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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博物馆正举办“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古书画藏品展”，103件书画展品均为难得一睹的千年稀珍，《平复贴》等国宝在申城掀起热浪。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一些书画国宝曾流落民间，险些毁于战火，有的几经周折，失而复得。 陆机《平复帖》出宫始末 ■王世襄 在故宫博物院历代法书展览中，曾陈列在最前面的西晋陆机写的《平复帖》，是一件在历史上和艺术上有极端重要价值的国宝，我国的书法墨迹，除了发掘出土的战国竹简、缯书和汉代的木简等以外、历代在世上流传的，而且是出于有名书家之手的，要以陆机的《平复帖》为最早。董其昌曾说过，“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钟繇）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平复帖》跋）。在传世的法书中，实在再也找不出比《平复帖》更早的了。 《平复帖》入清内府，确实年代，连成亲王永瑆都说“其年月不可考”（见《诒晋斋记》）。但大致的年代是可以推得出的，应该是在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年）或稍后。安岐在《墨缘汇观》中所提到最后一个年代是乾隆甲子（1744年），那年他62岁，还买进了钟繇的《荐季直表》，但他已有“久病杜门”及“衰朽余年”等语，可见身体已不好。《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后面有弘历的题跋，中称“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干画马、米友仁《潇湘》等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可能公元1746年时，安岐已逝世，而《平复帖》就在这一批书画中经傅恒的手卖给了弘历。 据永瑆《诒晋斋记》，《平复帖》原来陈设在寿康宫（即现在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所在地）。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孝圣宪皇后钮钴禄氏（雍正帝胤禛之妻，弘历的生母，永瑆的祖母）逝世，《平复帖》作为“遗赐”赏给永瑆作为纪念品。从这时起，《平复帖》到了成亲王府，永瑆给他自己“取了一个室名——‘诒晋斋’，并曾作七律、七绝各一首”均载《诒晋斋记》中。 《平复帖》在永瑆之后，载治曾钤盖了“载治之印”及“秘晋斋印”两方收藏图章，载治是奕纪的儿子，而过继给了奕纬；奕纪是绵懿的第三子；绵懿是永瑆的第二子，而过继给了永璋（永瑆的三哥），从上列的世裔，可见《平复帖》如何从永瑆传给他的曾孙——载治的经过。 载治卒于光绪六年（1880年），那时他的两个儿子溥伦和溥侗才只有几岁，光绪帝载恬派奕（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封恭亲王）代管治王府的事务。奕知道《平复帖》是一件重宝，托言溥伦等年幼，为慎重起见携至恭亲王代为保管。从此他便据为己有，卷中有“皇六子和硕恭亲王图章”就是他的印记。这桩公案是听熟悉晚清宗室掌故的人说的，应该有一定的根据。证以翁同日记，他于辛巳（1881年即载治逝世第二年）十月十日，在李鸿藻处见《平复帖》，那时已归恭亲王府所有，在时间上也是符合的。 宣统二年（1910年）奕之孙溥伟在帖上自题一跋，称“谨以锡晋名斋”，他并将永瑆的《诒晋斋记》及七律、七绝各一首抄录在后面。 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了清室，溥伟逃往青岛图谋复辟，《平复帖》就留给了他在北京的两个弟弟。1937年溥儒等因为母治丧，亟须款项，将《平复帖》以四万元的代价，售给张伯驹先生。次年正月及十月傅增湘及赵椿年两先生各在卷后题跋。傅跋在叙述此卷近世的流传大略之后，解释了何以此帖未经弘历品题及收入《三希堂法帖》的原因。赵跋则辨正翁同日记说此帖经恭亲王赠给李鸿藻，并非事实，只是借观数月而已。这一点是经询问了李鸿藻的长子李符真才弄明白的。