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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费正清先生的“冲突－回应”模式，近代中国的发展史，正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下，被动地回应西方列强的挑战的历史。在这种“冲突－回应”的历史中，具有各种教育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站在开眼看世界的前沿；正是他们对于自己感觉到的外面的世界的描述，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当局对于列强的态度。这些知识分子中，既有传统科举出身的官僚，亦有科举废除后升学无望的“条约港知识分子”，当然更多的还有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的流亡者，以及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那么，他们“开眼看世界”，到底看到了什么？日本学者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对此做了比较精彩的描述。 显然，“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细细推敲起来，无论时间、地域还是论述对象本身，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做学问的人都知道，小题大做容易出成果，如黄仁宇的《万里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等等；但是要大题小做，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还好，佐腾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只是对其不同时期三篇文章的结集，选择这么一个大题目，恐怕也是出于尽可能涵盖三篇文章的一个考虑罢。 佐藤慎一有法科教育与教学的背景，近年治学偏重中国近代思想史。《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所选取的三篇文章中，占了绝大部分篇幅的“文明与万国公法”即是其1970年代执教东北大学法学部时期的作品。 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大都是用帝国主义侵略或者中国人民的抵抗这种简单的视角，“文明与万国公法”选取了“如何接受作为普遍规范的万国公法”这一问题而展开，以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大量签订的时空为舞台，细致地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万国公法”这一国际普遍规则的接受的历程。作者指出，“万国公法在本质上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万国公法重要性的中国人也被视为与帝国主义相妥协而遭到非难”（第35页），在这种背景下，作者首先考察了万国公法在中国翻译、传播、接受的历程，即便抛弃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不谈，仅仅从国际法概念在汉语法学中的传播本身考察，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除此之外，“文明与万国公法”一文还说了很多的题外话。例如万国公法概念演变成国际法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际法”这个概念的接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乃至香港问题的解决等等，都是作者的观察对象。在此情况下，作者视野的广博与文笔的洗练就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这篇文章无疑是本书的核心内容，读者不能不察。 “法国革命与中国”一文，如果要加个副标题的话，可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法国革命观”。该文以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起笔，追溯到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对法国早期的介绍，重点以康有为等给予近代中国现实的需求而对法国革命的强烈关注与介绍展开，围绕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法国革命的几个具体方面的论战展开，如“进化与革命”、“专制与革命”、“民主与革命”、“革命与国际环境”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当时知识分子乃至普罗大众对于革命的认识，甚至可以说促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作者在该文中还注意到了对于新文化运动前后陈独秀等关注点从法国向俄国的转变，并探求了其原因。 “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最早作为论文发表，限于篇幅不得不删减了围绕近代中国的自由与专制问题而收集的大量资料，“论文收入本书时，本来准备利用这些删去的材料来全面地对论文加以改写，但是要改变已经成型的论文的结构，时间上又非常紧张”（第262页）。尽管如此，这篇文章依然值得认真对待，作者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专制这一概念的认识、变化等等的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 综合起来看，我觉得这本书对于中国学者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作者能够反学界之潮流而动（包括中国学界），超越“侵略－反抗”这种简单化的历史观，尽可能客观地对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过程做一个客观的梳理和介绍。固然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借口，来为自己无法做到陈寅恪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找借口，但是说实在的，与其自怨自艾，还不如多读点如佐藤慎一先生等来自海外的著作。 2006年8月23日凌晨于昌平舒云居 （【日】佐藤慎一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