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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朝》打算写800万字，按现在的写法，恐怕还要涨出一些，因为这个朝代里值得张扬、值得歌颂、值得反思、值得借鉴、值得我们子孙后代引以为荣、引以为戒的人和事太多太多！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符号，说它特殊，就因为最先点这个符号的赵匡胤一笔下去，珠圆玉润，华夏民族政治、经济、军事三强的局面很快就要形成，可惜后来接着描画这个符号的人运笔不周，先是走了样，接下来没了腕力，硬是把一个本来可以画得很圆满的符号草草收了笔，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积贫积弱”的恶劣印象。印象这东西实在厉害，一旦形成再想改变它，那就难上加难了。我最初读宋朝的书，也是带着这样的印象。后来读得多了，才发现印象总归是印象而不是实际，真正宋朝的轮廓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越来越看出它的可爱之处，也越来越发现它的可悲之处，久而久之，居然不自量力地萌生了一个还原赵宋王朝原貌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出，便越来越强，以至到后来成了一种不可压抑的冲动，似乎不把这件事做完，就愧对那么多和我混得厮熟的宋朝朋友，愧对创造一代文化高度繁荣的先祖们。一部历史长卷的创作，如果没有太多的感想和冲动就动笔，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对那个时代充分的研究，充分的了解，乃至于充分的热爱，爱到癫狂，爱到不能自已，就算最终能写出来，也是一堆垃圾。这对于很看重身后声名的国人来说，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情。我对宋学的了解乃至热爱，是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逐渐形成的。八十年代初，出于高校教学的需要，我开始涉足宋代的文学和史学，由粗浅的了解到对它感兴趣，就用去了数年时间。这些年里，深邃而博大的宋学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开始想研究它。不管什么事物，让你走到想研究它的地步，说明你已经迷上它了，只不过还没意识到这是一种迷恋而已。二十年里，我把凡与宋代文化有关的书读了个遍，写成了近千万字的《宋代职官通考》，这部书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大篇幅的一个年表。加上对王安石、欧阳修、韩琦等人的文集笺注，迄今为止，总共出版了四五十部著作。按世俗衡量一个学者的尺度，到此为止，也算是功德圆满了，但学术毕竟是学者们孤芳自赏而大众不去问津的东西，想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告诉更多的朋友，必须更换一种载体，而当今最好的载体，莫过于小说和电视剧。当一些熟人得知我要做这件事时，有的赞成，有的不屑一顾，甚至说这叫不务正业。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有机会能为更多的人服务，这就是我活着的快乐。考虑到《赵宋王朝》是一部规模巨大的通代长篇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让我写一篇总序。我想了好几天，不知应该从何处下笔，最后还是回到了我为本书的题词：“抖开尘封千年的真切历史。”如果按当下时髦的方法约出这句话中的“关键词”，除了“的”这个虚字之外，都是关键词，首先我的宗旨是采用小说的形式在写历史，我不愿意也不可能把这样一部大书写成戏说，这一点读者朋友看上几页就能体会出来。有人会说：写宋朝的书不少了，比如《杨家将》、《水浒》、《说岳全传》。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关键词：“真切”。宋朝三百一十九年，从五代十国的血腥中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应该有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应该有多少波澜壮阔、反复曲折，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感受到的。所以我说，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学作品，反映的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是一些点而不是线，更说不上是面。试想，穆桂英五十三岁还得带兵，佘太君一百岁还得挂帅，大宋朝决不可能凭着杨家一群寡妇支撑几百年。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北宋抵御西北二边的还有谁？这也正是我时时感到有必要把很多人还不熟悉的人和事勾勒出来。历史应该是一幅全景，是一个合力，一定有个主旋律。