两篇题跋对考查《平复帖》的近代流传经过，都很有帮助。 民国三十一年（1924年）《平复帖》经清苑郭立志摄影印入《雍睦堂法书》，后附启功先生释文。历来鉴赏家都认为《平复帖》“文字奇古，不可尽识”，张丑《真晋斋记》仅释读了十几个字，日本刊印的《书道全集》在卷末说明中，梅园方竹也只试释了6个字，而且还将第一行的“瘵”字误释作“虏”字。据我所知，启功先生是第一个人将《平复帖》全文释读出来。 1956年1月，张伯驹先生将《平复帖》连同唐杜牧之书《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草书卷，蔡襄自书诗册，范仲淹《道服赞卷》、吴琚书杂诗卷，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卷》等法书名迹一齐捐献给政府。 陆机平复帖 西晋陆机平复帖，余初见于“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中。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余在上海闻溥心畬所藏韩干《照夜白图》卷，为沪估叶某买去。时宋哲元主政北京，余亟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请其查询，勿任出境。比接复函，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余恐《平复帖》再为沪估盗卖，倩阅古斋韩君往商于心畬，勿再使流出国外，愿让余可收，需钱亦可押。韩回复云：“心畬现不需钱，如让价二十万元。”余时无此力，只不过早备一案，不致使沪估先登耳。次年，叶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挽张大千致意心畬，以六万元求让。心畬仍索价二十万，未成。至夏，而卢沟桥事变起矣。余以休夏来京，路断未回沪。年终去天津。腊月二十七日回京度岁。车上遇傅沅叔先生，谈及心畬遘母丧，需款正急，而银行提款复有限制。余谓以《平复帖》作押可借予万元。次日，沅老语余，现只要价四万，不如径买为简断，乃于年前先付两万元，余分两个月付竣。帖由沅老持归，跋后送余。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此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而帖已到余手。北京沦陷，余蛰居四载后，携眷入秦。帖藏衣被中，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日寇降后，余回京。沅老已病不能语，旋逝世。帖书法奇古，文不尽识，是由隶变草之体，与西陲汉简相类。……此帖自唐宋元明至清，雍正后乾隆生母孝圣宪皇后遗赐于成亲王永瑆，后由成王府归恭王府，而归于余。王世襄有《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颇为详尽，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文物参考资料》中。而对余得此帖之一段经过，尚付阙如，今为录之。丙申，余移居后海，年已五十有九，垂老矣。而时与昔异，乃与内子潘素商定，将此帖捐赠于国家。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而沅叔先生之功，则为更不可泯没者也。（张伯驹《丛碧书画录》） 蔡襄《自书诗卷》险被偷卖 ■朱家溍 蔡襄《自书诗卷》，素笺本，乌丝栏，纵28.2、横221.1厘米。 据前人题跋和收藏印记以及著录，可以明确蔡襄《自书诗》卷的收藏者，宋人有向水、贾似道，元人有陈彦高，明人有管竹间，清人有梁蕉林、毕秋帆，最后入内府。辛亥革命后，宫中书画器物等除溥仪以赏溥杰为名携出，部分和作为向银行借款的抵押品以及赏赐遗老、赠送民国要人的以外，由太监和内务府人员窃出的也不在少数。蔡襄此帖想必也是被太监们窃出的。当年地安门大街桥南路西有一家“品古斋”，是北城唯一的古玩铺（其余还有一两家只是所谓“挂货屋子”）。太监们出神武门，距离最近的销赃处理所那当然就是“品古斋”了。此外，北城的王公将相第宅很多，落魄的纨绔子弟以及管家们也都把“品古斋”当作销售场所。因此在“品古斋”常能发现出乎意料的精品，以至于琉璃厂和东四牌楼一带的古玩铺也时常来这里来找俏货。 蔡襄此帖就是当年“品古斋”郑掌柜送到我家的，先父看过后以5000银元成交。