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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日，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下，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主办的为期一个半月的《出土文献抢救、保护、整理骨干培训班》在京隆重开幕。据悉，专门为出土文献的抢救保护与整理而举办骨干培训班，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物事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对今后我国出土文献的保护与整理工作有着重 要的推进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出土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百年来，出土过大量的甲骨文、金文、石片盟书、骨鉴文书、简牍、帛书、纸质文书、墓志刻石等，每一种动辄以万计量。以简牍为例，迄今已出土30余万枚。出土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北至内蒙古、南至广西、东至山东、西至新疆，而以湖南、湖北、甘肃发现的数量最多。长城烽隧遗址、各地驿站遗址、官衙遗址、墓葬乃至古井亦发现过大量简牍。其时代从战国至魏晋者居多，最晚者有明代的木牌。出土文献是文物中之精华，它既是文物，又载有文字，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其内容则丰富多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是当时人手笔刻写，没有经过后人篡改的原始资料，弥足珍贵。 新材料的发现是新时代学术进步的基础和前提。百年前，甲骨文、敦煌文书及汉晋简牍问世后不久，名儒王国维即断言：“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著名学者陈寅恪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出土文献不仅提供了大量崭新的材料，而且也修正了我们的视域与成见，促使我们以新的视点来鉴别传世文献，解决文化史上的诸多学术难题，在一定意义上也使改写或重写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思想史成为可能。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从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到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凭借着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百年来的学术发生了极有意义的翻转。可以预见，21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古史的若干讨论，因出土文献的问世，会愈来愈成为国际汉学界和我国人文学界的前沿与焦点课题。我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法律史、科技史、社会史、民俗史、宗教史、艺术史、学术史等等的研究，亦会随着对出土文献认识的深入，取得重大的突破。关于轴心文明时代，华夏文明的“哲学的突破”的问题，关于远古三代以迄清代的文化史的各个面相，关于中西、中印文明的同一与差异的研究，等等，也必将借此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近20年来，我国在出土方面和保护与整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以中国文物研究所专家学者为代表的一批文物工作者，相继整理出版了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张家山汉简、连云港尹湾汉墓简牍、走马楼三国吴简、吐鲁番文书、全国出土墓志等一系列出土文献，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但是由于出土文献其载体的特殊性，大都极其脆弱，稍不留神就可能使珍贵的文献毁于一旦。因此，对出土文献的保护与整理要辩证地平衡，让二者相辅相成；既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对之进行保护，又要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对之进行科学的整理，并早日公布于众，以确实让“新发现”促进“新学问”的发展。 王国维先生当年针对甲骨文等发现曾说：“合全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半，况且此后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比照今天的形势，也大致如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发展，文物考古工作的不断进步，出土文献时有惊人发现，然其保护与整理现状却颇令人担忧。以简牍为例，迄今出土30余万枚，已脱水保护及整理发表的尚不足半数，其中许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30多年了至今仍没有全部发表，严重影响简牍学发展的进程。以致学术界意见颇大。中国文物研究所一位从事简牍整理研究工作几十年的老研究员说：“见到新东西大家都很高兴，造势做舆论也很及时，但是后续工作往往跟不上。”究其原因，一是我们主观努力不够，领导重视不足，少数人观念抑或有问题；二是面对堆积如山的出土文献，全国保护与整理人才奇缺。目前我国从事出土文献保护与整理的文物工作者不足百人，且人员结构老化，已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形势十分严峻。因此举办这样一个旨在提升从事出土文献保护与整理人员的业务水平的骨干培训班迫在眉睫。 当然，一个半月的培训尚不足以造就出土文献整理与保护的专门人才。出土文献的保护、整理与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艰苦细致的综合性课题。本次培训主要让学员了解出土文献保护与整理的学习与工作方法，让大家对出土文献有较为详细的系统认识。并希望借此能引起文博界乃至全国对出土文献保护与整理工作的重视。 受资金和条件的限制，此次培训只能优先考虑文博系统内部人员，参加培训的学员大多来自出土简牍较多的甘肃、内蒙古、青海、山东、湖南、湖北、河南、江苏等省区，同时也有来自广西、贵州、陕西等地的文物工作者共20余人。他们中既有年龄较大的资深研究员，也有刚从事出土文献研究工作不久的研究生、本科毕业生。授课老师主要为中国文物研究所从事出土文献整理与保护几十年的资深研究员，另外还特别邀请了国内外著名学者李学勤、裘锡圭、李家浩、廖名春等先生来举办学术讲座。除课堂授课之外，还将组织学员前往湖南长沙、甘肃兰州等地观摩简牍实物、了解学习简牍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中国文物研究所培训班的负责人称，像这样的培训班以后还会举办下去，以免中国学术界再次出现类似“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海外”的尴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