如果忽略了主旋律而只强调某个音符，就算演绎得再精妙，也只是在演绎音符，而不是整支曲子。再比如人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一提到宋朝，不少人最先想到的是宋词，“唐诗宋词元曲”嘛，谁都知道这个顺口溜儿。然而宋朝真正经典的文学恰恰不是宋词。《东轩笔录》里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王安石中进士后，拜访宰相晏殊，晏殊赠给他一首词，王安石笑道：“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在政治家眼里，词算不得什么文学。翻开《全宋词》数一数，除了辛弃疾、陈亮等为数不多的人之外，有几首不是在说男欢女爱？因此我们只能说宋词是宋代文学的形式之一，算不上一代王朝的文学主旋律，人们喜欢它是可以理解的，就如同今天不少人喜欢流行音乐一个道理，而我们总不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艺术境界是流行小曲。宋人的文学成就，在于他们对社会、对哲学、对人生乃至对天地宇宙的思辩，大量优秀的散文、诗歌才是最能代表这一朝代文学的精华所在。既然是一个全景式的反映，灵魂就是真实，这个真实，更多表现在历史氛围的真实上，宋朝有清明也有腐败，有强盛也有懦弱，有光辉也有阴暗。《赵宋王朝》不是赞美诗，里边也有不少错乱了的音符，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又涉及到另外两个关键词：把“尘封”了千年的历史彻底地“抖开”，让那些被人们遗忘和忽略了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真真切切地再现出来。如果能把那个朝代里的清明、强盛和光辉借鉴过来，把腐败、懦弱和阴暗摈弃出去，我们的人生可能会更加美好。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这话很有道理，所以我才想和读者朋友共同“品味古往今来的异同人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丑陋和阴暗”，但“更多的是雄奇瑰丽”。说远了！还是回到实际当中，从大处说一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吧。 一、“仁爱”和“民为本”是宋朝的主轴线 同所有的朋友一样，我读书也是从“关关雎鸠”开始。先秦诸子的光辉思想的确让我陶醉，同样使所有读它的人陶醉，古往今来多少人都在研究它，哪里还会有我耕耘的土地？我只好往下读，秦汉六朝，血腥味太浓了，我不喜欢。唐朝，血腥味依然不减，我还是受不了。到了宋朝，我陡然发现，那个军阀出身的赵匡胤，在陈桥兵变时与众将相约：你们让我当皇帝，就必须听我一句话：回到汴京城，不准乱杀一人，违令者斩！这真是一句让人钦敬的话！要知道，赵匡胤的时代，是一个杀人杀了一百多年的血腥时代！或许有人说他是在做秀，但能够把秀做到这种程度，而且付诸实施，你还能责怪他什么？建国以后，他又立下严令：普天之下皆我赤子，绝不允许任何人草菅人命。他又为子孙后代定下规矩：除谋反者、贪污者、失入死罪者之外，所有大臣都不得处以死罪。这三条定得多妙：谋反当然罪不容诛，任何王朝都是如此；贪污受贿，今天也是死罪；只这第三条，恐怕还没有那个皇帝提出来过。什么叫“失入死罪”?就是官吏们误把不该判死罪的犯人判了死罪，朝廷会毫不留情地追究他的刑责。这样的仁政，恐怕是连孔子、孟子都难以想象的。我有些不相信，于是翻检所有宋籍，最后惊奇地发现，终宋一代三百多年，被明令误杀的人真的只有靖康时期的陈东、欧阳澈和绍兴时期的岳飞父子数人，就连指着鼻子骂秦桧的胡铨等人，也不过受了些流放之苦。这并不是说那些奸臣有什么好心眼儿，然而“祖宗法度”的约束力量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迫使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妄杀臣民，则是那段历史中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又是今天许多人不甚了解的。宋代大大小小的党争不下六七次，如庆历党争、元祐党争，两派政治势力水火不容，但却没有哪个官员因为“站错了队”而遭受杀戮。按说王安石也算个铁腕人物了，但他不敢轻易杀人。不仅如此，就是那些被贬的官员，也很少有“永不复用”的情况，往往惩戒之后，重新启用。想想两晋时期，杀人比杀只小鸡还要率意；想想明朝，一个胡惟庸案，就杀了数万人，一个蓝玉案，又杀了数万人，至于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朝，就更不用说了。元朝的戏剧家们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包公的形象？一方面说明元朝统治的血腥，另一方面恰恰说明宋朝统治者明显而清晰的“以人为本”思想，元朝士子羡慕宋朝人，渴望有那么一个相对清明的朝廷，他们只能把这种渴望通过戏剧的形式表达出来，吐吐胸中的块垒。关于民本的思想，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提出来，而“民为本”是要以“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前提的，一个帝王如果不是从心底里重视他的臣民，爱养他的臣民，甚至把自己放在与臣民差不多平等的位置上，怎么可能做到以民为本呢？