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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在这次战争中，由于清朝政府和、战不定，从而出现了打—谈—打—最后降的局面。以往史家在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时，往往将它和统治阶级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的斗争联系起来，事情似乎是这样：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和以琦善为首的投降派，两派之间泾渭分明，水火不容；道光皇帝＊则是一位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皇帝，当他起用抵抗派林则徐时，禁烟抗英斗争就取得胜利，定海失陷以后，由于听信了投降派琦善的话，将林则徐革职，清军就接连打败仗。虽然后来抵抗派揭露了琦善的卖国行径，道光将琦善革职，但未起用林则徐，所以，鸦片战争终于失败。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对复杂的历史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究竟道光在定海失陷以后的态度怎样？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抵抗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清朝政府对外战争的失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笔者试图依据清代档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的结论。 一、道光皇帝在定海失陷以后的态度 史家一般认为，道光在英军攻占定海，北迫天津之后，迅速地从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斗争转向妥协投降，最后充当了投降派的总代表。（参看龚书铎等《建国三十五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第473页。）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定海失陷的消息传到了北京。道光除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外，立即谕令闽浙总督邓廷桢选派闽省舟师入浙会剿英军，谕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拣选水师数千名预备调遣。道光认为：“此次□咭□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经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因思该夷先经投递揭帖，恣其狂悖，逆夷文字不通中国，必有汉奸为之代撰。且夷船多只闯入内洋，若无汉奸接引，逆夷岂识路途？”（本文所利用的清代档案均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上谕来源于《军机处上谕档》和《军机处剿捕档》，奏折、奏片来源于《宫中朱批档》和《军机处录副档》，余不一一说明。）因此，道光断定，英人胆敢寻衅是因为汉奸为英人主谋向导，否则英人“以食毛践土之民”是不敢“自外生成”的。所以道光下令沿海将军、督、抚、提、镇查拿汉奸。由此可见，尽管道光对情况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抗英的态度应该说还是积极的。 七月初六日，道光收到了林则徐从广东发来的奏折。林则徐指出，英舰“若其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认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英国官阿美士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藉可散其牙爪，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借口。”（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林则徐奏折。）在此，林则徐认为，英人是因为断其互市，损害了商业利益，因此才北上伸冤告状。只要英人到天津表现“恭顺”，朝廷还可以采取安抚政策，甚至建议：如果英人在递词中指控他“私自擅行”，那么，朝廷可以另派钦差大臣来粤办理，以消除英人的借口，使其迅速就抚。 道光看了林则徐的奏折，仍认为“夷情叵测，诡计多端”，因此，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人“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如果情词恭顺，该督等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从无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上谕。）琦善接到谕旨后，于七月初九日复奏，认为：“□夷诡诈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岂不知圣人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至浙江占据城池？是其显怀异志，明有汉奸引导，不可不严兵戒备。”（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琦善奏折。）在这里，琦善否定了林则徐认为英船前往天津是恳求贸易的说法，追随道光“必有汉奸引导”的观点，主张对英取强硬态度。 上述情况说明，定海失陷以后，道光并没有迅速地转向妥协投降。不过，他对是战还是抚，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策。林则徐和琦善对英船北上的目的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琦善不过是迎合道光的观点，而林则徐是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直接与英人交涉，看来，他的意见对道光影响更大。林则徐的奏报有两点重要内容，一是英船北上是“求通贸易”，二是英人若指控他“断其互市”是“私自擅行”，他可以接受查办，以消除英人借口。当时，清朝政府财政拮据，道光总的来说是希望避免战争，但先决条件必须是英人愿意“就抚”，而且必须对朝廷“恭顺”。如果林则徐的奏报属实，自然以安抚为上策。所以，道光于七月十二日连发两道上谕，一道谕旨是令伊里布到浙江密查英人启衅根由，据实奏闻；另一道谕旨是令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上谕。）对于英人到天津投递禀帖，道光原是坚持旧制，“断不能据情转奏”，现在则改为“即将原禀进呈”，其用意显然是想直接了解英人北上的真实企图及其对朝廷的态度。 七月十四日英船到了大沽口，琦善派委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回报是：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以上达天听，恳求转奏”。（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琦善奏折。）于是，琦善接受英国照会，并迅速转呈道光，照会开头写道：“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琦善奏折附件。）显而易见，英国的照会是颠倒是非，为其侵略罪行辩护。但“乞恩通商”，“求讨皇帝昭雪”，情词“恭顺”，在道光看来，这是英夷“就抚”的表示。于是，道光于七月二十三日发布上谕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在另一道上渝中，道光指示琦善：“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服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借口申冤，狡焉思逞也。”中英两国大沽会谈之后，英人因士兵生病者多，另外气候转凉，不宜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等原因，英国舰队全数起碇南下，此举给清政府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抚夷已经成功。所以，道光说琦善的谈判是“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伊里布奏折之朱批。）九月初三日，道光下令把林、邓二人撤职，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去广东查办。 九月初四日道光接到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托浑布奏报了英舰于八月二十二、三等日路过登州的情况：登州知府在沿海各口岸巡防，“□见驶近内洋口岸各船，遍插五色旌旗，鼓乐大作，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英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同声欣忭，欢惬非常。”（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托浑布奏折。）