《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作者崇巽庵先生与我家是世交，他第一次看到此帖实际是在我家。当时先父叮嘱他不要外传，所以他在书中称此帖“近复流落燕市，未卜伊谁唱得宝之歌”。先父在此跋语中有“壬申春偶因橐钥不谨竟致失去，穷索累日乃于海王村肆中……”之说，是指1932年此帖被我家一仆人吴荣窃去后又复得之事。吴荣窃得此帖，便拿到一个与我家没有交往的古玩铺“赏奇斋”求售。掌柜的一看就知道是从我家窃得的东西，遂表示只肯以600元买下，否则就报告公安局，吴荣只好答应。“赏奇斋”掌柜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德宝斋”掌柜刘廉泉和“文禄堂”掌柜王青，并请他们通知我家。刘王二位与先父商议，认为最佳办法是不要追究吴荣，而尽快出钱从“赏奇斋”把此帖赎回来，先父一一照办。此事如无“赏奇斋”与刘王两位帮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除偿还“赏奇斋”600元垫款外，我家又赠掌柜的1000元作为酬劳。此帖拿回后先父就决定影印出版。当时他是故宫博物院负责鉴定书画碑帖的专门委员，于是就委托故宫印刷所影印，命我把此帖送到东连房（印刷所的工作室），由经理兼技师杨心德用12寸的玻璃底版按原大拍照，张德恒（现在台北故宫）冲洗。这是此帖第一次影印发行。距今已整60年了。 先父逝世后，抗战期间我离家到重庆工作。家中因办理祖母丧事亟需用钱。傅沅叔世丈代将此帖作价三万五千元，由“惠古斋”柳春农经手让与张伯驹。此帖在我家收藏了二十余载；在张家十数载，随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等名迹一起捐献给国家。自此以后，蔡襄此帖便入藏故宫博物院。以上便是《石渠宝笈三编》著录此帖以后的收传情况。（本版内容摘自《紫禁城》杂志2005年增刊） 米芾《苕溪诗》卷劫后重生 ■李兰 在中国古代书坛上，宋代大书家米芾的精品力作——行书《苕溪诗》卷，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后世书家所追捧和仿效。 《苕溪诗》卷在世间流传900多年之后，于二十世纪初却遭到了最为严重的劫难。国宝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清朝灭亡后，《苕溪诗》卷被末代皇帝溥仪携至长春市，与众多的国宝级文物一同置于伪满洲国伪皇宫的小白楼内。伪满政权临覆灭时，溥仪出逃，看守小白楼的士兵便乘机蜂拥而上，将傀儡皇帝来不及带走的大批古代珍玩豪抢一空。由于侍从、士兵多没有文化，所以他们先抢金、玉，再抢字画，古籍善本则肆意践踏，毁之无数。《苕溪诗》卷在其中亦难逃厄运，遭到无情的破坏：原来明代名书家李东阳所篆引首“米南宫诗翰”五字被撕去，不知下落；包首锦一段也不知流向何处；前后隔水与书心被揉搓得不堪入目。更加使人痛心的是：书心第三首律诗第四行，下边撕毁一大块，残缺“知穹岂念通”句的“岂念”二字，“病觉养心动”句下残三字，“青冥不厌鸿”句缺“冥不厌”三字，“载酒过江东”句前缺“载酒”两字，总计残缺十字，看来想找回已失去的墨迹使之成为完璧，希望渺茫……米芾《苕溪诗卷》最终奇迹般地劫后还生，并能以较完整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诚属不幸中的万幸，此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血泪史。 1963年至1964年，一名东北小伙两次来到国家文物局定点单位——北京荣宝斋，送来两包“破纸片”。在这些纸片中，有些碎片只有指甲大小，经过专家仔细拼接、抚平，两次送交的国宝书画总计有50余件，包括元代大书家赵孟頫的精品之作，米芾《苕溪诗》卷亦在其中。原来这些国宝残片是这位东北小伙子的父亲丁征龙于1945年9月8日在长春街头购得。回家路上，同行的三人中，有一个叫骆大昭的，杀死其父和另一个同伴。法网恢恢，骆最终被绳之以法。这个浸有鲜血的包裹便被小伙子的母亲收藏十八载，虽然家境贫穷，她本人亦不甚懂得这些碎纸片有何重大意义，然而她始终妥善保管这堆纸片；没有出售换钱，最后将其献给国家。米芾《苕溪诗》卷的失而复得，受到了文物界极大关注，古书画鉴定家张珩先生临终前曾说，能亲见《苕溪诗》真迹，“这辈子行了，死了也值得了”。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