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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以《一号两刊，〈读书〉泥沙俱下？》为题，对三联书店旗下的《读书》杂志以相同的国际标准刊号、国内标准刊号、邮发代号出版的《读书》公务员版进行了详细报道。此文章在几个文化网站上引起争议。3月23日，该文以《〈读书〉与中国公务员》为标题在天涯网站“闲闲书话”论坛上转载，导致三联书店内部员工加入了争论。3月25日，网友“云也退”在“闲闲书话”论坛代发《三联书店员工致全体三联人的公开信》，将三联书店的内部矛盾全面公开化。 《读书》杂志公务员版引发风波 3月5日，《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吴彬看到《读书·中国公务员》的时候，感觉是“大吃了一惊”。在当天的日记里，她把这件事写了下来。 去年年底，三联书店的一位经营部门的负责人曾与吴彬以及《读书》执行副主编李学军一起谈过一次，说起有《读书》要出“中学生版”的传闻，说“大家很兴奋”。当时她和李学军还感到奇怪，回来之后想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不过当时没有想得太多。直到真正见到《读书·中国公务员》(第三期)，她才忽然明白了“大家”是谁。 吴彬告诉记者，三联书店的领导曾经找过《读书》编辑部的人谈过话，认为《读书》的五名编辑人数多了，需要压缩，如果没有动作的话，就需要再办一本刊物。吴彬说：“办刊物的想法还是可以的。我们想办的是一本文学评论刊物，《读书》一直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关注，也有这么多年的积累，而且已经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沟通过了，办一本刊物的资源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办刊物的事情并没有下文。最后他们看到的是《读书·中国公务员》。这一本从国际标准刊号、国内标准刊号、邮发代号均与《读书》杂志完全相同的《读书·中国公务员》，不仅从内文内容与《读书》相去甚远，甚至连刊物的开本也都完全不同(《读书》为32开，“公务员版”为大16开)。据吴彬介绍，这本“公务员版”的封面大字为“中国公务员”，只在封面的上方左侧有“读书”两个字。“相比起来，如果是‘中学生版’还会好一点，即使文章内容浅显一点，起码也是谈书的内容，心理上还能接受一点，但这个‘公务员版’内容根本是和《读书》不着边的东西。”吴彬说。 创刊于1979年4月的《读书》，以文化界的思想评论为宗旨，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完全可以用巨大来形容。《读书·中国公务员》内容则主要为政府官员的言论、访谈、动态。《文汇读书周报》在3月19日以《一号两刊，〈读书〉泥沙俱下？》为题对此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 据记者了解，与《读书》杂志同属三联书店的另一份名牌杂志《三联财经竞争力》在2003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三联财经竞争力》2002年由三联书店创办，以财经分析和企业创新为主旨。而从2003年10月起，该刊又推出“人才与财富”版，主要介绍商界人物，使用的同样是《三联财经竞争力》的刊号。 吴彬本人对《三联财经竞争力·人才与财富版》的情况并非完全一无所知。她告诉记者，去年10月份之后，三联书店每位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已经有这份杂志了，不过自己平时对财经兴趣不大，很少翻阅，而且在开本、版式及印刷用纸与《三联财经竞争力》也基本差不多，所以未过多留意。后来经过《三联财经竞争力》主编的办公室，她还顺口提到这本“人才与财富版”，该主编一脸不悦，说“这不是我们编的，和我们没关系”。没想到，隔了几个月之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读书》上。 记者注意到，《读书·中国公务员》、《三联财经竞争力·人才与财富》两刊主编均为柯建刚，广告许可证号也相同。据了解，柯建刚曾任《中国公务员》杂志副主编，该杂志已列入中央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去年11月28日向社会公布的677种停办报刊名单。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一号两刊属违规行为。吴彬说，三联书店是老字号的国营出版单位，员工们从来没有想到在刊物的合法性问题上竟然还会有任何争议。 《读书》杂志执行副主编李学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在中国知识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杂志，《读书》编辑部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读书》的品牌形象与销量一直都非常好，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举动。