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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文艺学和美学方法的追寻和探索，似乎是我们20年前的一阵“热风”。在“方法论年”20周年来临之际，让我们回顾反思一下关于方法理论的轨迹和来路，在新的文化背景中展望文艺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文艺学和美学的发展将会起到鉴往知今的意义。 ——编者 在当代文艺学、美学及相关学科的历史发展中，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在这一年中引进的新方法、新观念不胜繁多，以至于多年前就成为人们的笑柄。在当时，对这种“进口”现象担忧的人很少，而多数人都是怀着开放心态为之摇旗呐喊的。考其原因，后者一般都有一个相当朴素的想法，出于迅速走向人文世界前沿的热情与想象，一致地希望把西方已有的学术成果“先拿来再说”。时间一晃2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尽管不能说这种想法完全错了，也不应该否认新时期各种新方法在推动当代中国文艺学、美学学科建设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但是，如果说它过于单纯、朴素，并留下相当严重的后遗症，我想并不为过。它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天真地以为西方新方法可以“全部”拿来，经过一番学习、模仿、梳理、批判以后就可以超越它。而实际情况是，“拿来复拿来，拿来何其多”，他们不知道西方方法本身是一个“未定型之物”，也是中国学术界永远不可能“全部拿来的”。“拿来的越多，就发现需要去拿的越多”，这是中国文艺学、美学界在晚近20余年里一直沉溺于其中的逻辑怪圈。二是对“拿来主义”的负面影响注意不够。对西方方法在中国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很少做先验层面的严密梳理与更加烦琐的经验证明，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盲目地“跟风”与崇拜。而间接后果则是学术主体理性机能的严重萎缩或无法正常发育，久之就不再有独立思考、创造、建构与创新的精神生产能力。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加剧了对西方的“跟风”与崇拜程度，无法自拔。对此稍加追问就不难发现，如果西方任何方法对中国都是最先进的，都恰好可用来解释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那岂不是说西方人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中国文艺学、美学复兴（或“超越西方”）而做准备吗？这就是“拿来主义”在当代最荒谬、而它自身又毫无觉察的深层问题。 由此可知，对于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早已不是五四时期的“拿来不拿来”，而是如何运用清醒的理性意识面对、处理大量积压的西方学术“舶来品”。换言之，西方方法在为当代学术主体提供新工具进行生产的同时，也严重污染、破坏了中国学术自身和谐与健康发展的主体条件。在当下的实际情况却是，人们学习与掌握的新方法越多，就越严重地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学术创造；人们脑袋里的术语、符号、逻辑模式越丰富，他们就没有办法进行理性的思维与构造。也就是说，理论家们越是从事理论的研究与探索，他们本人就越来越不像是理论家，因为他们不是把对象、经验整理清楚了，相反却是“不说还明白”，乃至于“越说越糊涂”。这就是在当代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常见的异化关系。 方法异化在当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量”与“质”的矛盾。尽管西方方法在数量上已不胜其繁多，但在对每种具体方法的理解与把握上，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难免于庄子所说的“固不及质”。举一个例子，比如，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强调“多元化”，不承认有什么最高的本质与环节。但是在某些中国“后学”的相关论述中，却很少有谁肯承认“后现代在中国也是多种理论中的一种”，它不过是一种与人不同的“说法”，相反，他们基本上都是把后现代理论视为“中心的中心”，以为只有它才能解释中国的文化经验或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一般也不惜以各种“削足适履”、“揠苗助长”、“扩展能指”、“迷糊背景”等技术来“创造条件”。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白了，对于中国的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尽管他们手中的工具是“后现代的”，但由于主体仍是希望用一个宏大叙事把世界“一网打尽”的“现代主义者”，所以在他们的抽象演绎中所背离的恰恰是后现代学术最基本的精神。 还有就是“博”与“专”的矛盾。方法众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大，如果说它好的一面是为学术主体提供了相当宽广的自由空间，那么其负面影响则正如郑板桥所说的“恰似暴富儿，颇为用钱苦”。没有方法、工具是一种贫乏，这是人人尽知的道理。然而另一方面，如果面对的方法、工具太多，超过了主体可以学习、把握的能力，那么它必然带来另一种由于资源过剩所导致的更苦恼的贫乏。工具这样多，就是什么都干不成，或者做出来的东西什么都不是，不少当代学者的痛苦也就在这里。既没有训练有素或积累深厚的主体理性机能可以迅速掌握令人目不暇接的新工具，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耐心去“十年通一艺”，结果就是，尽管对西方方法在知识面上了解甚多，但由于缺乏把不同谱系整合起来的“专家功夫”，由于没有办法梳理清楚自己脑子中乱糟糟的观念与印象，所以，在对每一种西方方法的具体运用中，出现种种“捉襟见肘”、“闪烁其词”、“郢书燕说”、“望文生义”就不足为奇。三是对待不同学术方法的学术态度问题。由于缺乏或没有能力对不同方法之间做理性的比较与考量，人们在对待理论方法的学术态度上最容易采取的是“理性的独断论”。关于独断论，打一个比喻就如同“莫里哀的医生”，他们的特点是宁可把病人治死，也不肯相信医学教科书上会有错误。而至于理性的独断论，由于它建立在片面的学术训练与偏狭的价值观念基础上，所以其问题比一般的教条主义要严重得多。简单说来，就是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手中的方法最好，而其他人的方法都是陈旧、落后，一点存在的合理性都没有的。由于“以天下之美尽在己”，独断论者极易表现为“一意孤行”与“看天下没有一个人顺眼”的狷狂气，他们最典型的话语方式就是“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对学术本身的态度问题，即，是把学术当作达到某种实用目的的手段，还是以学术为它自身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独断论者的价值基础可以称之为实用主义，因而“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他们在选择方法工具时最基本的出发点。“利”字当前，就不可能有什么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这一点在当前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比如推崇某种理论方法或某人的研究方法，就会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常识都弃之不顾。而为了把某种方法拔高到“天下第一”的地步，他们不仅会以最粗暴的态度排斥其他方法，还往往会以“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的“私人逻辑”将它固有的弱点隐藏起来，制造一个又一个学术的骗局。当然，如同泡沫一样，任何骗局都是不能长久的。这很可能就是当代学术中每一种新方法，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根本原因吧。所以，在引进了为数众多的西方方法工具以后，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许多年以前就存在的方法贫困问题。这是一种深刻的悲哀。 也许有人仍会说：“这些都是暂时的，以后终究会好起来。”这话如果是在20多年前说——20多年前也确实有人这样为“方法论热”辩护，当时的人们也都觉得它很有道理，但毕竟时光又流逝了20多年了，这个“暂时”还要“暂时”到什么时候呢？应该老老实实地反思一下新时期以来学术方法上的各种问题了，而且对于发现的问题，能够在一代“始作俑者”的手中解决最好。刘士林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