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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座谈 国史研究，需要两岸共同努力 杜维运（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是山东人，１９５０年从海南岛到台湾大学读书。这之后的５０年，我都身处其中。这５０年我国台湾经历由贫穷到富裕的过程，富裕起来以后学术研究得以很大进展。很荣幸，“丛书 ”收了我两篇文章，第一篇是４５年以前写的，是《清乾嘉时代之历史考据学》，感觉那时还比较年轻，很多资料收集得不很理想，有很多需要修正的地方。第二篇是《史学方法论》一书的《绪论》，是１９７９年出版的。《绪论》是我写完《史学方法论》正文后才写的，后来又作了增删，比第一篇理想，但也有一些缺点，请内地的学者多多批评指教。学术不能关起门来做，一定要和其他学者交流。我到北大，感觉历史研究非常蓬勃兴盛，非常安慰，因为学术研究历来不是很受重视，需要专业人员不畏任何困难来从事。总主编之一邢义田是我的学生，我会向他转达诸位的意见。这套书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为核心，有些在台南、台中的学者，可能有所忽略，所以这方面的工作还可以继续下去。在国史研究方面，两岸不相上下，需要共同努力。 刘庆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 考古学作为史学的两个轮子之一，重视比较。历史学也是一个比较科学，过去和现在比较、中国和外国比较、海峡两岸比较，比较的目的是取长补短。看了这套书，我感到凡是有分量的文章，许多在内地也是影响很大的。我感觉，通过这套书，我们能对我国台湾史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历史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受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一段，我们也走了很多弯路，邢义田先生的总序里提到，台湾方面也走过弯路。因为历史原因，１９８０年代以前，两边互相封闭，互相看不到对方的研究成果。现在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已经过去。 在考古方面，两岸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毕竟台湾学者接触内地的考古资料少一些，只有很个别的学者利用考古资料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比如，邢义田先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不管是出土的画像石、汉简，甚至是一块刻石，也提出问题进行探讨。还有杜正胜先生等很多先生许多文章都是非常有分量的。从我所知道的考古学学者来说，这里选了张光直、杜正胜、邢义田、颜娟英等先生的文章，确实很具有代表性。 两岸学术互动应该走在前面 邓小南（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我虽列入总主编，但主要的选编工作是黄宽重先生、邢义田先生以及我国台湾中国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做的。这套书在１９９０年代就曾经筹备过，因为具体条件的限制没能做成。直到现在，内地研究人员特别是研究生，阅读我国台湾学者的著述仍然不很方便，这一套书的出版也是在这种要求的推动之下编的。把近５０年来中国台湾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大家，方便大家。 看到这套书，大家很自然地想到《日本学者论中国史》那套书，这两套书有个不同是，《日本学者论中国史》那套书按断代来编纂；《台湾学者》这套书按专题来组织，这样可以比较充分地反映当前学术多元化的趋势，也是因应国际学术界发展趋势的需要。采用专题的形式，有利于产生话题，推进问题意识、学术热点。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在近５０年的强项主要在社会生活史和思想史方面，由这几个方面也带动其他新兴的方面，比方说传统上不被重视的社会生活史，比如性别史、身体史、医疗史，过去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现在日益被重视。这样一个特点和与内地学界的研究长项可以互补。我国台湾学者与西方学界多年来交流对话的机会比较多，受其影响比较大，反映国际学术潮流也比较敏锐。我们可以从材料、思路、选择、方法上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这种创新、活力，以及比较严格的学术规范，直面对方的讨论，这样的学术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这套书出版后，还有很多遗憾，有些重要的选题如民族、疆域没有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心议题，而是分散在各卷中；也还有一些精彩文章没有选入。