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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曾经说过一句话：“渐渐地，我明白了迄今为止的所有伟大的哲学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它们原来都是它们作者的个人坦白，都是一种无意识的、未被注意到的传记。”其实，何止哲学，所有真正的精神活动都是这样。比方说研究鲁迅、胡适，那些真有创见的专著，即都散发着研究者个人的气味、血气，体现着他们独到的眼光 、视角。 黄修己先生认为“历史”有两种内涵，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可以称之为“实史”（即“历史本体”），后人对过去的“实史”的记载称为“编史”（即“历史书写”）。历史书写只能永远接近历史本体，但绝没有可能成为历史本体，或者取代历史本体。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我们也可作如是观。我一直认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永远只是一家之言，永远没有定论，尤其面对那些伟大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这才有世界二千年说不完的荷马史诗，近500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逝世半个多世纪来，历遭后人的谩骂、追捧，误读、利用，早已经是锈迹斑斑，面目全非了。胡适当然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1980年代至现在，有一些严肃的学人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努力去接近他们。比如钱理群、王晓明、吴俊、林贤治，比如余英时、周质平、周明之、唐德刚、夏志清等。相对来说，大陆对鲁迅的研究很热，而海外学人更钟情胡适。当然，我前面说过，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也就是研究者的自传。这些优秀的学者对鲁迅、胡适的研究，在解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有严重的遮蔽。虽如此，较之那些人云亦云、缺乏创见，或图解权威人士的话语、严守意识形态的窠臼，还往往打着真理的旗号的所谓鲁迅、胡适研究，不啻霄壤之别。 异样的声音 韩石山的近著《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也是一部有着自己独有声音的研究著作，也可能会引起很多不满的争议。我们从这里会读到很多以前无法听到的观点，带着韩氏血液、心血的活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但我们无法不重视它，它给了我们新的空气，给我们一副新的眼睛。书封的广告词：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这是令鲁研界汗颜的一本书，虽然有广告的眩惑，但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就我个人来说，我喜欢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学术研究缺的不是“一律”，而恰好是这样的异样的声音，所谓空谷足音是也。 我们随便抽出一两节来，如第四章：从撤稿事件到两大营垒的对峙，对孙伏园在编《晨报副刊》时，因刘勉己私自撤去鲁迅讽刺徐志摩的《我的失恋》，而愤而辞职，导致了鲁迅、陈源等两大阵营的形成、对峙，标志是《语丝》、《现代评论》的先后创刊。这一章的分析、考证很见功力，让人不由不信。第五章：“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经过一番重新考据、阐释，从一个人皆熟识的事件中，得出他独有的结论：“在‘青年必读书’应答中，我们只能说鲁迅的心态不是很正常，多多少少，有意气用事的成分。”第八章：“三一八惨案”中的对抗，通过当时文献、鲁迅与陈西滢们文章的排比、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语丝派的着力点在感情上，在激起民众对北洋政府的仇恨上；现代评论派的着力点在理念上，在加深民众对北洋政府反动性的认识上。此中稍有不同的是，现代评论派说惨案只说惨案，把国家大事与个人恩怨分得清楚，语丝派诸君子，难脱利用国家大事以抒个人愤懑的嫌疑。”这样的结论对我这样一个热爱鲁迅的人，真是难以接受。但鲁迅先生确实更多的是一个“破坏”的文学家，他的思想更多的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方面，至于如何建立一个合乎人性、民主法治的国家，他真的好象没有论及过。而且以他的个性、思想资源，我有时想，他对胡适等人的关于宽容、民主的文章、思想，恐怕真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法日派可能更倾向于革命，美英派可能更倾向于改良。当然，这是大概而论。我们看“三一八惨案”后，王世杰的文章《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从法律的角度做了严密的论证，就法律程序对政府进行了切实的批评。我们不好说那个作用更大，但也绝不能抹杀他们的功绩。至于论述惨案之后，鲁迅离开北京南下，“不是向往南方的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而是要和许广平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应该说这占了多半原因，但鲁迅对广东的革命还是存在“向往”的，他后来到广东，后来被大屠杀惊醒，远走上海，应该是一个证明。 