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著名学者肖云儒在华商大讲堂的演讲《炒糊了的国学热》，对央视10套《百家讲坛》和王立群讲《史记》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并正面论述了他对国学的反思性意见，引起较大反响。《华商报》在7月16日登载了讲演的大篇报道《肖云儒：国学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南辕北辙》。现应网友要求，再将肖老师讲话的2万字详细提纲文字稿发表，供网友共享。 一、高烧不止的国学热、讲史热： 1．情况：国学热分为国学活动，历史讲座，文化研讨三层次。 历史文化讲座仅全国各级各类名目讲坛不下千余个，从中央到每个省市和部分县，三秦大讲坛，铜川、宝鸡、咸阳市，西安各区局。每个高校和部分院系，部分中学，陕师大长安大讲坛，西安理工大长安雅集讲坛，该校与交大研生生院还有讲坛。相当多的大企业都有讲坛。其中电视台人文专题讲座40多，广播台近50，共百个。千个社会讲坛，复盖百万师生干部，百个电视广播讲坛，复盖亿万民众。这远不包括单场讲座、会议与大型文化活动。 中国第三热：我说文化热、国学热已是仅次于股市、麻将的中国第三热。这三热，一热财富、二热休闲、三热文化，是好事呀。 2．对国学热的几点肯定：我给华商大讲堂题词表明我的肯定态度：学问因讲述（和行为、活动）化为民众话题，社会因讲述（和行为、活动）提升人文理性。这题词起码包含三点肯定： 一是国学热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一些精华的传承弘扬。二是国学热这些讲述中的许多内容、价值坐标固然值得推敲，但经过文化整理的思维、思路、知识、智慧对民众的眼界和思维总是一种营养、提髙。三是学问、文化因国学热普及到民众，亲近了民众，也提升了学人和学问的地位。 因而我对通过现代传媒普及文化学术，以及为了普及传播而作适度的娱乐化、大众化改造，持基本赞成态度。 3．但国学热热过了，炒糊了。国学其实是被市场利益、社会浮躁心理和传媒（屏、网、纸、声四类媒体）炒糊的。 例如，作为国学热最大标志品牌的央视《百家讲坛》就有不足： 第一、道多器少。指选题上，集中于人文方面，对自然科学史、创造发明史和商业文化史中光彩夺目的人和事很少涉及，这两条线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文明线，只是被中国文化固有的“重道轻器”传统埋没了。 商业文化：从《史记》《货殖列传》所载人物范蠡、白圭、桑弘羊，到近代晋商、徽商、浙商、秦商（《安吴商妇》）都可圈可点。 科技文化：一直被忽视，最权威的中国科技史是英国李约瑟写的。非典最大的文化启示，就是忽视民族科学文化的传承与光大。这些年历史剧热与讲史热一样，基本未涉及科学文明、商业文明这两条线，这是不利于民众全面地认识领略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60年代有《李时珍》，学校挂中国科学家像。举中国科学家例： 战国水利家李冰：都江堰，灌溉2千年，13县，3百万亩。 东汉发明家蔡伦：甲骨、钟鼎，简书为“册”，帛卷为“卷”。蔡总结造步体轻质薄，价廉耐用的纸，钦定推广。 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浑天仪、候风地动仪、指南车。 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数学圆周率，小数点后7位，世界最精确。发明《大明历》，闺年、岁差、交月点——日月蚀。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通过实地考查，参阅古籍437种，详述北方河流1252条，包括境外河流，综合论述自然、经济、水利工程、治水经验，比《水经》137条多近10倍，字数由1万多到30万多20倍，不比《史记》少。 隋唐医学家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30卷，方论5千3百药，在综合治疗（365穴之外发现阿是穴）、药学、方剂学、妇科（墓中救产妇）方面有贡献。人文精神：反对重道轻器，不当国子博士，宁学被视为下流的医术，为民炎服务。 宋代发明家毕昇：古代王选。发明活版活字印刷术，到汉字输入王选，现代毕升，都是划时代的文化革新。 北宋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沈括：人生经历充满了科学与权力、习见的冲突，提出太阳历农历结合，发现使用指南针的悬好方法，发现地磁偏角比哥伦布早300多年。《梦溪笔谈》涉及数理化、天文历法，生物、地理、医学，文史、艺术、考古各方面内容，尤其记载了许多器物科学历史人物，是科学界的司马迁。李约瑟称赞他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明代农学家徐光启：上海人，“徐家汇交大”是他的故地。《农政全书》集古代农业科学大成。人文精神：主张改革，发展农业生产，与魏忠贤斗争，罢官三次，转而科学。他破除风土决定论，引种南洋木棉，在天津北方试验三年种成水稻，是古代的袁隆平。 明末探险旅行家徐霞客：人文精神：终生不仕，34年野外考察14省山川，历尽艰险，写《徐霞客游记》。例：51岁伴三人探西江源，逃二死一，带友人骨灰西行。史赞：登山必极顶，探河定溯源，入洞常碰壁，采石力求全。岩溶考察、河道地理研究的先驱，世界最早记载岩洞、发现长江上游发源昆仑山的人。 当然，这些很难讲，不象权术与爱情好听，但其中也有爱情、有命运、有社会冲突和各种人文思考。要发掘这些因素，将他们普及到大众。