同时托浑布还奏报了派人赴英船探询情形：“该夷人义律，吗□□等接见时，甚为恭敬，声言：“伊等此来，志在乞恩，今下情幸蒙大皇帝鉴察，钦差赴广东查办，不胜感激，断不敢在途滋扰，”（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托浑布奏片。）托浑布所奏报的上述情况是真是假，暂置勿论。但却使道光确认抚夷是有把握的。随即指示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该夷情形极为恭顺，英夷船只现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将军督抚等不知现在情形……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上谕。）同一天，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闽省水勇八百名由陆路赴浙片到京，道光又指示，现已议抚，福建团练水勇应分别撤留，以节糜费。 至此，道光对英政策已经由主剿转为主抚。此时的“抚”虽是一种退让，具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但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投降”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道光对于英国照会中所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均表示拒绝，如英人提出割让海岛以为该国贸易之地，道光明确指出：“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关于行商的积欠，道光认为：“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至于烟价问题，他的态度也是坚决的：“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甚至英人提出的让清廷钦差大臣赴英船面会定议，道光亦以“有损体制”而加以否决。由此可见，此时的所谓“抚”，仍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英人臣服天朝，保持鸦片战争以前中英关系的格局。 果然，当琦善到广州，发现英人桀骜不驯，语气十分傲慢，向道光奏报以后，道光便即刻颁布渝旨：“该夷因断绝贸易，贪利无厌，其始乞恩查办，朕因该夷惟利是视，不值竭中国之财力与之计较，故示以羁縻，原冀平其骄悍之气，便可戢兵。乃现据琦善奏称，此次英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等语。该夷包藏祸心，狡焉思逞，恐后此无厌之求益无底止。琦善面授机宜，现在自仍以开导为先，但恐事有变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失时机。特此申谕琦善、伊里布并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箭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操练有准。”（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上谕。） 但是，琦善深信“抚”字的威力，并没有按道光谕旨办理。结果，英人强占香港，攻占虎门。道光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家产，命令奕山为靖逆将军，一意攻剿。 奕山到粤后盲目发动夜袭而卒遭大败，被迫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但是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奏称，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以手指天指心，“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允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奕山等奏折。）道光接到此折，认为：“□夷自我兵两次击退之后，计穷势蹙，并力进攻，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在“该夷免冠作礼，呼求转奏乞恩。”这说明剿夷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准令通商，但要求英人“立即将各兵船退出外洋，缴还炮台，仍需禀遵前定条例，只准照常贸易，不准夹带违禁烟土。”（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谕。）五月二十六日，奕山奏报抚夷情形：“伤委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差派洋商，传谕英夷，令其禀遵前定章程，安分贸易，大皇帝体恤尔等，曲赐矜全，须感大皇帝恩施格外，毋滋事端，前往明白开导，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等语”。（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奕山奏折。） 当英军撤出广州、虎门，道光完全相信英军乞降，清军真的打了胜仗，于是再次下令沿海各地撤兵。六月十一日谕知钦差大臣裕谦：“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节次焚击，业已退出虎门，所调各路官兵业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宝山、镇海等处调防各官兵，著该大臣体察情形，有可酌量裁撤之处，迅速奏闻请旨。”（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上谕。）七月二十八日，道光又下令各省督抚，酌量裁撤调防官兵，参赞大臣杨芳，亦回湖南就任提督。此时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人，都说英军有赴浙滋扰之信，并有新到兵船、火船，一俟齐集，即赴浙江，因此主张调防的官兵应当暂缓撤退。但道光深信剿夷成功，战争已告结束，七月初七日谕令：“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服，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著裕谦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上谕。） 道光的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就在这道谕旨颁布前两天，大批英军已从广东出发北上了。原来英国政府认为义律签订的所谓《穿鼻草约》勒索太少，所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撤回义律，另派璞鼎查统率侵略军，对中国大肆用兵，直到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的要求为止。 中英两国真正的军事较量，是英军第二次北犯浙东，清军反攻失败。在英军攻下厦门，又相继攻陷定海、镇海和宁波之后，道光开始意识到：“该夷伎俩，原只恃船坚炮利，习惯风涛，今该夷登陆占据炮台，亦如此凶狠，是防守之术，必应水陆交严”；“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皆以彼登陆后，既不能为患。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上谕。）但他仍认为陆战是清军的长处，便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收复失地，一举全歼英军。道光还满怀信心地勉励奕经说：“种种布置，详慎周密，朕心欣悦。谅将军等必能尅期进剿，扬我国威，断不令该夷扬帆远遁，朕引颈东南，日盼捷音之至也”。（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谕。）但结果，清军反攻失利，英军乘势反击慈溪军营。再败清军，奕经仓惶遁逃杭州。浙东抗战和反攻的失败，说明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也不可恃。道光痛心地说：“此次逆夷侵犯，统计在船登岸，不过二千余名，我兵数是相当，且有城池炮位，主客劳逸，形势□然，乃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纷纷溃散，以致逆夷肆意滋扰”。（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上谕。）至此，道光对攻剿已丧失信心，当奕经等奏请续调官兵，再行进剿时，道光便说：“事已如此，添调何难。前番布置，似乎确有把握，一经动作，受亏退步，又欲俟数千里之外续调之兵到齐，再行进剿，无论旷日持久，能必保其成功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道光帝朱批奕经奏折。）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又一次由主剿转为议抚。应当指出，此时的“抚”实际上已成为乞降的代名词了。 从以上对道光从定海失陷以后对英态度变化全过程的简要叙述可以看出，道光并非一味妥协投降，而是经历了一个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而且前期的“主抚”是企图用传统的“抚”的方式以消弥衅端，后期的“主抚”则是在中英双方军事实力较量以后的“战败求和”。那么，道光对英政策的这种变化是否是受统治集团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斗争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