应该说，这几章是此书的精彩华章，有心的读者应该去仔细读一下，我想不会没有任何收获。韩石山的历史专业没有白学，在这里都用得淋漓尽致，精彩纷呈。他把鲁迅放到当时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剥去了他身上被后人、主要是鲁迅研究者涂抹的油彩，突出了鲁迅人性的一面，当然包括他的缺陷、不足，都得到了十足的呈现。 第七章：“闲话”事件中的纠缠，也是颇有创见的一章，有些地方不由人不佩服。比如他认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借鉴了日本盐谷温的观点，就应该注明，所以，也不能说陈西滢的话全错。这话虽然让我这个喜欢鲁迅的人听来难受，但也不得不承认。而他对“闲话”事件的梳理也很清楚，谈到周作人与凌叔华的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更是精彩之笔。但后来谈到“抄袭”事件时，明显偏袒陈西滢们，而对语丝同人的评论有失公正。刘半农的文章“污秽不堪”、“无聊”，那么陈西滢们的文章不是同样吗？看看陈西滢辱骂鲁迅的文章不就一清二楚吗？为什么厚陈西滢而薄鲁迅呢？记得叶兆言在一篇散文中说他当年上现当代文学硕士时，准备写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他的爷爷叶圣陶劝告他，那都是无聊的事情，更多的是意气用事。他于是改换了题目。是的，文人相争，开始往往还有道理，后来便流于口水。一定说那一方对，那一方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第九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可以说比较复杂，其中有真知灼见，也有言不及义的地方。他通过统计法，对鲁迅、胡适的文章进行统计，得出结论：“鲁迅是个旧文人，他的用语与文风，都是旧的；胡适是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用语与文风，都是新的，文是全新的人，人是全新的人。尤其是他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理念，是向上的，是建设性的。没有偏狭，没有仇恨，只有诚恳的劝导，切实的擘划。鲁迅则不然，气愤，怨恨，诅咒，嘲讽，无所不用其极，偶尔也会说些‘光明’一类的词儿，不是言不及义，就是大而无当。在他那里，是看不到什么建设性的改造社会的建言的。”“中国若不打算走向现代化则罢，若打算走向现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选择一个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传承式的人，只能是胡适而不能是鲁迅。”这个结论，既有真理，也有许多谬误，为我万不能全盘接受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鲁迅、胡适是可以互补的，没有鲁迅的批判，胡适的建设也无从谈起；没有胡适的建设，鲁迅的批判就剩下一堆瓦砾。鲁迅指出了中国传统的那条专制的路走不下去了，死路一条，必须批判、打碎；胡适正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中国未来应该走的路：民主、法治、宽容。鲁迅是绝望中的希望，胡适则是希望中的无奈与努力。至于说鲁迅是旧文人，是“中国最后一位古文大师”，不能说全是谬误，但也不很正确。而韩老师对《阿Q正传》《药》等作品的分析评价，有些我也不能认同。不过，也可能是我中鲁迅的“毒”太深了而不自知？ 好在文章最后一段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恰合我意：“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句话可反过来理解，那就是少年时多读胡适，老年时再读鲁迅不迟。鲁迅是一位独特的作家，他的尖锐的观察，深刻的体验，刻薄的用语，苍凉的情感，都是常人难以比肩的。年迈之后，再读这样的文字，会有更为深切的体味，也会有更为独到的心得。”其实，读这本书，有这一段话也就收获不小了。鲁迅深刻而绝望，胡适平易而葆有希望。少年多读胡适，易养成健康的心理；老年多读鲁迅，则减少暮气。 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先生说：“长期以来，只知演绎、诠释、重复他人观点的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给鲁迅研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鲁迅先生身上抹上了多少黑！”而正是这种研究，给鲁迅周围造成了“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王朔语）。复杂的鲁迅被简单化，深刻的鲁迅被扭曲化，极而端之，有“文革”期间的《鲁迅传》、许广平对鲁迅的故意歪曲，更就不用谈了。而到现在林贤治对鲁迅的全面肯定，依然有这种思维。至于另一极，以邵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才俊，则完全肯定胡适，而几乎全盘否定鲁迅，鲁迅在他的笔下，简直就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我个人感觉邵建们并没有认真阅读鲁迅，而只是在想当然的前提下大放厥词。私心以为他们受夏志清的影响甚大。夏先生孤居海外，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有所误读，也是情有可原。但邵建辈闭着眼睛说瞎话，就无法让人理解了。 