那意义不仅在于复活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历史线索，促进现代科学观念的普及，更可以引发思考：历代重道轻器，足如何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以警醒今人不再如此。 第二，术多学少。讲《三国》，讲《史记》，必然政治人物、政治斗争多，因为是讲政治军事斗争，常常陷于具体政治事件和军事智慧的铺陈，往往忽视另外两极，即理与情，少宏大文化理论的深度透析，和人生感情心理活动的展示。因而出现智术多于道义，智术多于人情的倾斜。《三国演义》本身的缺陷就过重谋术，曹操谋多近诈，孔明智多近妖。《史记》所记先秦时代是学与术时有分离的时代，一方面是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墨法，创造了元典学说，一方面是处在漂移时代的谋±们如张仪、苏秦，谋策多于信仰操守，为成功不择手段。只有屈原例外，忠君，所以地位远高于他人。 王立群说，他并非爱讲权术，而是因为古代政治史就是帝王将相史。这不对。但说的的确是当下中国历史研究的事实，却远不是中国历史本真的事实。历史是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共同创造的。恩格斯的平行四边形理论，说历史运动取决于社会各种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一个人所以杰出，是能从某个角度（包括正倒反各面）或不同程度上反映民众诉求心理。只是民众谢诉求和行动很少被记载下来。这一直是我们历史学界的缺欠，有待完善，不能把不公平的记载作为历史事实，把书面的、典籍的存在当成历史最合理的存在。更不能把历史上官场政治斗争和当下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商场智术联起来炒作。这必然会出现把历史变成成功学、成功术来热销，把智慧的手段放在道德的目的之上的现象。在市场营销学范畴这是好的，在历史学这却未必好。现在的文化热，恐怕热学少，热术多。 第三，叙多思少。《百家讲坛》对所讲人物与事件，叙述多、称赞多而学理反思、文化批判少，有人调侃百家讲坛是学者说书，可能就是指这个，指叙说多，思考少。我们的学者已经站在历史屁时代认知水平和人类智慧的高峯，对既在性历史不能只是史实性的重述再现，或只限于具体史实的发现重构，要有新高度的反思。 例：易中天说诸葛亮并不那么忠诚尽瘁，也象曹操一样擅权，斩马谡是为了平衡内部荆州、益州、东州集团，很有道理，却是小道理。这只是对具体史实的一种新理解，而不是学者深度的人文批判。大道理应该是对诸葛亮、曹操道德境界如何被智术屏闭、遮蔽的批判。老子悦：智慧出，有大伪。真正的大智是建立在大道即推动历史、改善民生之上的，除此则智慧便容易降为智术、诈术。所以古代有些有操守的知识分子常恐道德修养不够而不敢任高官，这是对民生社稷负责的态度。讲《三国》、《史记》的智术权谋，给听众不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人生只是一场战争，人人应该战胜别人，为了胜利，一切暴力和阴谋诡计都变得理所当然。 文化学者是人文知识分子，有引领社会思潮、提升民众理性的责任，不能仅仅是历史的叙说人。叙述淹没思考，谀语多于诤言，不利于国学在科学轨道上的传播，也使学者匐伏在历史老人的脚下，成了历史人物的弄臣，我们还是要当他们的诤友。 总之：文化热、国学热是好事，但是，第一，始终要抓住民族文化心理构建和民众人格构建这个主题，抓住为中国现代转型而构建现代的、创新性的、科学的、自由的人格这个最大的主题。这是学者和文化对国家民族的终极关怀。市场社会，不能玩物丧志，也不能玩史丧志。 第二，这种构建，当然包括个人人生价值的内容，如于丹讲庄子、论语从修身出发，我觉得就高了一层次，进入了第二层次。但还远不止于此，最重要的是第三层次，即道的层次，要着眼于现时代的全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民众人格构建的大道。这就要对中国文化作全面的反思。因而，王立群在概括他的读史感悟和他的读史演讲时说，“其实就是8个字，史以明智，史以明理，就是说，历史可告诉人们很多智慧，教会人很多做人的道理”恐怕是不完整有缺欠的，还应该加四个字，“史以明道”，明大道，不只是做人的道理，而且领会天道物理，宇宙社会历史（当然也包括人生）大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所谓“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读史，在智、理、道三层面收获，就更好了。 二、国学热要降温，要打青霉素 1．王立群对国学和国学热的看法，有些似有偏差。在西安的讲演（见华商报道）中起码有三点我不敢苟同： 第一、他在褒扬意义下，认为“国学典籍有自动纠偏能力”，因而不怕误续。国学是有自动纠偏能力，但不是朝历史进步、朝社会改革的方向上纠偏，而是以文化的“模板修复功能”销解历史进步和社会改革，使中国封建社会出现超稳定结构而绵延几千年。中国文化三个主要精神，天人合一、家国同构、伦理中心，就象文化芯片一样植入我们民族心理。古代的社会改革如果违背这些精神和父家长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宗法制度，最终往往会被文化的“模板修复功能”纠正复位。 例：武则天违悖宗法制度自立国号大周，在权力意义下看来她胜利了，但临终时按嫡长子继承制不能传位于娘家武姓人，不得不下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作为李唐的皇后入葬乾陵，而传位于唐中宗，将李家天下又还给李家。这就是国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动纠偏功能，只能说是一种文化弊病。 唐代两个出色女性：武则天以婚姻爱情置换、攫取权力，在权力斗争中胜利了，却败在文化手里，主要败在宗法制上。