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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传承人相继离世，而继承人青黄不接，政策法规落后于保护行动，商业活动的破坏，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拦路虎。”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庆善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11月16日至18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德国、奥地利、法国等20多个国家与中国港澳台地区的150名学者和内地各知名民俗学家和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制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立法研究”、“旅游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承传人的保护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而具体到国内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记者经了解得知，尽管继昆曲和古琴相继被列为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社会各界对国内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甚至在前段时间还掀起了一场“申遗”风潮，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存在形态的限制，和社会对其保护认识的偏差，国内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新问题不断涌现。 “传承，传承人是关键。”学者们如是表示。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格萨尔办公室主任杨恩洪在谈到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现状时，不禁叹息，“近年来一批老艺人相继辞世，已经到了差不多人亡歌息的地步”。而入选国家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试点项目中惟一的汉族舞种的花鼓灯，作为中国汉族人舞蹈的典型代表，至少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就流传在中国的淮河流域，如今这一舞种的老艺人最小的86岁，最大的91岁，同样面临传承危机。少林寺原来能够演练的武功套路有700多套，现在只有200多套了。传承危机，是目前所有国内及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种属面临的危机。谈及原因，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向记者表示，武功也好，舞技也罢，都需要传承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去演练，而现代人的思维比较活跃，诱惑也多，现在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同时，他强调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从事这些文化遗产延续的传承人并没有在社会获得相应的尊重，他们生活的经济来源也没能得到保证，所以很少有人，特别是一些有资质的人会将这些文化遗产的传承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希望政府能够给这些传承人提供一定的生活来源，同时，更重要的，请给予他们荣誉感，精神鼓励很重要。”释永信方丈向记者感慨。据记者了解，为保证传承人的素质和来源，少林寺决定在近期恢复“门头”（即传统的拜师学艺）制度。 “最可怕的则是抢救性破坏、修复性破坏。”张庆善如是说。他表示，目前保护行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地方打着保护的幌子把这些残存至今的珍贵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破坏殆尽。“应该把它保护得和原生态一样，而不是人为地加入东西，将它保护得像新的一样；甚至是为了商业目的，或者其他原因，将它们保护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否则，就会失去这些遗产的历史价值和精神价值。”张庆善向记者提到，很多地方要发展经济，要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这无可厚非，可是，这些地方往往把一些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当作了挣钱的工具，自觉不自觉地就将遗产的原生态破坏掉，这是目前的保护行动遇到的最可怕的问题。 来自基层的文化保护工作者则呼吁，希望“加快立法进程，依靠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强制性规范”。安徽蚌埠市文化局局长谢克林在一年的花鼓灯保护中认识到，如果保护行动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如果保护行动只是各地方政府的一时兴起，而没有将其纳入生态、形态和促进优质基因活体传承的长期的保护规划，那么，这些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留传的口头文学、音乐、舞蹈、手工艺、传统医学、建筑术和其他艺术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可能就难以为继。蚌埠市的经验是，重点在恢复花鼓灯民俗活动的载体和花鼓灯传承活体等工作方面。蚌埠市现已建立了花鼓灯生态保护村和花鼓灯艺术博物馆，并重新认定每年的传统庙会为花鼓灯的文化活动空间，恢复“赛灯会”和民间元宵节“闹花灯”的习俗；并按照传统拜师学艺的方式选定了二代花鼓灯艺人。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措施的顺利推行必须依靠长期稳定的政策和一定的经费来源。他呼吁，希望能够建立长效机制，把保护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并建立目标责任制的管理；而经费的来源，已经成为了严重制约保护行动的一大难题。谢克林认为，如果可以建立配比的投入机制，中央财政确保保护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数额，同时，确定国家、省、市经费量化配比的比例，才可保证经费来源的稳定，对国内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