《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从文章学的角度看，也是一部优秀之作。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学术作品，应该具有文学品性。否则，让人怎么读下去？可现在好象文学与学术分离了，这确是一个悲哀。韩石山服膺胡适，多次举胡适先生的一句话：“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又说：“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晚年的胡适也多次表述这个思想。我看韩石山老师的文章就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文章，不论随笔、书信、学术文章，都是非常明白清楚的，不似当下的那些半调子学者，总是把文章写得玄乎缥缈，不中不西的。至于有力能动人，他的文章也做到了，为什么他的文章总是能掀起文坛波澜，原因正在这里。更难能可怪的是第三点：要美，文章到美的境界，才算是文学。我们现在的文坛、学界有几人能达此境界？鲁迅文章好，也就是做到了这三点。胡适文章做到了第一点，在第二、第三上尚欠火候。这也是他的文章在读书人中影响不大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即便是韩石山先生也是承认的。 这样武断的论述，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韩石山先生书中的许多观点，我个人还是不太同意，或者存有疑问。虽然我以师礼待韩石山先生，但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比如，他对鲁迅后期十年的全部否定，或以“转向”定论，我以为值得商榷。他在文章中一再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一员大将，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主将。”对前半句，我非常赞同，甚至认为了不起。确实，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是主帅，鲁迅只是大将。美国学者J.B.格里德说：“从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至于说鲁迅后十年“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主将。”“（1927年以后）从那时起到去世，鲁迅完全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觉得还应斟酌。在《山西文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的《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一文中，韩石山老师明确说他不赞同学术界关于鲁迅“转变”的结论，他“认为鲁迅到上海后，就没有什么转变，还是他原来的老样子，无论思想观念，还是为人行事的方式，原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到这里怎么又变了？其实，叶公超在《鲁迅》中说：“他实在始终是个内倾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无论他一时所相信的是什么，尼采的超人论也好，进化论也好，阶级论也好，集体主义也好，他所表现的却是一个膨胀的强烈的‘自己’。”我认为这是比较恰切的评价。 由于韩石山先生曾经是优秀的作家，又是优秀的徐志摩研究者，对新月派有较深的钻研，可能还有性格的原因，他在书中对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给予了过高的评价，而对鲁迅给予了过苛的批评。有的地方想当然的虚构成分太多，从学理上经不起推敲。随便举一例，他在演讲中谈到鲁迅与陈西滢们的“笔仗”，是因为鲁迅个人形象邋遢，学位不高，甚至代表的是落后文化，所以对代表先进文化、人又长得标致的陈西滢们，由妒忌到谩骂，到演变成两大阵营的“斗争”，一句话，鲁迅的自卑心理或者说阴暗心理在作怪。对韩老师的这个分析，我期期不能同意。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成分，但绝不会占多大比例。以鲁迅的才华、眼界、胸怀，会去“妒忌”那些混了个博士头衔的陈西滢之辈吗？鲁迅去世后，同是新月派阵营的叶公超撰文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还有新月社中的闻一多，在鲁迅逝世后，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怀念，认为新月派当年对鲁迅的批判是错误的。即便是胡适，终其一生，虽对鲁迅有微词，但当苏雪林谩骂鲁迅之时，他还是出来主持公道，认为鲁迅起码在文学、文学史方面有杰出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并建议陈西滢能够出面向公众声明自己当年的错误。因此，我想他们两派的冲突，不会如韩老师说得如此简单！ 韩老师二元对立思维在该书中比比皆是，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错的。什么事情都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旦把一方定为先进，一方定为落后，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可说。