她的一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号，最后变为对中国文化无尽而又无奈拷问、思索的“？”号。无字碑只能无字。而杨贵妃以爱情消解皇家权力，把玄宗天子变为李三郎，最后虽然殉葬，平民的爱情却永存，“此恨绵绵无绝期”实际上是“此爱绵绵无绝期”。她由曲折艰难的“！”号，变为无尽思念的“……”号。 第二、王立群认为“我们对国学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要把对国学的“小众关注”变为“大众关注”乃至“普及国学”。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是以多种方式传承的，主要是集体无意识的获得性遗传，民俗风情行为和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承，这才是今天仍然活着的传统。例，饮食文化，川湘菜的辣妹子泼辣能干性格，沪菜的甜与吴侬软语文化，粤菜的精细是种绣花田精神。国学、典籍文化的传承只是一个渠道，主要影响庙堂和精英层面，不但不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全部，还可能遗漏了大量精华，存在着许多局限与偏见。国学在古代就是小众的，在精英层与庙堂层，现代社会有必要大众，有必要普及吗？当务之急恐怕还是普及科学意识、民主意识、创造意识。我主张社会慎待国学、民众初知国学。 第三、王立群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认为西方文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在把西方文化运用了20多年后，大家慢慢发现它并不是万能的”，“有缺陷”，“遂将目光转向了被冷落许久的国学，并且通过实践发现，国学确实能够带来效益。” 一、这不符合事实，当时除了极少激进的现代派主张“西体用中”改造中国，改府与社会从来没有“认为西方文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也从来不是“把西方文化运用了20多年”。我们一直强调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反对西化。 二不能搞两个混同，一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学习吸取和照搬西方混同，二将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混同。西方文明有两类，应该把已经构成人类文明瑰宝的西方文明和具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本质的西方文明加以区分。坚持向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学习，真诚地给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行脱帽礼，摘掉我们心中带偏见的“西方文明”帽子。 我们常常把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这是误会。同时，又把民族价值、地域价值置之于人类价值之上。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普世的精神价值。每个民族处在不同的文化云朵下面，但透过云层照射我们的是同一个太阳，云层不同只是阳光折射不同。因而亨迋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局部、浅表的，实际为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作了理论前导。任何再古老的文明，都会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人类普世原则的筛选，并把自己的优秀成分加入到人类文化宝库中，而不再仅仅属于哪个地域。没有这个意识，就会沦为井蛙观天式的部落文明而失去大格局中的生命力。故而中国文化中经常出现“天下公理”、“人间大道”这些带有普世意义的词汇，正反映了这种宏大的眼界。 三不能说我们学国学是因为“国学确实能够带来效益”，这是王立群无意中的实话。国学在现代的功能，主要不是给我们带来操作层面的效益，相反，主要是在精神层面，以沉厚、冲和、中庸之气，平衡现代人的实用、实利、浮躁之气。如果像前面指出的在讲史中将官场政治斗争愈来愈和商场智术联起来，最后侵蚀我们的感情世界，让情场也充满功利。官场商场情场，三场都功利化，历史学就真正变成了成功学、成功术，这反而违背了国学的核心精神。 2．什么是国学，我赞成什么样的和不赞成什么样的国学热 ①什么是国学？ 国学可以说是国故学，精神国故、文化国故统称。包括义理之学（哲）、经世之学（政治、经济社会学）、考据之学（史、训诂）、词章之学（文），以及一切国故的医、巫、侠、易。 具体说，代表性典籍是：先秦元典、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历代文化学术体系。很明显，其中既有“国粹”，也有“国渣”。 ②我赞成的国学热： a、整理国故、抢救保护——抢救频危的国学资源，这是主要由学者专家做的系统工程。 b、取精用宏、整合构建——从宏观的发展着眼，将国学精华整合构建成适合时代的新的中华文化体系，这是应由政府、社会和华人世界组织协调各类知识精英来做的系统工程。 c、树立形象，凝聚根性。改善软环境，增强软实力，树立国家对外形象。如孔子学院。形成儒学或华学文化圈影响世界。这要政府为主做。 d、择优普及、传承发扬——关键是择优精选，给大众要少而精。