑文中却一再提及其来历：我朝“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尔图报豢养之恩”，“所在著绩”[210]。死后又揭其不光彩的老底，贬意显然。这是对其一生品格的严肃认定。 孙可望的下场足可令一切叛变者心寒。他背叛南明永历朝孑身投清被封为最高层次的一字王义王，这在他来说当是最为荣耀且引以自豪之事。然而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遭到了包括满洲权贵在内的“举国臣工意怀轻忽”的待遇，令其狼狈不堪，惶惶不可终日。面对举国鄙视、“凌辱”的巨大压力，孙可望自惭形秽，乃上疏请求辞去王爵，顺治帝不允，颁旨称：“封爵出自朕裁，孰敢凌辱！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著仍祗受。”孙可望虽硬着头皮保持王爵，然而蔑视凌辱他的人比比皆是。几个月后，孙可望奇怪地死掉了。有记载说他是“从出猎，毙于流矢”[211]。或云“随出猎，被射死”[212]。但究竟因何而死却无人追查。贵为王爵的孙可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明不白的死去，而清廷却不闻不问，这清楚地向人们透露了清朝统治者对待叛贰之士所持鄙夷不屑的真正态度。叛贰者的遭遇更深刻说明了叛卖求荣者没有一个好下场。 清统治者竭力策反、诱降和使用贰臣，却从骨子里蔑视这些为自己建立大功的贰臣，深恶其为人。而对那些坚决对抗自己而临难不苟、宁死不屈的忠烈之士却怀有由衷的敬意。这是它的渊源有自的又一历史传统。 当年努尔哈赤挥兵攻下辽阳时，曾极力劝说张铨要其投降，遭到坚拒、痛骂并要求速死：“吾岂肯从贼，愿速杀我！”对此努尔哈赤不仅未怒，反“以好言慰之”[213]，耐心解劝。皇太极亦随之进劝诱降。均无效后，张铨被送归署中，乃从容自缢殉国。亲眼目睹此情景的后金兵惊讶万分，他们面面相觑地说：“忠臣！忠臣！”[214]努尔哈赤获悉后竟命令李永芳备棺收敛，将其安葬于辽阳并建祠致祭以示崇敬[215]。 皇太极对在大凌河之战中俘获的张春虽经百般劝诱而坚决不降，“吾认白刃耳”，“请速杀我！”宁死不屈之表现，深为感动。他对张春抗节不屈的凛然志节，不仅毫无怪罪之意，相反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他曾赞叹道：“吾从史传中见文天祥，以为神人，今乃真得见文天祥耳。”[216]他对这位宁死不降者，并未再开杀戒，而是感慨地说：“壮哉，鬼神且惮之，朕敢违天杀春乎！子卿（苏武）之事任为之。”[217]于是不仅留下未杀且引发了深层次的思考。有文集记载称，面对张春皇太极深有感触地对近臣说：“得公等百，不如一春矣。”他还曾与文臣范文程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他问范文程：“朕见中原名将虎视角出，迨势绌计困，即倒戈归命，如摧败朽。文臣一竖儒生，往往不易屈者何耶？”范文程回答道：“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平生所学，所以危不爱身，不欲负国家养士之报也。”皇太极听后“跃起”曰：“为人臣子不可不读书，于张春乃信。”这里皇太极从张春的行动中，深深感悟到中国传统道德之可贵，感悟到教化的重要，认识到只有以忠孝名节塑造的臣民，方能临危不惧，以身报国。因而身体力行，“由是，悉令诸王贝勒旗下子弟皆遣就学，因春始。”[218]此事所载不虚，事实正是如此，就在张春被俘后不久，皇太极颁布了命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之令。他说：“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使之所以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今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至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219]显见皇太极是要把满洲后代培养成象张春那样竭诚为国尽忠的人才。自然他对像张春这样临危授命，舍生取义的大义凛然之士怀有无限的敬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而崇尚忠义在后金——清国度里形成风气。张春被软禁的十年间，其凛然志节始终如一，赢得了满洲统治集团里许多人的同情与钦佩。他人格的力量征服了许多人，“虏中亦极尊敬，比之于苏武”[220]。张春从容殉国后，皇太极 “甚惜之”[221]，特依张春生前“移我居辽阳，得近中国，则死无恨矣”的愿望，下诏“礼葬”张春于辽阳城南莲花寺[222]，“为建石塔表其墓，使后世知有张春云”。当清朝统一全国之后，清朝发祥地的辽沈地区，仍到处传颂着张春凛然不屈的“抗节” 事迹，“野夫牧竖皆能言之，皎皎昭日月也”[223]。 