她认为，一本杂志的发展，应该有不同的方式，但这种既非面对市场又与传统办刊宗旨相违背的做法肯定是走不通的，“不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读书》肯定不会改变以往的定位与风格”。她还对记者说：“这(指《读书》公务员版)肯定不是侵权的问题，不是什么假冒伪劣的问题，没有某方面的授权，他们是不可能出这种刊物的。我们已经向三联书店领导反映了这个问题，上面答复我们说以后不会再出了。”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汪晖先生由于工作繁忙，未能亲自接受记者采访，他给记者回的电子邮件中答复说：“在读到《文汇读书周报》有关《读书》的‘中国公务员’版的报道之前，我和编辑部同仁对于此事一无所知。由于我本人不是三联书店的员工，不了解书店内部的安排。《读书》编辑部已经向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表示了意见，要求终止‘中国公务员’版的编辑出版。《读书》不仅是《读书》编辑部和三联书店的一份杂志，也是几代作者、编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结晶。我衷心希望《读书》的传统得到尊重。非常感谢广大的读者对于《读书》杂志的长期爱护和支持。二十年来，《读书》曾经面临过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在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支持下，终于能够走到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惜这份杂志和思想的空间。《读书》编辑部同仁也将为此而努力。” 三联书店 内部员工反应升级 就在《读书》杂志的“公务员版”风波尚未平息之时，在国内知识界引起了阵阵议论，国内一家文化网站的头条，发表了题为《三联书店财迷心窍知识界痛惜精神家园》的文章，对三联书店的现状更是表示出忧虑。而正在记者进行采访之时，三联书店多位员工又于3月25日发出了一封《三联书店员工致全体三联人的公开信》，议论再次升级。 在这封公开信中称，“近一段时间，三联书店出现了不符合正常程序的人事变动，同时，鉴于一年多来三联出版方向和经营手段的各种令人不安的迹象，我们十余名干部员工收集了将近一百页的材料，分析各方面情况(包括书号、刊物、利润来源、新进人员情况、合资公司人事及经营、其他出版社所披露的问题等等)，集中表达了我们对三联现状及前景的忧虑。我们以真实署名的方式，把这批材料在2004年2月下旬呈交给中国出版集团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相关领导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领导。” 三联书店图书编辑部的孙晓林为《三联书店员工致全体三联人的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读书·中国公务员》、《三联财经竞争力·人才与财富》一号两刊的问题外，三联书店在短时间内出现相当大数量的混杂的教材教辅，对传统的图书出版主业也产生了极大冲击，三联书店正面临一个相当大的生存与发展危机。孙晓林认为，当前国内的文化产业化正处于一个转轨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波折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而且近年来三联书店领导层的变动，出版理念上出现一些变化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一年多来在三联书店出现的现象，被理解成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荒谬的。她表示，将三联书店近来的情况进行反思，不仅是为了三联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为行业内提供警示作用。 三联书店是最早具有市场意识的出版机构之一。邹韬奋在创办生活书店之初，就强调经营管理，“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一贯宗旨的延续，早在1935年就开办了电话购书业务，在中国开创先河。而(上世纪)80、90年代，在许多出版社尚未认识到市场重要性的时候，三联书店已在市场环节上做出了许多改革的尝试，比如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分销店。尽管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但让三联人自豪的是，三联出版的书籍基本都是让读者真正从自己腰包掏钱买的。孙晓林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读书》所谓的‘公务员版’是反市场行为的。” 她举例说，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一本坚持了20多年的文化读物(指《读书》)的内容不是可以随意嫁接的，所谓的“公务员版”与以图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读书》是风马牛不相及，内容、品质与形象是根本不能与其相提并论的，更何况还直接违反了国家行业管理规则，“这种怎么可能是改革的举措？” 