在这里很希望倾听大家的意见，台湾的邢义田、黄宽重先生、各位分卷主编和作者也都很迫切地希望听到来自我们的回应。两岸之间的良性互动，不只是体现在经济、商贸等领域中，学术互动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中国史研究：内地、台湾、日本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最近手边上有三套书，一套是《历史研究》编选的史学论文集。《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这套书选的是近５０年的作品，但侧重于近些年的研究，这反映了编选者的意图。第三套书是福建出的，是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报告，汇编了大量的调查报告，涉及到很多方面，当时看来是调查，今天看来是史料。 三套书放在一起，特别有意思。比较起来，我国台湾学者无论是本土的，还是留学的，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做研究比较细致。当然，留洋的也有西方和日本的区别，但史料的功夫都是很细的。台湾学者因为不少有留学的背景，所以会受到有一些西方理论方法的影响，这主要在历史解释的方面。《历史研究》编选的集子里面也有类似的地方。 台湾学者的一个特点是叙述上的文学化风格。从着眼点上，台湾和内地有所不同，在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关系上，台湾学者选择题目比较小，曾有一个学者讲明代窖藏鲜鱼，写了五万字。不是不提倡做小题目，我们也提倡，但也要以小见大。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对某个问题上津津乐道，而不考虑其背后的东西。这一点，台湾比较年长的学者做得比较好，相对来讲，年轻学者在引用理论的同时，可能没有把二者的关系结合得非常好。关于使用考古材料，即使内地也不能及时看到最新的考古材料。台湾学者看到这些材料，有一个时间差（所以尤其局限）。总的感觉，他们对新材料的发掘非常不够，而这往往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没有新材料，传世文献的价值可能难以充分发掘。 从“论丛”的编选来说，对中国１９世纪的研究收入太少了，从晚清到民国的研究太少了。台湾这方面好文章不在少数。我常去台湾，受启发最多的是关于台湾史的研究。台湾殖民化时期的许多政治事件需要靠调查等方法来做。与内地相对比，台湾经历的过程不太一样。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放在世界的殖民化的过程中，特别是放在中亚、东南亚的一个大的历史空间中进行思考，看变和不变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看台湾的历史或者和内地东南沿海历史之间的关系，比较有意思，可惜这里几乎没有反映。 从分类上看，政治史部分，明清史只有一篇。政治史文章其实很多，好的也不少；礼俗与宗教的部分，宗教多，礼制少；经济史部分，科技史也比较少。编选者有一定特殊的意图，眼界可能还有一定局限。其实每人都有局限。这里面如果按内地学者的界定，大多数是社会史，不过分成了“妇女与社会”、“家族与社会”等几个部分。我个人在很多年前就反对这些分类，因为在误解的情况下提出的问题，是很难讨论的。 学术机制应该容许多样化 高世瑜（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就妇女史学科来说，首先，我国台湾的妇女史研究是非常蓬勃的，很多地方超越了内地。从我自身来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做研究，找文章非常困难，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章还能找到，但１９４９年后港台学者的东西找起来非常艰难。 我仔细拜读了邢义田的前言，还有李贞德、梁其姿的导言。整个导言将台湾１９４９年以后妇女史的发展的脉络勾勒出来。他们与我们妇女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很相像，不过我们比他们晚了十几年。这里所选的文章，把妇女史的代表学者、研究方法和视角，都囊括进去了。让我们了解台湾的妇女史学界在做些什么，在想些什么。 从妇女史的角度看，两岸比较闭塞的时候，最早见到陈弱水先生的文章，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他们的教育和训练基本上没有断裂，当然这是从我们这辈人的角度。他们放眼看世界也比我们早，尝试使用新方法也比我们早，所以港台学者的题材、视角、方法等，包括叙述方式，都呈现多样化。而我们的机制造成了我们的视角、方法、叙述方式，都比较受杂志、出版等的束缚，使得内地学者上不来、下不去。理论眼界比较窄，理论上升华不上，微观研究又下不去。如他们的《汉代妇女的名字》之类的文章，我们的硕士、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如果这么细，论文可能没法通过。我们的学术机制束缚了我们的多样化。在这点上，台湾学者比我们做得好。我们不如他们更多样、更活跃。我们没有关注的身体、医疗方面，而他们做了很多，其实他们拥有的材料和我们的差不多。