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九十五岁高龄刚刚仙逝的费孝通博士，是卓有影响的老一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方李莉博士则是晚生半个世纪的新一代人类学家。方博士在她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从 而有机会得到费孝通的指导。他们的思想交流因此而展开。费孝通在指导方李莉的研究工作时，建议后者将他们的学术交流录音整理出来，并在相关杂志上陆续发表，这就是《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传统与创造》这本书主要内容的来历。 文化多样性问题和全球一体化问题，是他们展开对话的背景。他们既有共同的关注，又各有自己的侧重点，这正是形成对话关系的最好条件。方博士对于文化生态平衡问题强调得更多，常常大声疾呼要重视文化多样性。费博士对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问题以及各种文化如何共处共荣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入，几乎是逮着谁就跟谁探讨其重要性。 方李莉在讨论文化生态问题时，喜欢从自然生态多样性问题过渡而来。她说，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正使得生物圈内的生物正在急剧减少，同样，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也正在使得文化圈内的文化种类在急剧减少。人类现代的物质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而人类现代的精神文明则是以文化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令人遗憾的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正在逐步为人类所认识、所重视，而文化多样性的减少的现实及其破坏性影响则至今没有引起人类社会的足够重视。方博士在各种著述中反复强调这种现实，无疑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文化人和一个人类学家的责任感。 尽管费孝通不赞成方李莉用自然生态问题来类比文化生态问题，认为人文世界具有不同于自然世界的法则和规律。但是在我看来，无论生物世界还是人文世界，他们都是宇宙间的事物，他们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宇宙法则的体现。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威压一直存在，同时，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在同一个社会并存共处的局面，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每个社会的文化空间都像大海一样是一个立体的空间，不同的深度、不同的层面给不同的文化留出了不同的生存发展空间。 严格的说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成功地用自己的文化完全覆盖过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古代的国家征战和文化入侵中，被输入的文化最多只能凭借政治强力的推广而成为国家主流文化（逐步形成社会学上所谓的大传统），原住民的文化至少会以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社会学上所谓的小传统）的方式顽强生存和发展。用大传统完全摧毁小传统，这是所有强势文化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从来没有成为过现实。 多种文化既然可以在同一个国家或者同一个民族共存，为什么不能在地球上广大的不同地区共存呢？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方李莉则积极呼吁大家关注文化多样性，实际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呼吁人类社会不要因为急功近利的经济行为，而漠视各个民族独具个性的文化的延续和繁荣。世界各个民族在制定社会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自觉地认可并尊重异文化生存的权利，自觉地创造多种文化共生共存、共处共荣的文化格局。 方李莉站在底层文化和边缘文化等等小传统的视角，更多地强调民间信仰、习俗尤其是民间艺术在当下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的重要意义，费孝通在支持方李莉的观点之余，更强调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必须进入一个文化反思和自觉的状态，认真盘点我们文化的家底和长处，以便更好地与异文化交流和融合。 在西方人类学家普遍热衷于对落后的、边缘的、原始的异族文化进行研究的学术背景下，青年时代的费孝通却通过对本民族乡村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人类学著作《江村经济》。尽管他一直说这是偶然而至，但至少体现了他骨子里对本民族文化和前途的高度关注。在近代以来的世界交往中，面对西方世界的先进、发达、繁荣，中国人深刻认识到自己固有文化的不足，努力摆脱传统文化的局限，以便跟那个强势文化更好地接轨。在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的背景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深入。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与人交流、与人融合？这个问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费孝通在对话中强调说：“真正传统的好的东西是不会完全走掉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好的传统从生活中提炼出来，让大家意识到和理解到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应该保留的优秀传统，并有意识地去发扬它和继承它。我把这种行为叫做文化自觉，这就是自知之明。”这种观点对于五四时代占主流地位的反传统思潮，似乎是某种有意的矫正。 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从容地审视自己的文化，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达到文化自觉，从而能够更自主、更宽容、更平和地融入到全球化的格局之中。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不带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这段话已经涉及文化伦理问题，就是多种文化如何共生共存、共处共荣的问题。费孝通生命的最后十年，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可能就是提出文化自觉问题和多种文化和平相处的文化伦理问题。在中国学者中，几乎没有其他人更加适合提出后者，因为费孝通不但有以研究异文化为职志的人类学背景，他还一直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民族学的背景使得他能够从融地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中所面临的民族伦理问题。他明确反对如下三种“自我中心”意识，在面对少数民族时的汉族中心主义，在面对世界各民族时的西方中心主义，在面对生物族群时的人类中心主义。带着这么深厚的伦理意识，费孝通的学说必定会走到天下大同的思路上。在民族学的背景下，他提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学说，这种学说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怀着极大的肯定和尊重。当全球化的浪潮愈来愈近时，他几乎只要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学说做一次扩展就是了，所谓全球一体化，不正应该是全球文化多元一体化？强调多元，是为了突出每种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强调一体，是为了顺应经济市场全球化的趋势。 为了表述得更加简便，费孝通将他的“全球文化多元一体”思想提炼成为16个字，道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刚接触这16字诀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中国学者提出的最高理想都是“天下大同”？为什么没有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训练、而是具有严整的西学背景的费孝通也不能例外？稍微想一想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天下大同乃是好的。 《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传统与创造》，方李莉编著，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