如果我们还不信，那就把历史翻一翻，比较一下，自会得出结论。苏轼是大家熟悉的人物，在“乌台诗案”中，有人想把他置于死地，神宗大笔一挥，判他流放黄州。为了不伤朝廷的面子，也不伤苏轼本人的面子，还特地给他留了个“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衔。“有人想把他置于死地”不足为奇，奇的是宋朝最高统治者却从不轻易把人置于死地！ 对官吏如此，对偏安伪国、域外异族、国内叛逆又怎么样呢？太祖赵匡胤在位时，几乎平定了南方所有偏国，在征讨这些国家时，他总要对出征的将帅千叮万嘱：除了非杀不可的顽固分子外，只要他们投降，决不可妄杀一人。大将王全斌征讨蜀国，为了防止蜀人叛乱，坑杀了两万多蜀卒，赵匡胤大怒，把他贬到随州十来年不用；征讨南唐李煜之前，赵匡胤又预先把尚方宝剑交给总帅曹彬，谁敢妄杀降人，不用请示，就地处决！吓得副帅潘美等人直吐舌头。他还悄悄嘱咐曹彬：对李煜的家属，一个也不能杀。几乎所有偏国的大臣，到宋朝之后都做了官，而且与宋朝官吏一视同仁。没有阔大的襟怀和对人的爱护，哪个帝王敢冒这样的险？太宗赵光义完全继承了赵匡胤的思想，所以才义劝杨业投降，才有了后来的杨家将。要知道杨业是个相当顽固的北汉大将，连北汉主刘继元都投降了，他还在顽抗。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太宗杀了杨业，有谁会说不应该？ 由于历史的原因，宋朝一直处在外敌威胁之下，北有契丹，西有西夏。宋朝对这两个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和”，只有在他们入侵时，才不得不以刀兵相见。从宋真宗始，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普天之下皆我赤子”，意思是异国的士兵也是苍生，不能随意杀戮。这其中固然有懦弱、畏战的心理，但不愿让自己的士兵和异国的士兵成为无定河边的枯骨，也是遵从着赵匡胤的一贯思想。对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哪个朝代不是坚决镇压？宋朝之前之后，谁听说过“招安”这个词？《水浒》里那个呼保义宋江，虽然犯了不赦的反罪，朝廷还是给他出路。《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里明确记载，征讨方腊的三军之一就是宋江。 宋朝大多数的皇帝对狱讼之事也十分重视，看看《宋史》、《宋会要》诸书，就会发现，大赦、减刑一类的记载触目皆是。逢到天气酷热或者严寒，“理狱囚”是皇帝必下的一道诏旨。所谓“理狱囚”，就是让狱吏改善囚徒们的生存环境，确保他们不要死在狱中。逢到大庆大典、水旱灾情，“大赦天下，减死刑、减徒流”又是宋朝皇帝必下的一道诏旨。大赦天下并不是把狱中的犯人都放出来，而是死刑减为不死，流放三千里减为流放二千里之类。宋朝皇帝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是“狱空”，哪个州县真能做到牢狱全空，这位官员就会受到表彰和嘉奖，“狱空”这个词，在别的朝代很少出现，仅此一点，足能说明不少的问题。任何一个朝代不可能没有法律，但宋朝法官在执行条文时，大都就低不就高，这种做法反映的当然是最高统治者的思路。为了严防误杀，朝廷还特地在各路设有“提点刑狱”一职，目的就是监督州县官员在审理狱讼中有没有差误。 二、文人治国的全新思路 文人治国是赵匡胤为子孙后代定下的一条基本国策。现在看来，这几个字并没有太让人感动之处，但在他那个时代，能有如此清晰而进步的思路，实在难能可贵。众所周知，唐朝是个尚武的王朝，五代十国时期更是武人专权，动辄杀伐。赵匡胤是从五代走过来的人，在那样动乱的年代里，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他是亲眼目睹的。他本身虽是个武夫，但有一颗仁爱之心，他把老百姓看成是人，而不是可以任意宰杀的动物，这是他与其他军阀截然不同之处。正是由于这一点，决定了他所建立的王朝，是一个“抑武重文”的全新政治理念的王朝，是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都不一样的王朝。在赵匡胤看来，文人是一批读过书的人，懂得圣贤大道理，用这样的人治理国家，要比用武夫专政文明得多，温和得多。这一点，在他刚刚执政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所谓“杯酒释兵权”，就是实施他“抑武”的第一步，随后他大胆任用书生赵普，又匆忙恢复国家科举，选拔有用之才。与此同时，他对武人滥杀严加惩处，哪怕是在收复伪国时，只要敌人投降，就不能再杀。在宋朝，军队主要用来抵御外侮，而地方州郡长官则统统改由文人担任，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武夫悍卒欺压民众的顽弊。当然，官吏的好坏并不能全以文、武区别，宋朝的皇帝们也深知这一点，所以特地为州县官员制定了“亲民”之条，凡是在地方官任中有劣迹者，不准再委派同类官职，令其自省。 