这套书比较有意义，希望妇女史这种新兴学科，内地、港台可以共建。邢义田先生在总序中讲到台湾进入了一个多元多彩的战国时代，梁其姿等认为史无定法，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着按照一定的方法去做，西方理论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尝试，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我们也应该进入这种多姿多彩的时代。我希望内地的机制能容许我们变得更多样一些。 生活史：生活史实与文化心态 黄正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生活与文化》卷入选文章的主题，其实主要是生活史，与文化没有多大关系。生活史研究的起步时间，两岸差不多。内地最迟是在１９８０年代。我们对于台湾学者的生活史研究，零零散散可以看到一些文章，但到底是一种什么理路我们都不大了解。这套书的编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想谈的有几点： 第一，本书里的作者写的生活史的文章有些是无意识的（不是把它当作生活史来做的）。主编蒲慕州认为，生活史就是日常生活史，这一点与我们的理解相似；不同的是，我们把生活史作为社会史下的一个分支，而他们则把生活史独立于社会史，这值得我们探讨商榷。主编还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我们不要在概念上纠缠生活史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资料，把重点放在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我觉得这点很好。通过导言，我们可以系统地了解我国台湾学者对生活史的看法。 第二，从编选的文章来看，我国台湾学者在生活史研究方面风格各异，有考证的文章，有宏观的文章，有探讨生活背后背景的文章。但编选者比较青睐留洋的年轻学者的文章，重视探讨生活背后的文化和心态；对于单纯考证的文章，虽然选了几篇，如许倬云等的文章，但不是主要的。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台湾生活史方面占主流、被编选者提倡的是探讨文化心态的文章，纯粹考证描述的文章不被重视，所以傅乐成关于唐宋生活的文章，就没有选入，大概是因为这些文章多属考证方面、纯粹描述性的。 第三，他们提倡的探讨生活背后的文化和心态这方面，对内地学者是一种启发。我国台湾年轻的学者非常熟悉西方理论，他们重视对文本、知识的研究。比如像研究《日书》、“日用类书”等，首先研究的是资料的性质，知识的性质，为谁而写，是谁在写，市场如何，消费者如何，从这些角度来进行分析，从而判断他们的生活状况。这点是内地学者所缺乏的，可以给我们以深深的启发。我们除了考证事物本身，还要考虑这些问题。 第四，谈点缺点。有的学者对西方理论熟悉，但术语过多，结构有些混乱，不重视考证。对考证忽视，导致结论不可靠，这点是两岸学者应该共勉的。我们转换研究视角时绝对不能忽视对细节的考证。例如一篇文章讲到宋代的行厨八珍，首先解释什么是“行厨”，说“行厨”的“行”即“行在”，“行厨”即是皇帝的厨房，这是不可靠的。还提到有一道菜叫“驼蹄羹”，说唐人吃驼峰，到宋人开始吃驼蹄，元朝“驼蹄羹”出现，总结为由唐至宋吃动物的部位变化，唐人吃驼峰，宋人吃驼蹄（不仅吃驼蹄，还吃羊蹄等），说明宋人对“蹄”比较重视。其实，唐天宝年间就有吃驼蹄羹的记载。这些论断靠不住，是因为考证没有到家。我们重视西方的理论的同时，还是不能忽视历史学家最起码的方法与技能。 第五，两岸生活史研究起步差不多，成就各有优劣。在名物和细节考证上，台湾学者利用考古文物、图像等较少，但这在研究生活史时很有必要。内地名物细节的考证比较充分。内地重视对各阶层生活的研究，也许因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但我们有时做得太粗、太概念化，问题应做得再细一点，我们也应吸收西方理论，更重视生活背后的文化背景。 文献解释考古资料的史学传统 齐东方（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过去对台湾史学界了解不多。读研究生时，相当努力找台湾的文章，但找来一看，当时感觉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以后看得就比较少。这套书拿到以后，我觉得，现在不能这么看了。因为在１９９０年代以前，台湾学者无法得到内地的考古资料，所以文章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从这些文章上看，他们利用文献对考古资料的解释做得非常好，比我们做得好，因为他们见到的考古的东西不多，所以需要多梳理文献。内地考古对文献的梳理在整体方面要差一些。其实，许多搞考古的人很优秀，但文章似乎不是很好，写得比较浅。因为很多考古人才，前期培养耗费得精力过多，影响了他们做学问。我看到谢明良的文章《从阶级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马上推荐给研究生，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很有参考价值。