比如，第六章“女师大风潮”中的明争，他先把鲁迅等人划为法日派，章士钊、杨荫榆、陈源等人划为英美派（其实，章士钊、杨荫榆是先到日本留学，后到英美的），然后写道：“当时北京学界，有法日派与英美派的较量”，法日派“待到大批留学英美的学生回国，进入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之后，就显得他们落后了。”并且说：“英美派逼退法日派，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进步。”这样武断的论述，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由于体制的原因，某些人得势，有时是先进对落后的代替，有时正好相反。而且，我们也不能说留学英美的就全部是代表先进文化的。他们可能比留学法日的，在宽容、民主上得到比较好的教育，但也不是绝对的。至于在“女师大学潮”中的是非，更不能这样简单地评价。比如陈西滢在女师大的宗帽胡同的20多名学生与转入女子大学的180多名学生之间做文章，质问：“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觉得他似乎还没有懂得什么是民主。鲁迅《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似乎更接近近代民主的真义。我们知道维护少数人的权益，也是一种先进文化，也是民主的精髓。韩老师说：“至于道理，怕难以令人服气。”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怕难以令人服气”。让我更不能理解的是韩老师为什么那么偏袒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一方？又说：“在这场斗争中，鲁迅一派是胜利了……他们的胜利……更多的是凭着他们的实力与蛮勇。这是他们这一派，在中国教育界的最后的一次胜利。”难道鲁迅们为弱势的学生说话就错了吗？难道陈源为文的阴险、尖刻不也是挑起是非的一大原因吗？难道“女师大学潮”到后来的北大脱离教育部都是鲁迅等人的责任？章士钊、杨荫榆他们作为政府教育界的领导，他们应该承担哪些责任？他们的“蛮勇”对事件的发展是否有推波助澜的效果？我认为还可以细细分析研究，目前这样的表述，我个人是无法认同的。 不要神化胡适 以前我们把鲁迅抬上神坛，当然不对，但现在的一些学人，又努力想把胡适抬上神坛，我想是否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台湾学者殷海光说，他见了一次蒋介石，就感觉此人不可教化。他无法理解胡适为什么总要与之周旋，总要对他妥协。鲁迅批评胡适对权势的依附，是否也有他的道理在？美国学者周明之在《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一书有许多观点也值得我们借鉴。如“现在人们都知道，胡适并不是白话运动的发动者。最近的学术研究结论性地表明，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有些人提倡白话文了，而改革者梁启超、陈荣衮、裘廷梁、黄遵宪及王国维等可说是白话文运动的拓荒者。”及“这样，胡适将逐渐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精英从外面来观察中国政治，并在很大程度上用外国标准来判断其优点。”“这种精神与政治立场的不协调，是贯穿他一生的鲜明特征之一。”甚至说胡适与徐志摩等人一样染有公开炫耀自己的外国学位、经历的毛病。“许多年来，他一直使他的同胞误信他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其实他至多是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抑或根本未得。”并说：“留学生成为中国了解西方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第一批人，而他们对西方的依附又是难免。”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正确认识鲁迅、胡适应该说是有帮助的，起码可以让那些现在把胡适往天上捧的人清醒一些。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伟人的精神力量都是有限的，在巨大的成就后面也有很大的失误或缺陷，我们应该学习、研究他们，以为今日之用，但万不可神化他们。 韩石山老师如此严厉批判鲁迅，而过分抬高胡适们，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他的文笔明显接受了鲁迅的影响，可为什么如此“仇恨”鲁迅？但肯定有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他是说对了，即相对于鲁迅而言，胡适更讲宽容、自由。我曾经就鲁迅先生的“复仇哲学”，请教过钱理群先生，他当然认为很对；我又追问，您对基督教的“爱你的仇人”的思想怎么看？他坦诚地说：那是宗教伦理，我做为凡人，是做不到的。可是我总在想，中国文化中缺乏的这种宽容、自由思想，是否也是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遭到曲折的原因之一呢？ 关于鲁迅、胡适，真是说不完的话题，他们在未来很长时间内，还将会成为我华夏民族文化思想的一大资源，对他们的梳理、研究，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关系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一定会给予读者很多东西，起码启人思考，逼迫我们更深地去探讨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那些难题。 （《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5年10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