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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腐败与学术腐败，这已经是学人和百姓议论不绝的大问题。近来有一些读者进入“国学博客圈”，希望看到圈内的人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地对这两种腐败进行口诛笔伐。但“国学圈”毕竟是一个讨论、交流国学研究的学术园地，于是一些来访者感到失望，有的愤愤然，有的甚至迁怒于国学，骂国学无用，甚或同流合污，更甚是腐败之源。 其实，就像农、工、商等在批评腐败时，仍然要务农、做工、经商一样，学者们在批评腐败时，也仍然要从事学术研究。就我而言，我的专业毕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所以我不可能成为现实研究领域的一些针砭时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没能像担起学术正义大任的杨玉圣先生那样把许多精力用于从事学术批评。不过，我和大家一样，对于官场腐败与学术腐败也是深恶痛绝的。 我曾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在编辑之余写了三本书，其中有一本被人“明抄”了一半，还有一本被人“暗抄”了好几大段。前者因是“明抄”，证据昭昭，所以出版社赔钱了事。后者因是“暗抄”，所以我主要就作者的错误观点和学风不正提出了批评，但对方却马上反诬我“恶语中伤”、“血口喷人”，等我再加辩白，文章却已未经我同意就转到了另一个杂志，最后落得个学术批评的“蹊跷”（参见拙文《学术批评的“蹊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因我本人的经历和学术界不断揭出的丑闻，我也痛感学术腐败的严重，所以我也曾向杨玉圣先生学习，写了与我的研究有关的《学术之正与学者之德》和《不必都是“纯学术”》等文章，主张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学风，遵守现代的学术规范。 关于官场腐败，我在《关于“国学热”的几点答问》中指出：“儒家一般不反对民众讲‘利’，但又说‘君子喻于义’……要求做官和准备做官的人应该‘喻于义’，而不应该追求私利。但是吏治腐败问题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痼疾。范仲淹就曾说当时多数做官的人，‘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送礼），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按‘近名’近于现在所说的‘形象工程’。）这就是说，当时许多做官的人追求私利。所以，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其首要就是整饬吏治，砥砺士风。我认为，弘扬国学包括弘扬‘君子喻于义’的精神，官场不是市场，政治生活不是经济生活，官员、公务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和价值取向，应该区别于市场经济中的农、工、商等阶层。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这要归结于当时的制度。我希望能在现代民主制度下解决这个问题，而‘君子喻于义’的价值取向也是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需的。” 以上所说并非随口轻言，而是我这几年研究范仲淹及其庆历新政的一个深刻体会。我将庆历新政的精神概括为：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范仲淹不仅是宋学精神的开创者，而且他堪称国学优秀传统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范仲淹在《四民诗》中对农、工、商阶层在当时所受到的压迫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他立志要推行改革，使“琴瑟更张”，百姓“歌咏良辰”。同时，他批评士阶层中的许多人，“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指出当时的文化状况是“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咏叹“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范文正公集》卷一）。 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也批评：“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同上书卷七） 在《上执政书》中，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改革方案：“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僣，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同上书卷八） 关于整饬吏治的必要，他指出：“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同上） 庆历三年，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则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在他所上的“十事”中，“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宋史•范仲淹传》)，其余皆在当时向全国颁布政令，这就是史称的“庆历新政”。“十事”中的前五条，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都是要解决吏治腐败和士风不正的问题；“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是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负担，纾解民生的困苦；“修武备”是要改变宋朝“崇文卑武”的弊端，以防御夷狄的入侵；“重命令”是要保障新政的推行。 然而在君主制度下，庆历新政最终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阶层的利益，只推行了一年就告夭折。范仲淹的仕途生涯曾经四进四退，在他的最后一退，也就是庆历新政夭折以后，他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中说他“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他晚年，子弟要在洛阳为他修府第，以为逸老之所，他拒绝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范文正公年谱》）他在临终的前一年，仍耿耿于怀地给仁宗上书言吏治事：“比年以来，不知择选，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告诉，必生愁怨。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举，则天下自无事矣。”（同上） 后人对范仲淹有极高的评价，如南宋时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大事记讲义》卷十）朱熹也盛赞范仲淹：“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范文正公集》附录《诸贤赞颂论疏》）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按仲淹字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堂）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程朱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骎骎比隆东汉焉。”（《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592页） 对于吏治腐败和士风不正，在中国历史上最坚决而系统地予以整饬和纠正的可能就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范仲淹在临终给仁宗上的《遗表》中痛切地回顾了庆历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范文正公集》卷十六）他是怀着深深的遗憾而离世的。在现代民主制度下，解决吏治腐败和士风不正的痼疾，不仅是今日国人之所深盼，亦可告慰于在地下已抱憾千年的范仲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