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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虎城 来自：南方日报 贺卫方教授要停招研究生了。于那些有志于投身贺教授门下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而言，无疑是件痛苦的事；于那些有志于投身贺教授门下博得贺卫方弟子声名的人而言，无疑也是件痛苦的事。痛苦便痛苦罢，中国从来不缺少各色各样的痛苦，如果个人化的痛苦能够换来某些显然早已不合理的规则的改变，这种痛苦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可以戴上“公民责任” 光环。 贺卫方教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也就是德国法学家耶林所倡导的“为权利而斗争”。研究生招生考试及其培养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去学术化在近年来的实践中已经暴露无疑，那些具有学术专长和学术潜力的人常被挡在研究生院大门之外，而“应试天才”们则鱼贯而入。北大教授贺卫方先生的声明，加上之前清华教授陈丹青先生挂冠而去，两位知名教授所作出的选择，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的具体规定。遗憾的是，陈丹青事件之后，舆论汹汹，规则如故。 自大学扩招以来，研究生教育日渐“繁荣”。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这种繁荣乃商业的繁荣、人声鼎沸的繁荣，却非学术的繁荣。研究生教育普及，让更多有求知欲望的人踏进此一门槛，自然是没有错的，但倘若普及以牺牲学术为代价，则免不了饮鸩止渴，误入歧途。譬如贺教授所指的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法律硕士设置的本意是培养面向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而法学硕士则主要是研究型人才，也就是学术人才。从这个本意而言，法学硕士的招生就应当以学术为第一标准，为后来的法学博士准备智库。可惜，学术有专攻，特长有偏好，学术天才们往往缺乏应试素养，应试天才们又往往缺乏学术素养。 得益于“一考定乾坤”式的一贯思维，应试天才们在研究生准入竞争中如鱼得水，苦的是中国本土学术建设。即使是那些行大运进入门槛的学术天才们，也面临着投身学术还是屈从功利的选择。武汉大学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早在几年前便声明辞去博导职务，原因是对博士生必须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表示不满。邓教授认为，他能保证学生论文做得好，但不能保证论文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在研究生招生上的应试化与研究生培养上的功利化，正是导致中国学术后继乏人的主要原因。 停招研究生，实属无奈之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寄望于学术前程，是一个研究生导师的悲哀，亦是学术的悲哀。研究生招考受制于某些僵化措施、某些硬性规定，尤其是对外语的规定，注定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且具有学术潜力的学生被挡于门外。革新那些已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规则，给予学术宽松的发展环境，找到研究生教育发展和学术发展契合的空间，方能传承学术，鼎新学问。 贺卫方教授停招研究生，陈丹青先生离开清华，所表达的都是对某些规则的不服从，也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唯愿某些业已不适应基本规律的所谓规则，早点被丢入历史的故纸堆。 相关文章： 贺卫方停招硕士生：以个人权利抗拒旧体制权力 汪晓波 中国青年报 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辞职事件的余音尚未散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近日又发出公开声明，决定暂停招收硕士生。(6月27日《北京晨报》) 和陈丹青辞职的原因相似，贺卫方的决定，是因为痛感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是因为深恶于影响招生公平的保送制度等。他在教师座谈会等场合提出自己意见后未得到回应，决定以暂停招收硕士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陈与贺的举动，殊途同归，本质一样———各以自己的方式对体制的“缺陷”发出了有声的抗议，不仅是通过语言，更通过具体的行动。不同的是，陈丹青的无奈成分居多，而贺卫方的举动，却是有意为之。作为一位知名的北大教授，作为一位颇有号召力的知识分子，贺卫方应当很清楚，他的做法注定会掀起波澜。 如何看待贺卫方的举动？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他有没有权利自己决定暂停招收硕士生；二是在价值层面，他这样做的合理性何在。 权利是相对于义务而言。贺卫方是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但博导是一种资格，而非一种义务。作为博导，贺卫方有选择带研究生的权利，却无必须带的义务。作为法学院的一名教师，贺卫方理论上应当接受学院安排的教学任务，包括招收研究生———但学院在安排教学任务时，是否不能忘记一个前提，即贺卫方有选择任务的权利。比如，他选择只从事本科教学，而放弃从事研究生教学。 贺教授认为，“撒大网式的考试严重抑制了考试时应有的专业倾向”，这不仅对培养人才不利，也对学生不公平。应该承认，无论是陈丹青还是贺卫方指出的问题，都并不高深。问题之所以长期成为问题，而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旧体制本身往往充满了惯性和惰性。 制度从来不会完美，而只能走近完美。当教育体制中出现了贺卫方所认为的“不合理”的时候，一个负责任的教育者，理应对此作出批评。众所周知，在惯性面前，许多人是沉默的。而正因为众人的沉默，使得贺卫方的表现是如此的惹眼———表达与反思不满，毕竟是一个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无论你是知识精英，或是草根百姓。 当这起发生在大学校园的事件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的时候，当教育主管部门从一个教师的举动里，看到招生体制存在很大弊病的时候，贺卫方的公开声明，便体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从陈丹青辞职到贺卫方罢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其产生的价值也不单是在教育圈内。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对贺卫方表示由衷的敬意。 显然，贺卫方的罢招是为争取教授招生自主。但笔者担忧的是：在招生自主下，贺教授有足够的道德自律使用这种“自主”，但如果遇到欧阳之类的无良教授，“自主”就成了恶行的拐杖———可能这是贺卫方罢招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