例：北大1923、1985、2004三次国学演讲，开始看辜鸿铭，怪物、迂腐。 从这几类看，目前主要不是国学大众化和普及的问题。 ③我不赞成的国学热： a、溺于旧学，食古不化。国学是动态文化，有相对静止性，但不是固化的文化化石，不是文物，是一条流动的河，总在流布接受过程中增值。钻进故纸堆里不可取。 b、作秀邀宠，以术代学。鼓噪，峰会，广场诵读，打坐扣头，唐服汉服，留发髻。例，郑州一学校印赠10万本《弟子规》给各小学，三小校长在仪式上下跪，希望从孩子起振兴国学，“与异域文化争鸣”。《弟子规》这么好吗？能与现代教育管理较量吗？仅把师长放在真理之上一条，就不符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以非国学精神“复兴国学”。 c、化学为产，唯利是图。化学为产，市场介入是好事，是学术产业化的一种探索，表明学术有价，书中有黄金屋。也给学术增加了动力活力。是时代特色。但唯利是图不行，例：现在老板国学班比比皆是，清华、北大等老板班一年5万、2.4万。人大国学院付院长袁济喜甚至说“国学应成为‘儒商’的必修课”，明显有招生广告味道。可以是选修课，可以吸取营养。如果“儒商”是指严格意义的儒家，明显无必要成为这样的“儒商”，而要成为现代企业家、经理。如果“儒商”在这里是泛指有知识文化和道义担当的商人，需学者就多了，国学并非必修，也不是唯一。如是必修，则世界所有的老板都要到他那里去上学，否则外国无儒商，外企无文化和担当。其实依我看，如果说有的老板上MBA是掏钱混个西方文化背景、现代管理专家履历，这不过是掏钱混个传统文化背景、“东方儒商”的身份。 d、最要警惕是各种准国教倾向： 国学中心论：以儒立国，力图以儒学作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海外国学大师牟宗三有国学三统说：道统、学统、政统，道统、学统，即心性化儒学、世俗化儒学还可适度弘扬，以修身齐家。政统，制度化儒学绝不可继承，不能治囯平天下。这一点下面细讲。 国学救世论：王立群说，西方文化不行，便将目光转向了被冷落的国学，通过国学带来效益。为什么国学断断不能救世，后面说。 西学中源论：总爱在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中找到它原本来自中国，如易经的阴阳是电脑二进位之祖，与世俱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都是我们祖先的独创。同意余秋雨观点：要有人类文化的共生意识和共享意识。我们应该在一些精神大原则上承认共同性、人类性、普世性，而不要把一些人类常识性的文明强调成中国人的“独创”，这会使别人感到共同精神财富被单方面掠夺的不舒服。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人类几大古文明中都提出过。又如“以人为本”原则，是西方以人性、人道、人权为基点的人文主义起点，提出来表示我们有共识，却不能说是独创。另外像“和平”、“科学”、“和谐”、“平衡”、“与时俱进”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类的智者所共同坚持的，都不宜在文化意义上说成是中国的独创独有。例：和谐在西方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亚理斯多德就提出过，到《国富论》斯密难题、到西方学者和马克思的解决。唯我独尊容易成为冲突的引线。 例：汉诺威世博会的德国馆大厅，是一大堆德国伟人的未完成塑像贝多芬、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告示牌上说，德国伟人都无法在自己国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让世界各国观众在心中去完成，也就是只有全人类营养才能造就最伟卜大的人。而且还请各国观众在黑板上补充在自己国家出名的德国人。你看，连骄傲的德国人，也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和互动性之中。法国馆的主题是法国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国观众出主意。他们溶入世界的姿态让人如沐春风。中国人真要学学人家的气度。 在至高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在具体呈现形态上则要承认差异互赏。在这两方面，我们常常搞混了，颠倒了。我们一方面对可以共通的精神价值心存疑虑，一方面又对不可能趋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着强制性趋同的误导。 例如宣传“京剧征服了世界”、“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正在争夺中国青年”。例如说陕西的缺点不被容忍，说文学“陕军东征”就大受欢迎。其实容忍论说才大气、和谐，不说、不容忍说反倒引发冲突。不要把文化地域的问题放大，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而定于一尊，以致演化为文化冲突。 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陕军又征服得了谁？我要大声说，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决不是征吸，文化汲纳、文化鉴赏也决不可能投降。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做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任何一个世纪都是各国共存共荣的世纪。征服别人，对文化绝非吉兆。