与之相应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宋朝的科举在中国科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明白：一个王朝的巩固靠的是人才，但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方法却各不相同，从两汉时期的察举，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最后都走向一个相同的绝路：不公正。隋文帝创立科举，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此前的弊端，但毕竟是初创，留下的漏洞还有不少。唐代的科举基本上沿袭隋朝，没有太多的创新，连考卷上的姓名都是公开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不公正的老路。从考试的内容上说，无非是考诗赋，所以中国的韵书才应运而生。历经五代至宋初，这种情况一直在延续，到了真宗时期，国家考试实行糊名制度，也就是说考官在阅卷时无法知道某张卷子是谁的，这就有效杜绝了考官作弊的可能性。仁宗时期，把科举考试的时间确定为三年一次。王安石变法，改考诗赋为考经义，他的理论是：学子们必须懂得圣贤之道，中了进士，才能按圣人的思想去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如果学子们从小只会写诗作赋，怎么能有治国理民的能力？他的这种思路，为后来历代统治者所接受。至此为止，中国最近乎完善的考试制度建立起来了，尽管明、清时期考试内容又走向僵死，但它的公正性却是无可挑剔的。宋代确立的糊名、关防等制度，可以说一直沿用到今天，考试要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主旨和精髓，也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其间并非没有人想再改变，文革时不是改为推荐上大学吗？那种做法对于所有青年人来说公平吗？那其实就是汉代察举的翻版，所以行不通是必然的，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也是必然的。由于有了合理而完善的科举制度，宋代选拔人才就有了根本性的保证。从理论上说，这些人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又受到国家的充分重视和肯定，他们应该是治国理民的理想人选。在宋代，的确出现了许多良吏，这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制度保证是密不可分的。又有人会说：文人治国就那么好吗？文人就没有无德、无行、无能、无耻之徒吗？如果从微观上讲，这话绝对正确，文人的无德、无行、无能、无耻在宋代不仅有，而且表现得十分充分。但如果从更高的层面上说，站在唐末五代那个特殊的时代来说，它的进步意义和历史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彼此之间无休止的攻杀带给老百姓的是什么？是残杀！而文人治国则没有这样的可能，就算文人再无德再无能，带给老百姓的至多不过是漠视和盘剥，顷刻之间要人命的机会总不算多，更何况宋朝还有对官吏非常严密的考核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治国和民为本，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贪赃枉法者严惩不不贷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谁都明白，一个贪官污吏充斥的王朝，肯定不能称为圣朝。深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的赵匡胤从一建国，就为他的官吏们规定了不容置辩的廉吏政策，看看《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朝廷杀了多少贪官！这种巨大的震慑力，一直持续了好几代，直到哲宗时期，贪官都不多，有那么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也都杀了，这无疑是几代皇帝遵循祖训的结果。上面说到的庆历党争、元祐党争，为什么至今也没有人把对立的两派分出忠和奸呢？庆历初期的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是忠臣，对立面的吕夷简也照样“有功于社稷”；神宗时期的司马光是无可争议的忠臣，与他势同水火的王安石照样是无可争议的忠臣！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仅仅是政见上的不同，主观上都是想把国家治理好，没有隐含个人的私利。贪不贪，是衡量一个官吏个人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的最基本尺码，一个为官者如果连最起码的廉耻都没有，还侈谈什么为国效力，与民同戚？这个道理不光赵匡胤明白，连我们这些愚氓也清楚得很，关键是有没有铁腕去治理它。对于贪官的漠视和袒护，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江山社稷的不负责任。为了这来之不易的江山，赵匡胤把惩治贪污当作仅次于谋反的打击重点，而且要求他的子子孙孙都要严守这个规矩，他深深地懂得，一旦这个规矩被打破，他创建的大宋朝就岌岌可危了。