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尚，如无形的烟雾正笼罩着文学批评界。一些批评家或者疲于奔命地追赶西方学术前沿，一厢情愿地将自身纳入所谓全球文化的版图，而迷失了批评的道路；或者不置可否地在商业文化里徘徊，而随时都可能被大多数人遗忘或驱逐。文学批评在西方文化和当下世俗文化中都没有找到落脚之地。 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 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批评一路领先并居于中心位置的原因除了意识形态对批评的鼎力相助外，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就是西方文化的引进。而且，批评界亦将对西方文化的追赶作为是否居于批评前沿的尺度。仅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为例，批评者如果不使用从西方走马灯般引进的精神分析批评、叙事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等，就很有落伍之感。应该说，西方文化为批评界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是，在实现了批评话语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因一味地追赶新的时尚，最终导致批评职能的麻木和疲软。“文学批评”意味着批评家必须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做出批评，并不断得到文学史的支持。而在80年代方法热之后，批评家争先恐后地在各种涌入的西方文化中找寻时尚的理论，然后，将文本作为操练某一时尚理论的材料。如曹文轩的近著《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所说：“我们不少的所谓文学研究，只不过是将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的知识拿来解释文学的文本。在这里，文学文本只是一种社会档案，是与社会生活几乎等同的一些作为论据的材料而已。一些机巧的研究者，只不过是省去了到社会生活中寻觅研究对象的麻烦，而将文学文本当成社会生活走了一条捷径而已。” 这段话说穿了所谓“大文化批评”，正是丧失了文学感知力与理论判断力的对西方过分崇拜。而对一些人盲目追赶西方文化时尚化的批判也就是对于一种奴性心理的批判。文学批评应回返到文学自身中来，在纷繁的文学现象中，坚守对抗时尚化的立场，始终拥有学者不该缺失的批判与忧患情怀，坚守人文品格。批评的存在理由也在于此。 对崇高的庸常消解 如果说对于西方文化的追赶是批评界时尚化的潜在隐患，那么，他们对于商业社会的媚俗则是批评界显在的表现。在世俗文化的强大挑战下，不少时候文学已降为一种庸常的讨好、取乐、消费之物时，批评界不仅没有发出批评的声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并纵容了文学与商业文化同步的庸常现象，消解了世俗关怀与世俗陷落之间的边界。 中国文坛在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反对崇高的现代主义作品，虽然这些作品未成大势，但它们开始消解了一个人生命赖以存在的根基———崇高的精神。批评界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杀伤力。继而，有人乐此不疲地对崇高加以抨击、嘲弄，对文学作品中所有一切象征着神圣、崇高的形象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调侃。比如调侃鲁迅：“鲁迅有什么思想……实际也没什么新鲜的，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晚年被苏联蒙了，以为那是王道乐土……”这样的调侃已痞子化，却得到了批评的宽容的理解。从而在客观上默认了文学世俗化的大行其道。这样，等到某些实际上放弃崇高的所谓“新写实主义”创作登场，批评已经没有了招架之力。 在批评缺位的世纪之交，“崇高”的最后的栖居地被消解，生命开始享受如鸡毛一样的琐屑与轻飘。“玩”的就是感觉，玩的就是心跳，“玩”到感受全无。没有是非、没有道德、没有信念、没有崇高。面对这一切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批评家成了排行榜上畅销书的推销商，商家一同关注的是书籍的销售数量，而不是文学的品位。 回归批评的本位 时尚化的本质就是在追赶时髦中丧失判断力与感受力，进而盲目地随从。所有的生命的创造性，一经进入时尚化的包围，就会丧失激情。批评若想对于文学及我们的文化环境有所贡献，就应该反思批评被时尚化的现状，发出有力量、有思想的声音。 在文学的系统里，针对两种时尚化倾向，批评还应考虑一个不该回避的问题就是审美趣味问题。对西方化的追赶使得批评与文学一道接受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趣味：审丑。在审美趣味上，批评界默认了现代主义小说对于一切能够调动起人们感官上与心理上“丑感”的东西的津津乐道，并进而推导出一个伪命题：古典小说是唯美的，而唯美就不深刻。这种偏见是西方哲学与批评界同谋的结果。同样，批评界对世俗社会的媚俗使得世俗化的文学向庸碌化下滑。文学由此成为一种消费时间、换取时尚话语的消费品。或者，成为一种发泄心理郁积的方式。只要看一看畅销书的策划、网络文学中大量复制品的生产，文学对影视的献媚等，就可以知道批评在“市场意识形态”中失去了应该持有的价值判断。 批评从哪里衰落，就应该从哪里站起。虽然在回返本位的过程里批评所付出的一份苦心很可能遭遇两种文化———西方文化与市场文化在时尚化入口处合流后的淹没与覆盖，甚至冷落与讥笑，但批评或许由此才能再度发挥批评的职责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