例：主张过混合政体而追求社中和谐的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的衰落，便是教训。例：汉代永昌克拉苏二子留下的郦千人悲剧。 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联合国2004人类发展报告在结论中宣布：本报告否决文化差异将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接受图图大主教意见：我们为差异而欣喜。当今世界，只有崇尚文化差异，才能合理争取到文化话语权。我们不应该发布强加于人的信号，而应在差异中争取文化和谐。 东西循环论：如季羡林老先生曰，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文化是靠正确性、真理性显示自己的生命力的，不是轮流坐庄。没有先进性、真理性的文化永远不会成某个世纪的主流文化。我们努力吧。 3．为什么国学不能救世，儒学不能立国、不能成为准国教？不能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国学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南辕北辙，宗法文化和农本文化产生不了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从国学中产生不了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现代人文、现代管理体系。 美国学者说，现代社会必须有三条件：这就是市场经济模式，民主法治制度，自由平等精神 首先，农业文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学，虽有这样那样的精华（如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却不可能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前导和文化基础。中国千年前即有商贸，但没有成熟的市场，产生不了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政府从关心天事（气候）和人事（牧民愚民从事农耕）的角度，关心农事。例：《吕览 . 上农》认为，人据农而商，则无居心，易流徙，不可以守。亦会好智多诈，巧法令，无是非。所以农民被士称为小人，而商人则直呼为贱人。例：秦代一代有市籍，即打入另册，三代失去自由。晋时羞辱商人，头缠巾，额题名，两脚穿黑白二色鞋。无商不奸、抑商抑奢（不消费）已成国人心理传统。 最近《参考》登纽约市长说，市长就是公司首席执行官，任务是经营好城市各种产品，打造品牌，市民就是顾客、上帝，为他们服务。完全用市场语言表述公务责任。请问，就是把前者学透了又怎样可能过渡到后者？ 其次，家国同构、宗法文化只能产生专制的皇权文化、史官文化，很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科学民主的社会制度与现代管理。社会群落只是服从的共同体，不是意愿的共同体。 例：毛毛虫怪圈。法国科学家法布尔做试验，由于毛毛虫有紧跟前人的习俗，放一些在盆沿上，在离它们六英寸盆中间撒下食物，它们却一个跟一个绕成圈走，七天七夜饿死也不会离开前人，去走新路求生---我不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如此不良的譬喻，只是说明一个民族没有创造性的悲剧。 家国同构危害：民族、家庭血亲宗法制、父家长制和嫡长子继承制的模板会不断自我修复。 社会分工体系，政企、政事、政文不分，所有权、经营权不分，造成权力设租、权力寻租的无法克服的腐败。例：《诗经 . 大雅》就有“贪人败类”的记载，殷商、西周，甚至尧舜时期就有贪夫玷官的记载。贪污的历史和华夏文明一样悠久，原因盖出于此。知道这些，我心里能好受吗？ 道德评价体系，忠孝同义、忠孝相通。天地与君亲作为偶象崇拜的同体系列，放在大道之上，真理是非之上。古代对不忠于皇权列出了“阿党妄上、擅发兵、大不敬、矫诏”等十恶，是要处极刑的不赦之罪。“十恶不赦”就指此。 人才评价体系，一不是德才能绩本位，而是忠孝节义本位，重忠孝而轻能绩，因而亲缘、地缘、裙带风盛行。二崇尚伯乐相马，用个人眼光替代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这种人才评价体系，只有乱世可能用一点人才（如卫青、霍去病、岳飞，为了保驾护国），而治世选庸才，太平盛世出奴才，几乎成为规律。 社会发展模式：是以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梁启超说：“吾中国之社会组织，以家族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伦理中心过分强调道德范式、道德自律，忽视科学管理和民主制度建设，把道德范式放在科学的社会管理、行政组织功能之上。伦理中心又怎么能导致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呢？ 家国同构以模板遗传（潜结构的僵滞、基因不变，信息源如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会发生再生性遗传）、同化惰力（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时间换空间）和修复机制（母系统对子系统以行政干预、加上舆论压力和主体心理的自虐，以进行修复），这都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超稳态结构。怎么能以它为当代的核心价值？ 