举例来说，一个从西北调任郑州的官员盗伐了十几颗树卖钱归己，事发后，竟被判处流放沙门岛！身当西北防卫重任的大将尹洙，因为挪用了一些公使钱为部下还债，竟被贬到均州去监酒税！不管其中有没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对贪污、挪用重拳打击，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种情况到了哲宗以后变得糟糕起来，徽宗一朝，贪污腐败几乎贯穿了整个官场，祖宗法度破坏殆尽，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方腊、宋江们的起义，就是靖康之祸，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宋徽宗对祖宗遗训的背叛，不仅葬送了他自己，而且葬送了一个王朝！同对待贪赃一样，宋人对枉法也同样不能容忍。就是在秦桧独相专权的年代，秦桧想让自己的孙子中进士，也要悄悄买通下官，不敢太露痕迹。从这一点看，尽管南宋政治弊端百出，祖宗规矩的约束力仍旧不可低估。这是一个以文明为主流的朝代，一个以人性为主流的朝代，一个强调人权、强调人性、强调人本、强调以理服人的朝代。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里，找不到哪个朝代比宋朝更讲人情。四、一个爱学习讲民主、让人说话的王朝从来帝王，哪个不是唯我独尊？既已贵为天子，还用得着读什么书？宋朝的历代天子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天子也必须读书。宋朝有个迩英阁，就是天子听大臣为他读书讲经的处所。迩英阁侍读、迩英阁侍讲，这样的官在宋朝的地位非常之高，因为他们是天子的老师。宋朝天子真的在听讲，他们不是在装样子给人看。比如侍读官王洙给仁宗讲《周礼》，讲到古时人才三年一大比，仁宗慨然说道：“如今科举，或三五年一比，贻误人才，自今起改为两年一比。”宋朝的皇帝礼贤下士也是有名有实，尤其是北宋时期。神宗想召王安石为相前，特地征求老宰相韩琦等人的意见。王安石与苏轼在神宗面前争论科举考诗赋还是考经义时，神宗竟能折中二人的意见，决定既考诗赋又考经义，对二人皆不加责难。从某种意义上讲，宋朝的民主有些过分，凡事反复议论，久而不决，乃至金人笑话他们说：“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已渡河。”不管怎么样，一个开明的王朝，总比一个独裁专横的王朝要好得多。“道路以目”这个词，人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生活在宋朝的人们，除了秦桧、贾似道等人专权时期，大都不会有这种感受，因为宋朝从太祖时就立下一个好传统，允许大臣们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言者无罪”这句话在这个朝代中不算侈谈。神宗时期，尽管面对强硬无比的王安石，朝中仍旧有数十上百人敢于直言上书，那时的大臣们几乎个个都是一身正气。常言说得好，无欲则刚。不论是司马光、苏轼、苏辙，还是王岩叟、张舜民、刘挚，都敢于直言不讳地抒发胸臆，哪怕遭受贬谪也在所不辞。就是秦桧在位的白色恐怖时期，依然有胡铨等人痛斥权奸，反对投降。一个让人说话的王朝，一个人们都敢于说话的王朝，就还有挽救的余地。可惜越到后来，这种好的传统越被扬弃殆尽，贾似道的最后疯狂，最终葬送了南宋王朝。应该说，宋朝的许多政令，许多思路，乃至许多人文的精神与理念，都是很值得今人借鉴的。 五、一个传统文化到达颠峰的王朝 记得曾经有学者讲过：宋朝的经济并不发达，其文化何以那样辉煌灿烂？我的研究生也问过类似的问题，甚至有人根据文化的发展必然与经济同步的“原则”断定，宋代的文化并不值得称扬，既然它的国力是积贫积弱，他的文化也必然是积贫积弱。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宋朝究竟是不是积贫积弱？什么又叫做不积贫积弱？积贫积弱的衡量尺度是什么？举例来说：清朝是不是积贫积弱？如果说是，那为什么乾隆时期金银多得没处用，竟用来铸造什么用处也没有的金钟？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又亡了国？答案出来了：康、乾是盛世，道、咸转衰了。再举个例子，晋朝是不是积贫积弱？如果说是，为什么石崇和王恺斗富连皇帝都感到吃惊？如果不是，又为什么饿殍遍野？答案又出来了：银子不缺，就看藏在谁家里。我们再来看宋朝。赵匡胤刚即位的时候，连个像样的皇宫都没有，不久南征北战，征服了一个又一个伪国，后蜀孟昶天府之国的大量银钱运到了汴京；南汉刘鋹靠广州港贸易赚的银钱运到了汴京；江南富国南唐更多的银钱也运到了汴京。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赵匡胤并没有用它来大兴土木，而是在汴京建了一座封桩库储存起来。这个库的性质相当于赵匡胤的小金库，别人不能过问，甚至连看一眼都不行。他的本意是把这些银子留起来，待时机成熟时，收复被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截止到他驾崩，库里有多少钱，一直是个迷。直到他辞世之后，赵光义才有机会打开封桩库，这一看把他惊得目瞪口呆：这么多钱，怎么用啊！此其一。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释掉的不仅仅是军阀们的枪杆子，还有财权。