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子墨：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作为中国本土的唯一宗教，迄今为止，道教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延续，道教也经历了几番的盛衰，并且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生过重大而且深远的影响。虽然说在今天，在民间道教出现了日渐边缘化的趋势，但是我们却依旧想去了解在建构和传承中国文化方面道教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而此外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中道教它的价值和出路又在哪里？有关这些问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社科院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卢国龙先生，欢迎卢先生。 嘉宾简介 卢国龙，男，1959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分配到中国道教协会工作，承担隋唐道教史研究任务。1988年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次年受聘为助理研究员，1994年聘为副研究员，1999年聘为研究员。主要从事道教经史、思想及中国哲学史研究。已出版《道教知识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郭象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1997年）、《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等专著及论文数十篇。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心主任。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青年”称号，所著《道教哲学》获“胡绳青年学术优秀成果哲学奖”。 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说您曾经种过地，而且我还了解在农村的时候，您还当过生产队长，是这样吧？ 卢国龙：这情报很厉害。我确实是农民出身，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受到过的一个最好的表扬，到现在不能忘记，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村子里的乡亲们送我，我们村有个朱大伯说，说哎呀，还去读什么大学，多好的劳力啊，太可惜了！我意思是可能是受到的最好的表扬了。 曾子墨：从种地能手，到今天的这样一个道教研究的学者。这个过程是怎么演变的？ 卢国龙：因为种地很累，所以就去读书。因为当时其实说是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理想，真的是说不上，那么就说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政策，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因为一直嘛，我开始读书的时候，但不是个好学生，还是喜欢读书，就是跟种地和读书两者之间选择，我觉得还是读书比种地舒服。 曾子墨：研究道教这些年呢，我知道卢国龙先生不是一个仅仅只留在书房里的这样一个学者，而且还曾经到民间去做过很多的调查，是吧？ 卢国龙：是。 曾子墨：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呢？ 卢国龙：我是觉得吧，实际上，因为古人治学也是要古典和经典，要互训，对应地来读。单读古典，实际上不看今典，古典是读不懂的。因为我们可能了解的只是比如说它的典章制度，就包括典章制度的真正的理解，你也得拿到现实中来对应，那么说我们对古代的这种文化呀，它的各种制度啊，我们才会有一个真切的理解。那么说是，只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现在的道教是什么样子，我从古典里面读到的道教是个什么样子，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我的问题意识会转换。那么说相对的来说，我的这种学术思路也会更新。 曾子墨：谈到道教呢，我想很多民间的老百姓对于它的理解和您这样专门去研究它的学者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很多老百姓就会觉得说道教可能就是养生之术，而且呢可能一想道士就是生活在深山老林里面去隐居，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生活方式？ 卢国龙：你是问我是不是修炼过？是不是？好像问得还很委婉，半天才反应过来。我自己应该说在道教它是有这个修持，因为道教的一种学问它这种追求的是叫做道德性命之学，那就是追求你个人一种精神生命和肉体生命的完整，就一个大全，一个完整。那么这个是需要修持的，这是道教自己的说法。那么说我想啊这个修持，其实不一定是要在深山老林里面，其实道教里面修道和修仙两个层面都有，因为它应该是一个互补，交互影响，相互激荡的。那么修仙是要有一些方术，修道更多的是一个精神生活。 曾子墨：既然您自己也谈到了修仙，我知道民间还有很多的理解，觉得这个道教呢就是做一些占卜啊之类的事情，而且呢还甚至有人觉得说道教其实和巫术没什么不同，有着很多的联系？ 卢国龙：其实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误会，因为道教就是我们如果要认真地考察道教史，从一开始这个天师道兴起的时候，在汉末，就说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兴起的时候，它之所以立教的一个前提就是革除巫术。这个东西就像《化书》里面有一句话，道教有一部经，叫做《化书》，叫做“化国者为国所化，化家者为家所化”。就说你要去教化的那个对象最终总是一个相互影响的，那么只是在这个层面，但是就道教自己本身的立教宗旨而言，它并不是去提倡巫术，它只是因为巫术是在民俗层面的，它要用它自己的这样一个价值理想、用它自己的一些文化，去改造、改变这个巫术。 曾子墨：那我想道教其实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体系，它本身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价值。在演讲当中呢，我们就欢迎卢国龙先生带给我们他自己的思考。 卢国龙：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来进行交流。确实像刚才子墨说的，那么说是道教在通常的印象中是一个很神秘的、是有各种方术的这样一种宗教。那么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道教之真精神”，跟大家印象中的道教好像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个里面可能说要把这个话题说清楚，其实是道教自己本身的文化结构里面就有两个层面，就一个是道的层面，一个是术的层面。道的层面是道教它之所以成为一门宗教的立身之本，也就是它形而上的精神追求，那么还有一个是术的层面，术其实并不是指巫术，道教的术是它实现它的信仰，继承它的教育的方式方法，包括养生术。