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著有《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等。 最近读到赵宪章、白云两位作者合作的《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2000-2004年中国文学CSSCI描述》(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以下简称“报告”),读后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从中我看到了我国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变化:借助最新的电脑检索系统的检索结果,对数以万计的学者及其论著的被引用率进行饰选,然后以确切无误的数据来论证学者及其论著的学术影响力。这是一个质的转变,即从简单地对学者论著的数量的重视转向了对学者及其论著的学术影响力的关注。 我们国家对学者个人的人文学术成果的高度重视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才开始的。此前,相关的科研人员和教师在极左路线统治下,唯恐被戴上“白专”帽子,甚至都不敢单独署名发表论著。新时期以来,在党和国家“繁荣科学、繁荣学术”的方针的感召下,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采取了一系列奖励措施,鼓励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发表学术论著。各学校为了鼓励教师多发表学术论著,其奖励的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些学校对于发表在核心、权威刊物或CSSCI刊物上的论文,光一篇论文的奖励就达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与之相应的,还有另一方面的措施,譬如评定职称也要与申请人的论著数量挂钩。一个讲师要申请副教授职称,其基本条件就是要有5篇以上的论文发表,其中还必须有若干篇发表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上级机关下来检查某学校或某学科点,其中一个标准也必定与该校或该学科点发表的论著的数量有关。如果数量太少,那检查的结果就肯定不妙。 以上这些措施,无论是奖励性的还是制约性的,对新时期以来的人文学界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短短二十几年,我国人文科学领域发表的学术论著,其数量是此前27年所发表的相应学术论著总和的数十倍之多,甚至还不止。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单纯追求数量的这些措施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有些学者片面追求学术论著的发表数量,或重复自己,或抄袭他人,短短几年就炮制出数百篇论文和数十本学术专著;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花钱买书号、买刊物的版面,终于完成了评职称所需要的论著数,顺利晋级。只是如此炮制出来的学术论著,其质量也就不难想象,对于促进学术、繁荣学术更不可能有什么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赵、白两位作者合作的“报告”就很值得我们重视了,因为它以简洁明白的数字有力地证明,只有那些富有真知灼见、富有创新精神的论著,才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才能对繁荣学术作出贡献。 譬如,我们都感觉到在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界,鲁迅、胡适、周作人有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另外一些学者,如陈寅恪、张爱玲、吴宓,他们的名字最近几年来频频亮相于媒体,其影响力也应该很高呀。“报告”中的“表32000-2004年中国文学被引用超过100篇次的学者”通过对CSSCI系统论著被引用率的检索,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鲁、胡、周三人的论著在此期间的被引用率分别是4769、1248和1042次,高居榜首,而陈、张、吴的论著在此期间的被引用率分别是264、202和123次,与鲁、胡、周三人相比,显然存有很大差距。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胡、周三人及其论著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巨大而又持久的影响力,这一事实同时也说明他们三人的论著迄今仍然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和理论参照。当然,陈、张、吴的影响力也不容小看,在总共引用率超过100篇次的98名学者中,他们的排名分别是第29、40位和第68位。 顺便提一下,在这98名学者中,目前健在的学者其引用率较高的就要推钱理群、陈思和和陈平原了。他们的论著的被引用率分别为290、287和230次,分别排名第27、28位和第35位,超过了周扬(208次,第38位)、何其芳(193次,第42位)、施蛰存(179次,第44位)这样一些前辈名家。 再譬如,“报告 表5”对2000-2004年中国文学被引用6次以上的论文的统计结果也给人以很深的启迪。在102篇入选的论文中,赫然在目的有黄子平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被引18次)、韩少功的“文学的‘根’”(被引17次)、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的创作”(被引13次)等论文。同行专家们不难发现,这些论文正是以其对文学史、文学现象、文学本质的独特见解而被圈内人士所广为称道,它们较高的被引用率也正好从引用率这一角度以数据证明了学术论文独特的个人发现和创新观点的意义和价值。 由赵、白两位的“报告”我还想到,其实人文科学内的其他学科也可借助CSSCI的检索系统对各自学科的学者和论著做一番检索。这样,我们在评价一个学者及其论著的时候,就不会被表面的论著发表数量、以及一些外界的炒作所迷惑,而能对一个学者及其论著的价值作出比较全面、也比较客观的评判。 当然,在强调“相对发文量而言,被引篇次更能说明一个学者的影响力”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在论著的被引用率与学者的学术水平、其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每个学科都有其特殊的情况,有的学科本身的学术圈子就不大,有的学科专业比较偏,不易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论著的被引用率。但无论如何,在同一个学科内部,其论著的被引用率的高低肯定要比论著的数量更说明问题,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