唐朝中期以来，地方军阀不买皇帝的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手里既有枪又有钱。五代时期就更不用说了。赵匡胤一方面释了军阀们的兵权，另一方面在全国设立转运使，把财权收归国有，如此一来，地方官员得从皇帝腰包里讨钱花，还敢和皇帝对着干吗？所以说宋朝初期一点儿也不积贫积弱，太宗打北汉时何以气壮如牛？为什么又三番两次攻打契丹？真宗澶渊之盟，为什么敢许给契丹每年几十万的银绢？当时的国库里有的是钱！你能说这时的宋朝是积贫积弱吗？真宗实在是个败家子，澶渊之盟后，又是封泰山，又是祠汾阴，又是封老子庙，又是建玉清昭应宫，把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到仁宗时期，日子就不那么宽裕了。再加上西夏人要打仗，契丹人趁势威逼宋朝增加了将近一倍的岁贡，赵匡胤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家底越来越少。俗话说穷则思变，神宗开始思变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恰好符合了他的心思，当然也就势在必行。变法的结果是什么？是清明上河之图，是东京梦华之录，是修建比颐和园还要壮观数倍的艮岳，是方腊的起义，是宋江的起义！宋朝是富了还是穷了？恐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南宋积贫积弱吗？南宋官僚过的日子，看看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无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就能略见一斑。南宋人把杭州叫作“销金锅”，有多少钱尽管往锅里扔，顷刻间就化为乌有。整个宋朝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虽然被西夏切断了，但海上的贸易并没有断，广州、泉州、宁波三大国际港口，来钱比唐朝的丝绸之路多多了，照样有的是银钱，否则杭州怎么能成为销金锅呢？不管是正常的富有也好，畸形的富有也好，宋朝人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么穷。宋朝官吏的俸禄，比别的朝代都要多，这也是赵匡胤时期就定下的“以禄养廉”的方针。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之下的宋朝文化，怎么不该到达一个颠峰呢？宋朝的文化不但是一种很难超越的颠峰文化，而且是比较纯粹的本生文化，这是因为宋朝的士子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西域被切断，造成宋代文化大幅度、大面积、全方位的回归。与唐朝文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唐朝是个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的形态，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公孙大娘的剑、梨园里的《霓裳羽衣舞》，乐坊里的《菩萨蛮》、《苏幕遮》，洛阳的唐三彩，甚至以丰满为美的杨玉环、以剽悍为美的安禄山，无处不散发着西域文化的气息，如果用个标签式的词概括一下，应该是奔放和浓烈。宋朝士子则不然，他们大部分人的思维都比较细腻，善于思考。由于文人治国的方针长久深入人心，他们在汲汲于名利的同时，很注意保持自己的修养和尊严。在宋朝，学问不精深、文学不高妙，就会被人瞧不起，弥漫在士林之中的是一种文人相高、文人相轻的气氛。众所周知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其实只是以欧阳修为首形成的一个文人集团，并不能说宋代的散文除了这几个人之外都是二流。类似这种性质的集团还有不少，诸如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和以程颢为代表的洛党、苏门四学士、江西诗派等等。文人有他们自身的长处和弱点，长处是自以为是，有独立的思考，能产生出很独到的见解；弱点也是自以为是，人人以为握龙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封闭自我，排斥他人，其结果是心胸狭隘，互相攻讦，搞得人人都不愉快。宋朝心胸最广的要算苏轼了，高文虎《蓼花洲闲录》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小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在苏轼身上，还能找到一些唐朝人的豪放，但他弟弟苏辙的劝告却很耐人寻味，或者说很能代表宋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他劝苏轼谨慎择友，不能见个人就当朋友，心里话都倒给人家。但这并不影响宋代文人的创造力，反而起到了一种敦促的作用，以至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提高自我学养，否则便会在士林中失去位置。