养生术里面有很多，比如内丹、外丹、服食、导引，但是我们想，就是如果从广义的来讲，就道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它去谋求它自身发展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广义而言其实那也是术。我们就说是通过它这一系列的术背后，道教还有一个道，如果没有这个道，道教不成其为道教，那就只是一个方术的积累。 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大家的这种印象中，实际上不但是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应该说在学术研究中，术所受到的关注确实是远远地超过了道，远远地超过了它，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用科学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的一个唯一的标准，如果我们按照一个科学主义的思潮去研究道教，它最能够对号入座的对象是什么？当然不是它那个抽象的道，就不是它那个精神价值层面的东西，而是它那个方术层面的东西。这个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就包括李约瑟写的《中国科技史》。最能够对号入座的，因为它能够为我们现在这种科学主义研究模式，提供最直接有效的材料就是道教的方术，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这样一种方法，应该说是很像把这个道给它切开来撇在一边，专门去研究它的术。所以道教研究走到了一个怪圈，从三四十年代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许地山写了一个《道教史》上册，那么呢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先秦道家是讲道理，后来道教是讲迷信。那么后来许地山还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扶乩迷信研究。 因为当时做这样一个研究，有它的一个主导性，那么提倡科学，反对这种巫术思维，因为中国要图存，要发展、要生存下去，那么必须要进行一个国民性改造，进行国民性改造必须得进行文化的改造，文化的改造就要把那些迷信的东西全部给它去掉，那么按照科学主义来衡量，发现这些方术都是迷信。这个不是说我对许地山的研究，我有什么非议，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对于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潮，他最有代表性，又是做得最好，所以我拿他出来做一个例子。 可是到了80年代以后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传统文化热，因为气功热，最后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论文、很多这种研究成果发现，三四十年代被确认为迷信的那些道教方术，到了80年代会发现其中包含着生命科学、人体科学，甚至包括宇宙科学，那么说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科学的因素，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一个科学主义的思潮作为唯一的一个衡量标准来衡量道教，就突然发现是个怪圈，一会儿是迷信，一会儿它成了科学。到了最近这几年我也对市面上的这种现象，像刚才子墨说的这个现象，我也有一个观察，经常去看看这些书摊，现在批评道教是迷信的少了，那么直接从道教的资料中去研究科学技术的更少了，直接搞迷信的活动的现象就多了，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想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怪圈，可能会涉及到，就说道教它作为一个文化，它本身是一个整体，但是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学术的思潮把它切割开来，把道给撇在一边，专门去研究它的术，或者是专门在意、关注它的术，那么就不见了这个整体，不见了这个整体，那么道教的一个根本精神，不彰显，那么我们对道教的这个评价和理解，甚至我们对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的一种发掘和利用，就是一句话，叫做“是非无准”，没有一个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啊，我想为什么我非常赞同陈寅恪的这个提法，叫“道教之真精神”，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陈寅恪这个提法呢是出现在，在座的，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读过这个，是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里面提出来的。就什么叫做道教之真精神呢？他有一个解释，就是一方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文化、外来之思想学说，另一个方面又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那么陈寅恪呢在这个审查报告里面呢是有一个提法，他说，宋代的新儒家之所以在中国代表了一个哲学思想发展一个制高点，它就是继承了道教的这个真精神，这个发展的道路他概括为就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这个是主导中国的思想体系来建构中国社会模式，包括制度模式一个必由之路。 所以陈寅恪在这个报告里面其中还有两句话，说如果不能够发扬这样一种道教之真精神，一个方面就尽量吸收外来的思想学说，一个方面又坚持本来的民族的地位，我们只是照搬外来的文化，在中国，他认为，这个发展的前景会像玄奘的“唯识学”一样，那么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唐初的影响很大，但是呢大概传了40年，那么最终是归于歇绝，就传不下去了。他说按照这样一个思路看到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我们只是照搬北美或东欧的文化，在中国必然也是没有发展出路的。现在我们来想想陈寅恪的这个话，应该说这种有见识的人，你听他谈古论今，有时候你真会发现，就说他们是一种洞见。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时期已经证明了北美的资本主义行不通，是不是，解放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也充分证明了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那么中国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制度模式，这个必须有一个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来提供支持。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