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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是大作家，可他的工作关系不在作家协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做事，１９７８年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事。不过，沈先生的妻子张兆和先生，倒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干部，退休前，是作协下属的《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编辑。 我和兆和先生素未谋面，兆和先生却曾送给我一把沈从文先生用过的椅子。这把椅子的赠予，牵线人是金玉良，作协机关老干部处的一位大姐。金玉良和张兆和先生最为投缘，常常到兆和先生那里去问安、闲叙，也帮忙做一些家务，有时还和老人家一起共进晚餐。上班的时候，金玉良偶尔来我的办公室小坐，讲起离退休老干部们的生活。她讲得最多、言谈中最为敬重的，是张兆和。她告诉我，兆和先生学养深厚，性情高雅，与世无争，一直过着恬淡素朴的生活。沈家一直供着１００多个湘西土家族的贫困孩子上学，而沈先生和兆和先生，绝无生活上的奢求，“不信你去看看沈先生坐的那把椅子，几个弹簧都软了，直到辞世也没换过！”听到这里我心中一暖，突生奇想，我说：“我们的现代文学馆应该去买一把新椅子，去把沈先生的椅子换过来！”我不知事后是不是把这个建议转告了文学馆，然而我相信，我的感慨被金玉良转告给了张兆和。因为没过几天，金玉良到我的办公室说：“沈先生那把椅子，兆和先生说送给你！” 我正要上楼去开会，急忙找来司机小郭，让他跟着金玉良去沈家拜望老人家。会议开到一半，溜出会议室，回到办公室，兆和先生所赠沈先生的椅子，已经静静地摆在办公室里了。我坐了上去，简易沙发的座垫一下子陷进去——金玉良说得一点不错，沙发的弹簧，全都软了。 兆和先生的心很细，专门为了这沙发写来一个窄窄的字条，上面写道：“建功同志，沈从文一把旧椅子，让玉良带去。张兆和”。 金玉良告诉我，兆和先生对她说：“你得把这个字条给建功同志拿回去，不然拿什么证明这是沈从文的东西呀！” 这个沙发一直摆在我的办公室里，那张字条也被我珍藏起来。 大约两年后，我被派去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张健同志陪同我一起到文学馆宣布任命那天，我忽然想起应该把这把椅子带到文学馆去，作为我送给文学馆的礼物。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没有做。 我还想让它在我的办公室里再摆几年，直到我退休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