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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子”是一种原始文化现象，也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母题。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杀子或弃子风俗。一些地区献祭童男童女，可以看作杀婴弃婴的宗教表现形式。世界各地分布极广的原始弃子、杀子现象，在古代中国有特殊的文化表现形式。 尚永亮在其《贬谪文化和贬谪文学》一书中，把民俗文化意义上的“弃 子”，纳入“弃子—逐臣”的隐喻框架。作者关注的目光聚焦在早期弃子的代表伯奇身上。从伯奇之弃，到屈原、贾谊之贬，伯奇既开启了由弃到逐的端绪，又实现了由子到臣的转换。中国宗法制度及其相伴随的礼仪体系，为伯奇完成从弃子向逐臣的角色转换，提供了历史文化语境。“弃子逐臣”，是家庭行为向朝廷行为的泛化，家庭权威向集团权威和社会权威的泛化。它在体制方面的保证，是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政治运作机制。 于是，从弃子到逐臣，是行为主体从被父母抛弃到被集团驱逐的修辞性置换。从“弃子逐臣”，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国”政治，可以解读为一个结构性的隐喻。这个隐喻的生成基础，可以寻求语言学方面的解释： 在汉语经验中，“家”和“国”的语义互相叠合：“家庆”可以指父母生日，也可以指国家诞生之日;“家臣”是诸侯、王公的私臣，也是各国卿大夫的臣属；“家父”可以置换为“家君”，“国君”也可以置换为“国父”;“家邦”和“国邦”可以换用。因此，古汉语“家”和“国”常常被纳入一个自我相关的阐释系统。在白居易“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的灵魂呼喊中，可以解读出“家”、“国”语义相关的文化信息。“家”、“国”语义叠合，在语言哲学的意义上内凝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国”政治的认知基础。在表层，从个体家庭，到泱泱大国，不同的所指，承载入同一能指符号──“家”；在深层，齐家之术为治国之道所认同，铸定了国家政治运作模式的家长制。由家齐而国治，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家庭化和传统家庭成员行为规范的社会化互相映射，“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和“君君臣臣”的社会伦理一脉相承。政治运作中作为亲情凝聚文化场的家，成为血缘亲情社会化的一个缩影。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王朝兴衰总是王室兴衰的扩大？为什么国家命运总是皇家命运的延伸？为什么朝廷行为常常与家庭行为纠缠不清？ 《贬谪文化和贬谪文学》解析伯奇故事的基本结构，其意义在于：通过个案向人们昭示弃逐文化和贬谪文学的深厚底蕴，作者认为：弃逐文化背景下贬谪文学中的弃子逐臣，被宗法、专制的严酷抛向荒野，这本身就揭示了礼法描绘的“父慈”、“君令”的虚伪，但弃子逐臣们因置身逆境而企盼回归和依附的哀号低泣，又不绝于耳地传送着这种严酷表面的温文。弃子思父母，逐臣念国君，在家与国、弃子与逐臣、打击与依附、弃逐与回归这些双向思维定势逻辑地植入人们意识深处之后，弃逐文化复杂而又独特的意蕴，在诗与文的字里行间发散、膨胀开来，强有力地影响着数千年贬谪文学的价值取向。 《贬谪文化和贬谪文学》尚永亮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