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吉尔?布拉斯》与《堂吉诃德》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解放之前,我们的女儿得了指骨节结核症,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医嘱补养休息,尽量减少体力消耗。我们就哄女儿只在大床上玩,不下床。 锺书的工作很忙,但他每天抽空为女儿讲故事。他拿了一本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对着书和她讲书上的故事。女儿乖乖地听爸爸讲,听得直咽口水。 我业余还兼管全部家务,也很忙,看到锺书讲得眉飞色舞,女儿听得直咽口水,深恨没有工夫旁听。我记得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里曾提到这本书,料想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锺书讲了一程,实在没有工夫讲,就此停下了。女儿是个乖孩子,并不吵闹着要求爸爸讲故事,只把这本书珍惜地放在床头,寄予无限的期待与希望。 我译完《小癞子》,怕荒疏了法文,就决心翻译《吉尔·布拉斯》。我并未从头到尾读一遍,开头读就着手翻译。 我应该研究英国文学,却在翻译法文小说,而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翻译。我很心虚,加把劲将这部长达47万字的小说赶快译完。1954年1月起,在《世界文学》分期发表,还受到主编陈冰夷同志的表扬。但是我自己觉得翻译得很糟,从头译到尾,没有译到能叫读者流口水的段落。 我求锺书为我校对一遍。他答应了。他拿了一支铅笔,使劲在我稿纸上打杠子。我急得求他轻点轻点,划破了纸我得重抄。他不理,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校仇”,把我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他只说:“我不懂。”我说:“书上这样说的。”他强调说:“我不懂。”这就是说,我没把原文译过来。 我领悟了他的意思,又再译。他看了几页改稿,点头了,我也摸索到了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我的全部稿子,1955年才交出版社。 这部翻译给我招来另一项翻译任务。“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要我重译《堂吉诃德》。这是我很想翻译的书。不论从英译本或法译本转译都可以。我从手边能找到的译本中,挑了两个最好的法译本:一是咖达雅和拉巴德合译的第一部;拉巴德去世后,咖达雅独译的第二部;二是维亚铎的译本。我又挑了三种英译本:一是奥姆斯贝的译本,二是普德门的译本;三是寇恩的译本。 我把五个本子对比着读,惊奇地发现:这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谁最可信呢?我要忠于原作,只可以直接从原作翻译。《堂吉诃德》是我一心想翻译的书,我得尽心尽力。 那时候全国都在“大跃进”,研究工作都停顿了。我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我从农村改造回京,就买了一册西班牙语入门,于1960年3月29日读毕;又买了一部西班牙文的《堂吉诃德》备翻译之用。每天规定一个时间学习西班牙文。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学习语文,不进则退。 我是正研级的研究员,我的任务是研究工作,学西班牙语只能偷工夫自习。我也没有老师。我依靠好的工具书,依靠阅读浅易的西班牙文书籍,渐渐地,我不仅能阅读《堂吉诃德》原文,也能读通编注者注解,自信从原文翻译可以胜任。 我问锺书:“我读西班牙文,口音不准,也不会说,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他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 他的话安了我的心。会说西班牙语,未必能翻译西班牙文。我不是口译者,我是文学作品的译者。我就动笔翻译,并把《堂吉诃德》作为我的研究项目,阅读各图书馆一切有关作者塞万提斯的书籍,也读了他的其他作品。 我买到的《堂吉诃德》原文,上下集共8册。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翻到第七册的半中间,我的译稿被红卫兵没收了,直到1970年6月才发还。但这几年间,我没有荒疏西班牙文。 稿子发还后我觉得好像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上,又从头译起。1976年底全部译毕。当时是十年浩劫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掺沙子”,来了一批什么也不懂的小青年。接过我亲手交上的译稿,只惊奇地问我是否译者。《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我自己校了4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 9年后我又校订了一次。我怕我所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找了几个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发现我原先的版本还是最好的版本。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