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解冻文学”的冲击 中国的作家们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粗暴、武断和专横风气，早已不满。1956年初，这种不满借着苏联“解冻文学”之风逐渐地表露出来。 斯大林逝世后，一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苏联作家被“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 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进行了质疑。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文艺界发生任何一件重大事件，都会在中国文艺界产生反响。同样，苏联的“解冻文学”思潮，为中国文艺界冲击教条主义樊篱提供了一个契机。 1956年1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围绕苏联的三部小说，主要是对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展开了讨论。尼古拉耶娃的这部小说描写了一批响应党的号召，从城市来到农村的青年人与官僚主义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小说反映了苏联刚刚兴起的以“干预生活”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这在深受“无冲突论”、写“理想”的英雄人物、写“本质”等教条束缚之苦的中国文艺界引起了共鸣。《文艺报》1956年第3号发表了讨论的发言。作家马烽、康濯、郭小川、刘白羽等人的发言一致承认，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马烽说，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是通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刻画人物的，我们的多数作品却是通过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表现英雄人物的，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条绕开生活中尖锐矛盾的狭窄小路”。有些作品接触了社会矛盾，但多半限于很小范围，批评干部至多写到区一级。康濯说，与尼古拉耶娃的小说相比，“我们创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正是粉饰生活和回避斗争”。刘白羽也承认，我们的文学作品的突出问题是“没有真实地、按照历史的发展来写我们的现实生活”。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8期发表了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的有关说法提出批评。马林科夫把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归结为“党性”，把“典型问题”归结为“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专论点名批评说：这是“繁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1956年2月，《人民日报》、《文艺报》全文发表了这篇专论，随后，作协创作委员会理论批评组就这篇专论和“典型问题”展开了讨论。专论所批评的现象与中国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很自然地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四五月间，《文艺报》第8、9、10期先后发表了张光年、林默涵、钟惦棐、黄药眠、陈涌、巴人、王愚、李幼苏的发言记录或文章。张光年集中抨击了“本质论”，指出，中国的文艺界“流行着一些大同小异的更加简单化的公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以“本质论”为核心的庸俗化的文艺批评造成的。张光年说，文艺要反映社会本质，但完全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放弃典型的个性化要求，鼓励千篇一律的描写，就使文艺作品变成公式、规律的图解和政治论文。陈涌集中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他说，庸俗社会学并不比唯心论好一些.“庸俗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否认文艺的特殊的性质和任务”，“用一般的社会学的公式生吞活剥地代替文艺的具体生动的实践的研究。”陈涌还公开批评周扬等人曾经一直宣传和坚持的“赶任务”、“写政策”的做法。 触及文艺理论焦点问题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情形出现了重大变化。文艺界领导层的态度也日渐明朗。在中国作协的多次会议上，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吴组缃、臧克家、严文井、康濯、秦兆阳等都发表了意见，指出了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题材范围狭窄、单调，创作风格不够多样化，文艺批评缺乏自由讨论的风气等。他们要求在艺术创作上和学术探讨上提倡独立思考，鼓励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发展。文艺工作者在各种讨论会、座淡会上，在各地各种文学或非文学刊物上，纷纷表达了对以庸俗社会学为武器的教条主义的粗暴批评的不满甚至愤怒。 七八月间的讨论，开始广泛触及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中的教条主义，焦点是怎样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中国作协的一系列会议上都触及到这个问题。冯雪峰等人指出，造成大部分文艺作品题材狭窄、风格单调，文艺评论缺少自由讨论风气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片面性，致使文艺创作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九月以后，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的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如何认识文艺的特征、按艺术规律办事，如何促进文艺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的多样化，如何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等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 1956年下半年，文艺界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的教条主义的声讨此起彼伏，越来越激烈。正如茅盾所说：“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最近几个月来相当活跃，活跃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不同意见，在于企图对那些已经被认为作了结论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这标志了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成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要求个性化和独创性，争取独立话语权的一种曲折表达。 一批“干预生活”作品出现 “双百”方针不仅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上的争鸣，也召唤出文学创作的繁荣。一年之内，新办的文艺刊物有近二十种之多，包括在全国有影响的《诗刊》《收获》《剧本》《文学研究》等,《文艺报》也改为大型周报。“双百”方针使一大批老作家再次受到鼓舞。许多早已搁笔的跨时代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徐玉诺、饶孟侃、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又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出版部门出版了(或计划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选。最能显示“双百”效应的，是一批新生代作家披露内部矛盾的作品的出现，其中包括《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改选》等，大胆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讽刺和象征的诗歌形式，体现了同样的现实战斗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当时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 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编辑部对其有所改动。王蒙时年才22岁，却是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共青团北京市委干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青年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画了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时，又通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形象，展示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篇作品是王蒙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积极干预生活的一种尝试。多年之后，作者回顾说：“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 王蒙曾一度受到肯定 《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关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连续四期发了25篇，《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主要声音是否定王蒙的，但也有支持王蒙的，如刘绍棠、邵燕祥、邓友梅、唐挚、王愚等人。他们认为王蒙的小说严酷地、认真地忠诚于生活。起初的讨论大体还在学术范围，接下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了。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小说，据郭小川保留的记录稿记载：对王蒙的小说“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在公开的批评中，李希凡、马寒冰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马寒冰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 这些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站在了王蒙一边。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1956年至1957年春，毛泽东多次讲话支持王蒙。最早是在1956年1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表态不赞成批评王蒙的人的观点。1957年2月26日，在颐年堂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要谈文学批评问题，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 又对王蒙的小说给予肯定，他说：“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剿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这时，毛泽东正想借知识分子的批评冲击党内官僚主义。 可是不久之后，“反右运动”开始了，形势急转直下。王蒙的这篇小说被定性为毒草，作者也因此被划为右派。 摘自《党史博览》2005年12期 作者：肖冬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