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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京报》就北大中文系“论文减负”发表文章，触及了当今中国学术体制的一个弊端。我以为，讨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 近几年，中国的科研和教育经费投入越来越大，但学术水平并不与其成正比。 这不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先生曾发表文章说：“我们的一些制度助长了浮躁风 ，形成恶性互动。我们国家图书馆设有‘博士生文库’，专门收集储存我国的博士生论文。按年代顺序排队，发现各学科论文水平逐年下降。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用这些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任老讲的是博士生水平的下降。 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也曾在媒体发表这样的看法：“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虽然每届都有优秀的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断下降。”周老讲的是院士水平的下降。 学术水平下降的原因很复杂。对学术成果实行数量化管理，重数量，轻质量，是明显的原因之一。用论文的篇数、著作的字数以及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代替对学术成果本身创造性的评判，无疑十分荒唐。然而，这种不科学的游戏规则，如何在十几年内蔓延到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从民国时代，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不曾形成这种荒唐的规则。那时，一篇有创见的论文，或一部有新意的著作，就可以使一个学术新人脱颖而出。当时，其实存在着一个由学术共同体自身主宰的评价系统。你有没有创见，有没有真才实学，学术同行一清二楚。现在，之所以出现了数量的外在尺度取替了质量的内在尺度的荒唐变化，实际上是因为行政主导的权威，代替了学术共同体自身的权威。一个学者有没有成绩，在不少领域一项学术成果有没有水平，不是学术同行说了算，而是行政权力说了算。 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学术研究，最突出的后果之一就是平庸。从选题，到结论，都缺乏创见。专著现在被戏称为“砖著”。篇幅越来越宏大，新意却越来越少。科学研究应当基于怀疑批判的精神，但在许多论著中，你一点也感受不到这种精神。 你只能感受到作者对学位、职称、科研经费和学术奖励的猎取需要和渴望。在这种导向之下，国家投入再多的经费，学术很难取得实质的进步。 北京大学能够选择部分院系，以代表作的评审取代量化考核，这是明智之举。过去，老北大就是这么做的。当年，陈梦家发表几篇很短的论文，就可以晋升。而另一位教师出版了好几本书，因为没有新意，却不能晋升。这项改革看似微调，其实是向老北大的传统回归了一步。 北大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相对来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它的约束较小，自主权较大。更多的大学，还在忍受着行政部门的量化考核。希望以北大的改革为契机，让中国的学术管理尽快返璞归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