另外，三联书店近来出版了大量的教材、教辅书籍，这也是备受议论的一点。曾担任三联书店图书编辑部主任的孙晓林告诉记者，这几年三联书店也在考虑拓展出版物的范围，而在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目标读者基本确立在大学生以上的知识水准，但现在出版的教材、教辅材料与这个定位根本不是一回事，读者的定位非常低，低到学前班教育、幼儿、高到高考复习材料。 孙晓林认为，这些明显没有系统的规划、选题论证，基本上是卖书号，拿进来就做，编辑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从纸张等出版环节上的做法也是很不负责任的。她说：“在(上世纪)80、90年代，很多出版社都出现过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但在那个时候，很多三联书店的领导都表示，尽管我们的经济实力弱，但我们绝不卖书号。为什么现在就受不住诱惑了？” 三联书店一些编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从去年到今年2月为止，三联书店已出版和在制作的各色教材、教辅，从无到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已膨胀到200多种，已超过三联同期文化类图书的出版量。有人甚至认为，这一系列举动的背后存在经济上的漏洞。 记者还了解到，一些已退休的原三联集团老同志听到消息后非常痛心，也通过各种渠道在关心三联书店今后的走向。 三联与《读书》 如何延续传统保护品牌？ 种种迹象表明，被中国知识界认为是“精神家园”的三联书店，无论是从公开发行的刊物，还是员工内部的情绪，都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记者欲就此采访三联书店总经理汪季贤，听完记者的来意之后，汪先生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这些都是三联书店内部的事情，我不希望扩散到社会中去，也不会发表任何评论。我们一定会尽力维护三联书店这个品牌，也谢谢你的关心，请你以后不要来电话了。” 毋庸置疑，《读书》杂志与三联书店是国内文化出版界具有相当高地位的品牌。《读书》杂志前主编、著名出版家沈昌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主编《读书》期间，市场经济氛围与现在根本不能比，他们只一味地埋头编稿，并没有多少品牌意识。但是，记者宁愿理解成这是一种文化人的谦逊与朴素作风的表达，《读书》与三联书店以其高质量的文章与书籍，长时间地影响了大量的读书人与爱书人，其独具的文化品位已经不着痕迹地塑造了自身的品牌。一位上海学者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架上都有三联的书。”这可以看做是对三联书店品牌的最高评价。 然而，吴彬对记者表示，近一年多来，由于三联书店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传统的延续与品牌形象。一方面，很多出版社都在大力提高出版质量，原来以能在三联书店出版著作为荣的作者，近来出现一些流失的状况，这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对三联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另一方面，在年轻的编辑当中，待遇不高尚在其次，由于价值得不到认可，职业自豪感渐不如前，三联书店所营造的平台逐渐缺乏足够的凝聚力，也开始萌发另寻出路的念头，如何挽留住他们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吴彬认为，出版物水准的贬值，以及编辑人才的流失，都必然影响到三联这个品牌的文化含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三联一些编辑都不同程度地对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目前三联书店出现一号两刊却风格迥异，以及出版大量质量无法保证的教材教辅的情况，已使得其品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不珍爱三联的文化品牌，理性地认识与衡量品牌的内涵，擅自改变出版方向和内容，将是一种品牌的自杀行为。 在三联书店已工作25年，并且只有几年时间就将退休的吴彬，毫不掩饰自己对三联书店的感情。她认为，自己的成长就是在三联，这里是她全部事业和心血的所在，一心想为三联奉献出全部，但她现在对三联书店这个品牌感到忧心忡忡。 三联书店员工致全体三联人的公开信 各位三联书店的同事： 近一段时间，三联书店出现了不符合正常程序的人事变动，同时，鉴于一年多来三联出版方向和经营手段的各种令人不安的迹象，我们十余名干部员工收集了将近一百页的材料，分析各方面情况(包括书号、刊物、利润来源、新进人员情况、合资公司人事及经营、其他出版社所披露的问题等等)，集中表达了我们对三联现状及前景的忧虑。我们以真实署名的方式，把这批材料在2004年2月下旬呈交给中国出版集团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相关领导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领导。 