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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四条汉子反对鲁迅”的说法流传甚广。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人们不再重复这样的话语，但“四条汉子排挤打击鲁迅”的说法依然存在。而历史的真实，又是怎样的呢？ “四条汉子”的称谓，语出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指阳翰笙、田汉 、夏衍、周扬四人。当时，他们四人都是“文委”（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不是党员，但他与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还是党领导下的“左联”的盟主。 当时的白色恐怖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天下。国民党面对日益扩大的左翼文化阵营，其文化“围剿”的手段，已由单纯地检查书报、电影和封闭书店发展到采用暗杀、绑架等法西斯手段了。 1934年6月至10月，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了。第二次大破坏后，夏衍与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李少石的联系也中断了。 “四条汉子”与鲁迅见面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阳翰笙、周扬等“文委”成员依然在开展工作，并寻找机会向鲁迅汇报工作。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员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了。这次会面，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这样描写：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文革”后，夏衍叙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况： 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田汉忽然提出了胡风的问题，他直率地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这一下，鲁迅就不高兴了，问：“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其实，关于胡风和中山教育馆有关系的话，首先是邵力子对开明书店的人说的，知道这件事也不止我们这几个人，而田汉却偏偏提了穆木天，这一下空气就显得很紧张了…… 可以肯定的是，因为话题谈到胡风是“内奸”的问题，鲁迅一度不那么愉快。 胡风所谓内奸问题 胡风所谓的内奸问题，是在党组织遭到第二次大破坏的时候才被人怀疑的。 1933年，胡风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在国民党的中山教育馆“找个吃饭的职业”，当时已在“左联”任职的胡风在到那里工作之前，特意向“左联”书记处作了汇报，茅盾和周扬他们都主张他去。可见，当时周扬等人并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妥。但是，党组织经过两次大破坏，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对叛变有了更高的警惕。从而有了对胡风的怀疑，而且从不同渠道汇集到“四条汉子”这里了。特别是李少石作为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的“你们要注意”的忠告，“四条汉子”自然看作是来自上级党委的指示了。 莫忘历史环境 1935年2月19日，上海国民党又在全市进行了一次大逮捕。不仅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落入敌人手中，而且“文委”书记阳翰笙、成员田汉、“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等人也未能幸免。 大逮捕过后，周扬和夏衍劫后余生。此后形势的发展，周扬只好一个人来担当领导上海文化界的重任了，因为夏衍必须暂时躲避一段时间。 晚年的周扬，在关于鲁迅和“左联”的几次大的讲话中检讨自己：那时年轻，对鲁迅尊重不够。 和平环境中的今人，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有谁能够想到当时白色恐怖下的历史环境呢？（《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