他们把从前人那里学来的东西进行重新的归纳和思考，使得六朝以来渐渐衰微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宋朝的士子是一群勤于思辩的人，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接力跑中的前一棒。 六、把所有问题都反过来看 上面已经说过，《赵宋王朝》不是一首赞美诗，这也是我写作本书时时要把握的宗旨，否则就偏离了“真切”二字。艳若桃花的美好需要展现，阴晦和丑陋同样需要展现。以上的几点很容易给读者朋友造成误解：你是不是把宋朝美化得过分了？在这一节里，我就想把光明之外的无奈提出来了。 1、匡胤抑武重文的大政在当时不能说错，因为如果他不那么做，很快就会回到五代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去，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任何一个方针和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文人地位大幅度的提高，造成武人心理上的失落，后起之辈也不再愿意从武而热衷于从文。在宋朝，很难找到像唐朝士子那样争相到边塞建功立业的范例，连范仲淹这样的爱国士人，都不免发出“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哀叹。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直接造成军队战斗力的下降，所以宋太宗之后的对外战争，胜者少而败者多，难怪后人指指戳戳说宋朝“弱”，这正所谓按下葫芦起来瓢，顾了此而失了彼。他的子孙们没有因军队越来越弱而改变对武人的偏见，不但不思增重武人的地位，反而把唐末宦官掌握军队的失败经验取了过来，使得本已弱化的军队愈加丧失了精神支柱。 2、文人治国的总体构想没有错，其实早在赵匡胤之前的帝王，就懂得“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文人和武人的关系，二是文人和文人的关系。这两个问题都不难回答，也不难处理，就看皇帝本人怎样驾驭。宋朝初建时，赵匡胤很谨慎地保护着那些忠实于他的武人，到了太宗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第二次征契丹失利之后，对武人的轻视程度骤然升温，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军队的惰性、怨气随之膨胀，军心涣散，甚至发动兵变，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军队越打不了胜仗，给文人留下的口实就越多，再加上宋朝军队最高指挥官由文臣担任，所以文、武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什么叫“文人和文人的关系”？很简单，文人并不是一个统一概念，刚柔不同，正邪各异，如何甄别取舍，总揽全局，是帝王唯此为大的首务。赵匡胤选择了赵普，国家迅速强盛起来；赵光义选择了赵普、吕蒙正，国家继续向前发展；真宗选择了王旦、寇准，也没问题，只是后来换了王钦若，国家开始直线下滑。刘太后选择了吕夷简，国家不进也不退，仁宗、英宗选择了韩琦，一路平稳。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不好说。徽宗选择了蔡京，亡了国！ 3、对于贪赃枉法者，任何时候、任何朝代都没的商量，一定要坚决镇压。赵匡胤深深明白，这些人是王朝的蠹虫，他们吃掉的也许并不多，但蛀蚀久了，便会使大厦倾倒。北宋的灭亡，正是这些蛀虫长期蛀蚀的结果。要知道宋朝的军队数倍于敌，金人原本并没有长驱汴京的打算，后来发现整个宋朝的军民都已经背离了他们的国家和朝廷，这才决定打过黄河，直取汴京。此时的宋军见了金人就跑，百姓见了奸官就杀，他们对奸官的仇恨，远比对金人的仇恨要大得多，他们在心里问：我为什么要用生命的代价来保护残害自己的官府？人人怀有这样的情绪，金人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徽宗最后惨死在东北五国城，其实这杯苦涩的毒酒是他自己精心调制出来的。 总而言之，宋朝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比如长期处于强敌的重压之下，它所提倡的仁爱，在那个时代里难以独立存在，要知道契丹、西夏、金国以及最终灭亡南宋的蒙古，还都处在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其次，光环之下的宋代士子，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之下，个性和才艺得到张扬的同时，一些人内心的阴暗和对同类的仇恨也找到了施用的场合，造成一个王朝、一个民族各怀异志的松散局面，而后者是古往今来多少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的一种劣根性，这种劣根性的能量，往往比强敌入侵的杀伤力要大得多。不管怎么说，阴晦和丑陋总不如雄奇瑰丽更令人神往，因为在这片洒满阳光的大地上，拥抱着阳光的人们所景仰的，永远是世之精粹，人之毓秀，地之灵蕴，天之造化。 李之亮 2006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