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老人著译等身：199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巴金译文选集》上下两卷就有64万多字。巴老在该书的序言里说，到1982年为止的60年间，他译出的作品，长长短短加在一起，比这个两卷本的字数要多出好几倍。很奇怪，就是这么一位成绩卓著的翻译家，在解放后出版的两三本专谈译艺的文集里，竟找不到一篇他写的文章，不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年轻时我爱读巴老的小说，它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如今年届耄耋，我更爱巴老的译作，如高尔基的《文学写照》，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以及屠格涅夫的许多名篇，读来都觉得是一种享受。有的段落，因为读的次数多，简直能背出来。比如托尔斯泰的手，高尔基在《文学写照》写道：“他的一双手生得很古怪。它们难看，上面高高低低地布满了胀大的血管，然而它们又显得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达·芬奇可能有这样的手。人有这样的手便可以做出任何事情。”又说：有一次，他与托尔斯泰一起在散步，听到树林里几只燕雀求偶的争鸣声。“老人若有所思地感叹说：‘人经历了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以及灵魂种种的折磨，然而无论什么时候，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将来也好，他的最惨痛的悲剧都得数那床第之间的悲剧了。’老人说着，不觉露出一种豁达的安静的微笑。一个人只有在克服了折磨他很久的剧痛之后，才会有这样的微笑。” 在屠格涅夫的中篇《普宁与巴布林》里，地主婆无缘无故地把一个青年农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同时还开除了出面求情的巴布林和普宁，这个场景写得多么激动人心呀。我甚至还能背出普宁为了抗议贵族地主阶级这种专横无理的行为而高声朗诵的大卫王的诗篇。 巴老是根据英法译文又对照着原文（俄文）译出高尔基的《文学写照》的。我曾从单位里的图书馆借出英译文对读学习。我发现其中有些段落译起来并不是很好对付的。而巴老译来却清新自然，语如已出。着力处不露斧凿痕迹，何其不易！ 巴老译文之所以能臻此境界，这与他对翻译事业的高度的责任心是密不可分的。他在上述那篇序言里说：“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能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想借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作品。”又说：“我承认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我只懂得一点皮毛。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去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作的高度与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巴老说自己并不精通外语，这话如不是谦辞，那一定是把“精通”的标准定得太高了。他的译文是准确、优美、流畅而又富于韵味的，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单是精通外语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一种精神，那就是追求真善美、挞伐假恶丑的精神，巴老正怀着这样的大愿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也是怀着这样的大愿来从事翻译工作。只有这样，对一篇要翻译之作，他才会“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才会一丝不苟地不断修改译文，甚至从头重译。”我们看看巴老译作上的注释之精详就能知道他用功之勤，态度之严谨。不仅原作那些为中国读者所不熟悉的习俗、名物、史实以及典章制度等等，他都一一详加注释，连原作者因疏忽造成人物年龄的差错他也加注说明。屠格涅夫在《父与子》里就把主人公费涅奇卡的年龄搞错了（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父与子·前夜》合集第248页）。他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内容丰富而庞杂，所以有原作者注、英译者注、中译者注，还有中译者为原作者注所作的注，即我国古籍上的所谓“疏”。 还有一事也很能说明巴老对译事认真的态度。俄国作家迦尔洵的短篇《短号》是巴老翻译的第一篇作品，1922年发表在成都《草堂》杂志上，刊物没有保存下来。五十年代初经人提起，巴老怀着第一次翻译这篇作品同样激动的心情从头重译一遍。 巴老这种对翻译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开了一代译事的新风，使上世纪中期出了许多优秀的翻译人材，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译作。巴老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结识许多翻译工作者，如丽尼、陆蠡、汝龙等等。他们在巴老的影响下，在翻译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绩。 汝龙是苏州人，生于1916年。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正在北京读书。卢沟桥的炮声把他轰出了校门。当时烽火连天，何处是归程？他当机立断，带了一点简单的行李，千里迢迢地赶往重庆，投奔巴老，要求收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巴老见他一副疲惫狼狈相，留他下来，一边工作，一边练习翻译。抗战八年，汝龙译了两麻袋的稿子，都给巴老一一过目。巴老很高兴，觉得是可造之材，但他要求很严格，要他一改再改，却不提给他出书的事，直到抗战胜利，才给他出了一本高尔基著的《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从此以后，汝龙的翻译便一发而不可收，总字数当在千万以上。他受巴老译事风格的影响，也是清新流畅，紧扣原文而更加口语化。契诃夫文集中的注释、题解等等都译得一丝不苟。巴老开创的这种对译事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应该成为所有翻译工作者的圭臬，它也是救治时下胡译、滥译、抢译而造成译文质量滑坡的对症良药。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