上级领导非常重视我们反映的问题，也充分肯定我们在正常渠道内反映问题的举动。上级领导同时认为，以真实署名方式进行举报，这本身就表明了对三联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监察检举的法律规定，真实署名的举报人将得到法律的救济，保护其免遭种种可能的打击报复。 目前，事态仍在发展之中：有关方面正进一步调查问题；我们也在积极配合，并多方收集更详细的材料上报各级领导；更多的疑点陆续浮出水面；行业报纸、外围媒体都在介入并进行采访和报道。 但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种种不实之辞，对我们的举动乃至人格进行极端卑劣的污蔑和中伤。对此，我们相信组织、相信上级领导、相信三联各位同事的良知，三联人自有三联人的品格，事实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们奉劝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如果你们敢于负责，就不妨也将有关“事实”上报各级领导，没必要躲在角落里，心态猥琐地进行人身攻击。 在当前情形下，我们将极力保持平和的心态，坚持日常工作，维护三联正常的工作秩序。我们发出这封公开信，是希望全体三联人理解我们的举动，了解事情的进展。我们也愿意提供我们上报材料的核心内容，以便同事们知道更多的情况。欢迎大家向我们索取。 三联书店有值得骄傲的传统，有远大的文化理想，有一贯坚持的出版品格，有几代作者读者的支持信赖。每一个三联人都为此自豪、自爱、自重，每一个三联人多年的辛勤工作在此获得尊严和意义。我们不忍心所有这一切白白流失，我们不相信所有这一切那么轻易地就被贬低、被摧毁。我们不会放弃。 孙晓林、吴彬、叶芳、郑勇等十余位干部员工敬上 2004年3月25日 三联书店简介 三联书店的前身为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先辈邹韬奋等人在上海创立的三家书店，即成立于1932年的生活书店、1935年的新知识书店和1936年的读书生活出版社。1948年，三家书店在香港合组而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起，三联书店一度与人民出版社合并。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综合性出版社，2002年，成为中国出版集团的成员之一。 三联书店传统以出版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译图书为主，兼及性质相近的实用书、工具书，包括用文学艺术形式表现文化、学术理念的图书，以高品位、高质量而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和喜爱。同时，三联书店还出版有《读书》、《三联生活周刊》、《爱乐》和《三联财经竞争力》等刊物，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 《读书》杂志简介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在陈翰伯先生倡导下创办，第一任主编为陈原。1984年，沈昌文担任《读书》主编，大规模地介绍西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潮中，《读书》影响甚大。1990年后，《读书》以“宽容”为主旨的办刊方针，风格更为成熟，被称作“当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旁观者说 金钱正在冲垮一切 ◎朵渔(诗人) 当我从媒体得知三联的近况，特别是《读书》出公务员版的时候还挺兴奋的，觉得《读书》这样的文化精品集团出书刊，也一定可以出一本给公务员看的精品刊物，但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错了。 当事件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震惊，以三联的品牌来讲，它不应该这么做，太可怕，而且像一出丑剧。如果被人诟病之处属实的话，三联书店的声誉会受到影响。对于文化品牌来讲，也是一个损害。因为很多人都盯着三联，它做任何事，同行会盯着媒体也会注视，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太不可想象。我感觉到似乎金钱正在摧毁一切。 一个出版社应该知道自己追求什么，或者说应该知道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三联的长处在于文化，它转型做其他的书刊肯定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如果能做出其他门类的精品出来受众也都欢迎。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这不仅仅是三联的危机，而是整个文化品牌、整个社会危机的一种折射。我是写诗的，可能悲观的情绪会更浓一点。 就个案而言，我看危机出现的关键问题在于管理机制的问题，而管理机制的问题又不是三联个别的问题，在一个单位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并不少见。