第三，天人合一、君权（父权）神授，和传统宗法制社会很难产生县有自由意识和法制意识的现代公民社会，只能产生主奴根性、依附人格，不可能有人格尊严，平民权利，自由思想。 宗法制的社会和文化只产生主奴根性和依附人格，只产生奴隶。鲁迅论主奴根性：两重身份、两重人格、两重体现（人际与心中）。马克思说这种人的精神还处在“动物世界”。梅因说：由奴隶和公民是从身份到契约的变迁。周成王临终告诫子孙：“尔是风，惟民是草。”这就是“草民”一词的由来。例：八国联军进京，百姓打顺民旗和德政伞迎接。例：明代黄宗羲设计限制皇权，主张扩大地方权力，限制中央，主张学校和舆论监督朝庭。但当其父死于魏忠贤刀下，却不敢哭，只能暗泣于枕上。例：明代邵宝勤修白鹿书院，定期讲授公私义利之辩，宦官刘觐一来，却被吓得尿裤子。胡适说：自由国家不是一群奴才所能建造的。个别明君和清官的开明和亲民，只具有个别性的真实。整体上看，他们只能模糊宗法社会的本质，是统治者凶恶面目上温情脉脉的面纱。跪着的民众，才期待清官，也成全了清官。有没有清官情结是奴隶与现代公民的根本区别。呼唤清官，就是呼唤救世主，呼唤人治，呼唤黑夜。 清史专家钱大昕说，在道儒释之外，明以后有了“小说教”，以民间的亚道统，以逸出宗法制体外的游民文化瓦解主体文化。李逵瓦解林冲，三阮瓦解卢俊义、柴进。但梁山以暴力替代道统建立不了新的体制。 第四、伦理中心过分强调道德范式、道德自律与感化，忽视科学管理和民主制度建设，也无法现代化。在不公正体制制度下，道德自律与感化只能是天真地希望狼变得更温顺些，狗变得更规矩些，如清官与让步，是不触动制度的牧师行径。 第五、天人合一会导致各种迷信、消极的天定观。二会将宇宙秩序人际化、人际关系宇宙化，易经的天地乾坤男女父母的对应直接导致几千年男女不平等。 4．当前国学热，有否可能是因为国学在近百年中遭遇了太多的坎坷，而获得了我们道义上的同情。其实是一个历史错觉和感觉误差？ 五四运动的对国学的文化批判，是历史的要求，又矫枉过正。五、六十年代对国学（封资修的封）的文化压制，这是一种极左的权力压制和文化打击。文化大革命，对国学进行了沏底的文化扫荡，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用触及皮内来触及灵魂，用痞子文化打击传统文化。八、九十年代西方思潮又对国学进行了一次文化清算，这是从一个崭新的异向坐标上对国学学理上的清算。现在，饱经沧桑、历尽坎坷的国学来到了新时期，要向民族向历史讨说法，我认为很应该。多难的国学就这样俘虏了我们的脆弱的怜悯之心，获得了我们道义上的同情。振共国学极可能是一个历史后座力的反弹，极可能是一种历史的感觉误差。 三、 “站直了，别趴下”，中国知识分子要挺起腰杆。 中国知识分子要挺起腰杆，在五四精神的基础上，更科学地反思批判国学，让中华精神大踏步走进现代境界和现代实践。 1．中西方比较，我们在定义知识分子方面让人很不好意思，表现出一种文化悲剧。《新华字典》：“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辞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语的脑力劳动者。”只要知商、智商，不计思考能力、创造能力、批判能力和情商，实践能力。西方则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国家的牛虻（苏格拉底）”“生命的思考者”。来源：俄国别、车，指思考者。法国雨果、左拉发表《知识分子宣言》为德雷福斯上尉鸣不平，被人讥为“知识分子”，指不切实际的浪漫，但却宽容他们。雨果可以因为圆明园被焚骂法国政府 “强盗政府”，而司马迁为李陵投降说了几句不同意见，便被阉割。皇权制度根本不让你有一点男人的骨气，不让男人成为一条汉子。 2．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命运的三个历史阶段 漂移待沽阶段，化文为技、化道为智的“沽之哉”阶段（先秦的苏秦与“丧家犬”孔子）。例：《三教论衡》记唐懿宗御前演参军戏：佛祖何人？释迦妇人尔，《金刚经》云“敷座而坐”，夫坐了才坐！道祖何人？太上老君妇人尔，《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身体是祸患之源，吾有身才知患也），非妇人何“有娠”？孔圣何人？仲尼妇人尔，《论语》云“沽之哉，吾待价而沽也”，非妇人何“待嫁”？无意而有意讽喻了中国文化不是男子汉文化。 依附人格阶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四处“找皮”阶段（汉宋明），《辞海》：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不同的阶级。我们强调的是依附性。西方也承认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但他们强调的是独立性和自由性。卡尔.曼海姆主张自由漂移，“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任何阶层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很大程度上，他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主体确立阶段，知本家、知识资本主义、文化资产阶级阶段（现代市场经济）。阿尔温、古尔德纳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控制了知识的生产和分配。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的收入、地位和权力。这是文化资本，占有它的叫文化资产阶级。他们开始把自己种在自己的皮上而石依附别人，从行为到精神有了自己主体的独立性。 3．中国知识分子足怎样集体趴下，由漂移到依附的？ ①秦皇焚书坑儒，不再漂移；②汉武独尊儒术，御用化；③明清以降文字狱，噤若寒蝉。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养成了招安情节，臣妾心态，怨妇心理，争宠心理，从一而忠的贞操心态。全是女性的、弱者的心态，全是依附人格、主奴根性，只是没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心志。中国知识分子便这样集体趴下了。 4．中国知识分子三次大突围 但中国知识分子也执着、顽强、伟大，不断斗争突围。想起短信对联：鸟在笼中，恨关羽不能张飞，人活世上，要八戒更须悟空。横披：通脱人生。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两部名著的内在生命主题，也说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千年内心苦闷。 第一次：魏晋风度时代 从汉末到魏晋六朝，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朝代更迭、政治纷争、生存艰困，文化人心中的苦难和追求生命自由的愿望，冲突得格外强烈。他们特立异思，啸傲纵逸，反抗社会的礼教。 孔融让梨，这个古代的小雷锋，后来却成为著名的狂士。他辞官赋闲，聚众狂饮：“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吾无忧矣”。给曹操写信，极赞酒之功德，从尧帝开始，一连举了十个例子，什么尧帝不喝千钟，无以建太平；孔子不饮百觚，无以称圣人；樊哙所以能在鸿门宴解救危厄，是酒给他壮胆；甚至说，“高阳酒徒”郦生照样可以大有功于汉，而不嗜酒的屈原，却因了太清醒被困于楚！借酒之颠狂，说出了只有释放生命才能创造发展的真理。 “竹林七贤”刘伶写《酒德颂》：“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唯酒是务”例：每端起酒杯便自我扩张，感到天地狭小，脱衣裸身豪饮。有客至家则道：“我以天地为房屋，房屋为裤子，你怎么钻到我裤子里来了？”他常常提一壶浊酒坐一辆鹿车，让人荷锄于后，喝死了便就地埋了！刘伶醉薰薰，心里却很清醒，有次喝醉和市井之徒争端，对方要打他，他笑着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对方只好罢手。刘伶以酒情狂态逃避世俗社会，追求心灵自由，也保护着自我。 刘伶是酒中狂者，阮籍则是酒中隐士。一个清醒过人的人而不能不借酒佯狂，是那个时代压抑自由人格的悲剧。阮籍常借酒挑战虚伪的礼教。例：他本是个孝子，母亲下葬那天，故意喝两斗酒一只蒸乳猪，而后灵前一声长嚎，吐血几升，旋即神萎形销。以此证明酒肉与孝道、感情无关，传统礼教很虚伪。更借酒掩护自己。司马昭为儿子向阮女求婚，他却不愿意与天子结亲，每次司马家来人，有意喝得人事不省，一连醉了60天！司马昭只好放弃。 嵇康将美男子的仪容气质，和狂狷的生命追求、独立的人生理想熔铸一体。他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批判汤武周孔所代表的虚伪的儒家人格，建立一种任性适己的新型人生。他宣言：“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顺从人性的欲求才是自然的道德的，而不能以经典或传统来压抑人性。嵇康的离经叛道触动了封建王朝的礼教基础，被司马昭打入死狱，写下了绝笔的《幽愤诗》，声称自己耻于向伪善者、当权者乞求，“卧龙不可驯，志士不可屈”。一时京师震动，数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求赦。这反而坏了事，司马昭非杀嵇康以镇慑天下爱多咀的文人不可了。嵇康奏响《广陵散》，结束生命。 第二次：晚明狂狷时代 晚明的狂狷群体，是中国文人的以自己的独立品格冲击主奴根性、中国依附人格最壮烈的群体，伴着血与火，伴着生命。这反映了市民社会在理性精神层面的新的历史要求。 唐寅：由生命自由的青春时代起步（裸泳、摇巾的超男），一生没有克服三重内心矛盾：时业（功）与己愿（心）、名累与隐逸、立言与空境的冲突。也就是一生既想“八戒”又想“悟空”，想“张飞”还不愿“关羽”。他一生儒释道皆存于心：儒，终生有入世功业愿望，晚年梦见科场大哭，致书官员想出山。释，出家留头不留发，精进禅学与耳画的禅意。道，艺术的空灵，人生的放达，花中行乐月中眠，又归于自由生命状态最后寂寞凄凉死去。将并未解决的冲突，永远掩埋在心中。 这本是明代市民精神的进步表现，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心声，而却今天被娱乐文化解构，电影周星驰、陈思思、巩利三版本，方言川剧，搞笑版，郭德纲相声剧，使唐伯虎成为家喻户晓的娱乐形象。 金圣叹。名字：与文曲星文昌帝君同生日。孔圣人叹曾子之父能文化治国，曰吾与点也，故名圣叹。以“寄辩”法，将真切而丰富的感情和人生经验溶入所批书本。点评《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自称六才子书，天下才子必读书。晚年面壁10天搞懂王维“桃源面面绝风尘，柳市南头坊隐沦”。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序中，用了上千字批先生“好色而不淫”，以许多设问句，从六、七个方面，论述了好色很难不淫，“吾欲一问之：夫好色与淫相去真有几何耶？”痛快淋漓。 他在考科题《如此则动心否》后，擅自加一段“空山穷谷黄金万两，露白葮苍有美一人，夫子动心否？”连写39个动字，曰40则不惑矣。考科题《孟子将朝王》，吁---。考官怒不可遏，当下革掉他博士子弟员资格，赶了出去。他反倒高兴地说“今日还我自由身矣！”有人戏问“自由身”三字出自何处，他脱口秀般，好一顿自我表现：“‘酒边多见自由身’，这是张籍的诗，‘世间难得自由身’，这是寇准的诗，‘三山虽好，惜取自由身’，这是朱子的诗。”