清兵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在夺取全国政权及镇压一切反抗的进军中，在继续招降、使用贰臣时，一如其先辈，即象努尔哈赤、皇太极那样，对本是自己的敌人，即坚毅不屈的志士表示由衷的崇敬，并由此而及尊崇一切忠义之士。顺治二年闰六月，摄政王多尔衮在赞扬一通洪承畴，决定任命这位贰臣总督军务招抚江南时，又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每见攻陷一城，辄有死节，良由明朝诸臣读书明理使然。即此可见明朝还有好人。”[224]能死节者是好人，而他正要使用的这位洪承畴恰恰是不能死节而屈膝降己者，且不论多尔衮在同一场合下，说这话的用意何在，但却透露了他心中褒贬忠奸善恶的标准是十分明确的。这时多尔衮得报原明朝湖广江西总督袁继咸虽被贰臣左梦庚挟持，但拒绝降清，在执赴北京途中，曾数次自杀不遂之事，乃顿生钦慕之情，于是特派翰林院熊学士前往劝降。传话说：“袁总督随着行，与他大官做。”[225]尽管袁继咸不为所动终于不屈遇难，但多尔衮尊崇忠义之举却载入史册。就在顺治帝福临赐封叛卖南明孑身来降的孙可望为义王之前后，他却大力表彰了明末北京陷落时殉君死难的文武诸臣。以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务”[226]。尔后他便根据礼部上奏的所谓明末死难忠臣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等十五人，以及“死节”太监王承恩之事迹，分别准予给谥赐祭，“以慰忠魂”[227]。 清朝统治者崇尚忠义不仅对现实，对中国历史上凛然大节的忠义人物，亦表示了愈加明确的崇敬之情，且代代相承。其中最突出的要算对关羽的崇拜。关羽这位三国时蜀汉名将被历来尊为忠义典型，更为清统治者崇敬有加。当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创业之初，即起建关帝庙，予以崇祀。皇太极时期更于各地普遍敕建关帝庙，并尊其为护国神。迨顺治元年即定制每年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1725年）勅封关羽前三代为公，除五月照例祭祀外，又增加春秋二祭。对彪炳史册的如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清统治者亦表示过由衷的敬慕。康熙帝玄烨曾高度赞扬文天祥，“其忠君忧国之诚，洵足以弥宇宙而贯金石。”[228]崇仰忠义之情感人至深。 清朝统治者崇尚忠义、贬斥叛贰的思想，到乾隆帝弘历可谓发展到了顶峰。弘历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忠义典型顶礼膜拜，如赞颂岳飞是“精忠无二”的“精诚”之人，“而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可与日月争光矣！”[229]赞颂文天祥“以百折不回之气，行万变不渝之志”，实践为国家民族而成仁、取义的誓言。“即势至于不可为，亦为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指出“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厉，浩然之气与日月同光。”[230]他不仅以无限崇敬之情颂扬忠义，更以严厉的态度贬斥叛贰、奸邪。他无情地鞭挞了陷害忠良的秦桧及背国降元的吕文焕等人。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弘历更陆续清理了自清朝开国以来忠奸善恶的历史旧账，即对此前历史问题做了全面的总结，以爱国忠君的标准划清了忠义与叛贰两大人群的界限。 弘历的历史总结工作是从肯定忠义开始的。四十年十一月，他颁布了一份《命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谕》。谕中提出“崇奖忠贞”的目的是在于“风励臣节”，他指出自顺治帝“轸恤遗忠”，对范景文等殉节大臣“特恩赐谥”之举，“实为亘古旷典”，但因当时条件所限赐谥人物不多。现在“遗事渐彰”，该是对那些因坚决抗清而死的各类人物全面“论定”的时候了。他说：“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至于其它，“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或被俘后惨遭杀害时“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即自尽以全名节，其心迹亦并可矜怜”。那些“茹苦相从”于南明诸王，“舍生取义”者，是“各能忠于所事”，亦不应埋没。而当年进剿死于萨尔浒战阵之中的刘綎、杜松等， “冒镝撄锋，竭忠效命”的“一时良将”；坚决抗清的孙承宗、卢象昇等，虽“身膏原野”，但“凛凛犹有生气”，这些“能为国抒忠”者，应一视同仁予以优奖。