这套书可以使我们重新估价台湾考古学界的学术状况，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增进彼此的交流。 台湾学者写的考古学文章，资料掌握得不够。有的杂志图录我们也找不到，他们得不到，更可以理解。不过，很多文章虽然搜集了很多图像、器物，但理解是有偏差的，这和有的内地学者一样，没有脱离金石学或者说古器物学的路子。有篇文章《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写得非常好，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但个别图像不是从考古学或是器物的组合或整体来看。比如最近研究祆教的东西很多，有人从一千多件器物中找出一件，把陶豆当成火坛，其实出土的墓志中说墓主人是信仰佛教的。这和过去古器物学、金石学经常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内地也有这种问题，我们对文本和知识的研究还很少。如一个考古器物上的画，对为什么要画这些东西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注意得不够。 艺术史其实是一种看历史的角度 郑岩（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这套书我很早就看到了，《美术与考古》有两卷，一上架我就买了。这本书书名说明了“美术”和“考古”是分不开的。其实，美术史研究一开始就是与考古结合在一起的。１９３７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艺术史研究所，其中有画家，但也有梁思永、马衡等先生；１９４８年中研院选举第一任院士，郭沫若先生是以艺术史学科的候选人身份参加评选；当年考古类型学建立时，在考古界影响特别大的蒙特柳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是由我国第一个美术史家、第一个在德国得到艺术史博士的滕固先生翻译的。我国台湾延续了这一研究传统，而内地的美术史系放在中央美院，使美术史学科成为单独史，与考古分开。 我们现在的艺术史进行得过于狭窄，仿佛说起来就是给画家作参考的，非常边缘化。书中与我个人对美术史概念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美术史并不是对美术品、绘画或雕塑等研究的历史，它其实是一种看历史的角度。如陈葆真探讨十三帝王图的文章，题目就是《图画如历史》，他把图像的材料当作观看历史的一种新的视角。图像和文献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包括口述，都是平等的，只是大家习惯从文献的角度看历史。１９世纪以后随着影视的发达，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在看图像。所以，图像对我们解释历史越来越重要。台湾王正华等先生的文章，最后结论都不是画得如何、风格如何、线条如何，而是将对图像的研究与传统的历史学对文献的研究做一整合。而在这点上，内地学者现在做得都比较少，将来还可以开拓。 妇女研究：文学材料与历史研究 蒙曼（中国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妇女与社会》应该是最容易编得好的一本书。因为我国台湾吸收欧美思想方面有优势。而妇女史的发展本来就是方法论先行的，是欧美女权运动的产物。书中选取的文章最早是１９９１年的，最晚的是２００３年，反映了妇女史在我国台湾１９９０年代以后发展的蓬勃态势。文章主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统主题，即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扩大来讲包括妇女如何参与社会生活，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外秩序问题；另一个主题是妇女与文本的关系，即书中所说的谁在说话，为什么说，说给谁听的问题。 西方近些年方法论的影响在后一个主题更为明显，但这种方法论的应用也有一种去历史化倾向——使用的材料是包括文学作品，探讨的问题也是妇女的心态等等，似乎不是用历史可以说清楚的问题。还有，有些题目过于文学化，如《千山我独行》，《才女彻夜未眠》。怎样用非历史的做法，用文学材料研究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如何将这种努力与传统的给妇女定位的研究结合起来应该是今后需要发展的一个方向，不然这两个主题好像是分开的东西。 “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黄宽重、邢义田、邓小南总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４６．００元 《制度与国家》５０．００元 《政治与权力》４５．００元 《思想与学术》４０．００元 《社会变迁》４８．００元 《经济脉动》４５．００元 《城市与乡村》５０．００元 《家族与社会》５０．００元 《妇女与社会》５０．００元 《生活与文化》５５．００元 《礼俗与宗教》４５．００元 《生命与医疗》５０．００元 《美术与考古（上下）》６８．００元。（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