众人目瞪口呆。死于为民请命的哭庙事件。据王应奎的《柳南随笔》载，听说处斩，他竟道：断头至痛也，抄家至惨也，我不意间都得到了，真是天大奇事。 徐渭：神童，称“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以丹青著称于世，却说自己是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其实他戏曲也很了得，《四声猿》在中国戏曲史上有一笔。 艺术成就卓著，命运出奇不幸，一生几乎没有走出过苦难。 畸命：庶出，父亡，母卖，倒插门，4次婚变，杀妻。 畸心：恨严嵩，又受严亲信胡宗宪赏识，常代写吹捧严的文章，自欺欺人的违心写作不能不给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违心而不被别人理解也不被自己原谅的痛苦，无异于心灵凌迟，慢性自杀。生理与心理分裂而至“心疾”、“脑疯”。 畸态：当官受束有如小刀慢剐，不如一刀杀我也。邀豕猪飞鸟同饮。诗同鬼语，画含饥讽（《掏耳图》，装聋作哑，不听人间事） 畸行：怀疑有人要杀他，让人害死不如自己一死百了。准备好了棺木，写了《自为墓志铭》。多次自杀，铁钉刺耳，铁锥击睾。 李贽：家世，福建泉州人。古代泉州异质文化的味道很浓，祖上有色目人血缘。这都与汉族内封性的土地文化相异，决定了他的异端和苦难。不屑为宦，自命 “流寓客子”，精神上居无定所，只能流徒终生也。“客子”，文化上不是嫡传，乃不被认同的客地之子。 六不为，不考官，不做官，不说假话，不陷俗务，不僧不儒非礼非制，不同流合污。 不做旷官，例：当云南姚安知府，政声好要提拔，却弃印封库、辞职而归。《焚书》中说：不是那块料而去当那个官，是旷官；不当到最后不放这个位子，是贪荣；一定要把官当到名声满朝，是钓名。对这些，他表示“贽不能也”“势不为也”。 “童心真性说”：童心是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不说假话，便须肯定人追求个性、私欲和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反对儒教“发乎情止乎礼仪”。《焚书》说，自然既发乎性情，则自然也应止乎礼仪，在性情之外没有外加的礼仪可言。这是极具历史进步性的个性自由和个人发展论。是晚明思想解放和新人格诞生的理论旗帜。 蔑圣儒、非孔孟。例：在佛堂挂上孔子相，题词调侃：大家都说孔子是大圣，老、佛为异端，但若问孔子神圣在哪里，答曰是听父亲、老师说的，而父亲、老师又是听谁说的？答曰听历代儒家说的，最后都是听孔子自己说的啊。《焚书》把儒家说得一无是处：“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节殉名。”他认为老天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必在儒教面前没有了自己，人人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社会上还有什么是非呢？只要不逆心、不昧心、不抑志、不矫情，人人可以为杰为圣为佛的。 在《感慨平生》中写道，平生不爱受人管，却一生下来便属人管了。幼时受训于蒙师，长大了要受老师、父亲的管教。当了官，受官管。弃官回家，又属本府本县父母官管。来而迎去而送，请吃送礼贺寿，稍不周到便有祸患，一直管到了人死入土才安宁。所以为了生命的自由，他宁可抛弃一切，或飘流四外，或削发为僧，总之不归返家园，以“流寓客子”的身份躲避各种杂事俗务。 他对自由生命和人格的追求符合历史进步要求，但那个时代很难实现，个人的践行又无法被理解。当历史还没有孕育出解决这些矛盾的理想方式，像他那样的早醒者，便只能孤身一人与封建政权所支持的礼教作无望的抗争，永远处在高度的孤独和痛苦之中。如他的自况诗所云：“独雁虽无依，群飞高有伴。可怜何处翁，兀坐生忧患。” 死于剃刀。万历皇帝传旨以离经乱道、惑世诬名两条罪过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不许存留。”入狱后，乘狱吏为他剃头之机，李卓吾夺过剃刀自刎，血溅满地。狱吏问还没有断气的李卓吾，痛不，他已不能出声，在狱吏手中写道：不痛。狱吏又问，何以不痛，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朱耷：名号含血泪，哭之笑之。入仕、功业与遗民忠孝的冲突，使之两次发狂。31岁因恐惧清人杀戮而疯，54岁因事清内心痛苦而狂。欲忠与欲仕的冲宪导致悲剧结局。孤，贫，病，死。 骨乃孔孟。肉乃老庄（艺术的空灵，人生的放达，晚年的寂寞）。皮乃佛禅。（留头不留发出家，精进禅学与书画的禅意）。 艺术的傲骨：白眼、闭眼、瞪眼、斜眼、眯眼、梗脖、缩脖小鸟与兰花露根。 他们的命运叫我又想起一幅对联：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人简单，事筒单，人事不筒单。他们斗不过那个社会那种文优，命运可悲而精神可敬。 第三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 （略）终于由文化运动引入革命行动，中国也终于走进了现代，尽管那么艰难缓慢。 从来就有这样的文人传统，就有这样反国学的斗争，他们有正气、有傲骨、有狂狷与狂颷（五四时代）中的自由精神，他们反映了新的市民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要求，开始有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萌芽，这才可能引领社会由传统逐步进入现代。国学热，也请关注关注他们，热热他们吧。 肖云儒 华商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