同时他又指出，那些降清后又继续坚持抗清思想，即“不能舍命”的没有“死节”者，如钱谦益等人，属“觍颜降服”，“幸生畏死”，是“丧心无耻”之辈，当加严斥。这样“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以为天下万世“植纲常”、“示彰瘅”[231]。 谕下，大学士及九卿等奉旨亟议办法，于次年二月，遂将拟议结果上奏。拟分两种谥法，即凡立身始末卓然可传而又取义成仁，支柱名教者，特予褒崇，按名定谥，即予“专谥”，计三十三人。若平时无甚表现，而临危之际，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汇为“通谥”，计一千五百零五人，其中包括忠烈一百二十四人、忠节一百二十二人、烈愍三百七十七人、节愍八百八十二人。至于微官末秩、山野平民慨然授命应予表彰者，不能一一赐谥，均可入所在地之忠义祠，计二千二百四十九人。以上总共三千七百八十七人。奏上，弘历当即谕曰：“甚为允协，著照所议行。”并令将所进各册姓名事实，摘编成书，特予命名为《胜朝殉国诸臣录》，交武英殿刊刻颁行[232]。 而后，弘历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褒”“贬”历史人物的思想，提出了“贰臣”论之说。此说是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弘历颁布的《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谕》中提出的。该谕中说：“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陞、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觍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至于“既降复叛”的李建泰、金声桓，以及降附后“潜肆诋毁”的钱谦益等，“尤反侧佥邪，更不足比于人类矣”。上述这些人，《明史》已不容收入，如本朝国史，若以其身事两朝，亦概加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所以，这种“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故“准情酌理”，应于国史中另立《贰臣传》一门，将上述诸臣仕明及仕清之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这是以“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233]。 四十三年（1778年）二月，弘历再次颁诏，命国史馆以《明季贰臣传》分甲乙二编。谕中指出，贰臣虽然皆为大节有亏之人，但“诸人立朝事迹既不相同，而品之贤否邪正亦判然各异，岂可不为之分辨淄渑？”于是将 “虽不能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力于本朝”的洪承畴、李永芳等人，与“阴行诋毁”清朝，“进退无据，非复人类”的钱谦益及背明降“贼”复降清朝，早为清流所不耻的龚鼎芝等人加以区别，而分出等次。洪、李等人收入甲编，钱、龚等人收入乙编。“俾优者瑕不掩瑜，劣者斧钺凛然”[234]。实际到最后定本时，又从乙编中将背明降清而又叛清者，如吴三桂、李建泰、金声桓等人另归一类加以单列，编入《逆臣传》中。但不论如何细分，《贰臣传》与《逆臣传》中所收者，均为叛贰之人则无疑义。 弘历将背明降清者定为“贰臣”，贬斥背叛，表彰忠义，成为他一个完整思想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是对祖辈以来崇尚忠义鄙视叛贰的传统，即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以来，一贯思想与实践的继承与发展。这不仅成为清统治民族即满洲民族理性思维发展成熟的标志，更是自古以来以儒家理论塑造人物，成为维护君权，稳定社会，加强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的新发展。 由上可见明与清统治者乃至社会舆论对忠贰问题的态度是完全相同的，它深刻反映与说明了，尽管这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敌对势力，但他们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却有契合点。即对中国传统道德、对正义的普遍原则、对真理与良知的认同。人间重正义，举世恨奸邪。崇尚忠义鄙视叛贰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已是各族的共识。 张玉兴 中华文史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