缺乏民主透明、有效监督的管理机制，恐怕是“三联”的硬伤所在。 还有就是三联显然太急进了，有比较竞争之心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书刊风格不同，比来也无益，不一定要跟《作家》、《人民文学》等刊物比。如果只知道跟风、跟潮流，那么最终损害的会是三联这个品牌。不能全部怪责市场，三联不存在走向市场的问题，它本身就在市场，问题在于它究竟想要什么？ 至今我还宁愿相信三联引起的这场风波只是小事，不会影响它的大局。希望这场风波比传闻中要简单，因为知识分子都对这个品牌有痛惜之意。如果在这场风波里，编辑们都站出来表态了，想必对这场危机的解决还是有推动力的。如果说一个出版社有一些有大智慧的、眼光远大的管理人员，那么这个文化品牌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变强变大。如果没有大智慧，只会跟风只顾眼前绳头小利，那么文化品牌最终会被毁掉。 要允许两条腿走路 ◎冯有源(教授) 当我知道三联书店特别是《读书》杂志出公务员版的时候，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像某些知识分子那样大惊小怪，当然有些细节问题有待商榷。 面对这个现实的经济社会，读者的观念要转变，出版社的观念也要转变，知识分子的观念更要转变。传统的观念认为，像三联这种老字号的书店或者出版社就要出版很纯粹的刊物、要出纯文学的、纯学术的书，但是现在这么复杂的社会，不可能存在纯而又纯的文学，也许文学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受众发生了变化，或许说市场发生了变化，那么出版的内容是不是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而作为出版社来讲，如果按照老路子走的话，那么最终可能受损并受到伤害的反而是那些原来的品牌书——像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精品书，《读书》可能也很难幸免，所以，出版社也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因为出版社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生存问题。走多元化的路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只是出版学术刊物，或者是所谓纯粹的书刊的话，那么它的生存将受到严峻考验。 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觉得精神家园梦灭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想一想：出版社，特别是像三联这样的老字号出版社，如果因为无法盈利而关门大吉的话，知识分子岂不是损失更大？当然，某些知识分子对此有如此大的反响，正好说明了知识分子对其痛惜热爱之情，更可以看出三联的火种早已在他们心中种下。 所以，我认为，应该允许人家两条腿走路，要走多元化的道路，应该允许该出版社有“以书养书”、“以文养文”的运作思路，允许出版社通过一些渠道赚钱来养一些经济效益不好的书刊，或者说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一些学术性比较强的书刊不致于胎死腹中并可以问世。打个不好的比喻，如果说这些有品牌效应的出版社都无法生存了，反过来要向出书人收钱了，对知识分子来讲岂不是更可悲？所以，知识分子在闹情绪的时候，也应该考虑一下出版社的生存危机。 至于一方面出学术书刊、文化类图书，另一方面出一些市场经济反应比较好的书刊，会不会影响三联这个品牌，我觉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说它原来那条腿(学术类、文化类)的书的质量差了，那么肯定会影响三联这个品牌；但如果公务员版、人才与财富版还有教科书、教辅出现质量问题，那么这条腿肯定会拖累另一条腿。我的意思是，允许人家两条腿一起走路，但条件是两条腿都要健康，这样才能保住这个文化品牌。 至于三联出版社的某些出版营运行为受到这样的争议，我觉得可能要从领导思路、操作以及现存的审查制度方面去反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出版业还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灵魂。 □记者述评 特殊性：文化品牌的属性 将文化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对许多读书人来说，似乎还有点不习惯，然而，在这个年代，已经有越来越不乏认同者，我相信，以后在这方面做文章的文化人(以及商人)，也一定会越来越多。品牌是与市场挂钩的，是让受众心安理得接受带有这个品牌标志的产品，换句话说，最终目的还在于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君子不言利”的传统观念，让很多清高的读书人不太愿意说这一点，所以不难理解，在市场经济到来的年代，文人此一方面的醒悟得也要较社会大众稍晚。毕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时间也可以算是检验品牌的最好标准之一。与世界驰名的商业品牌一样，文化品牌的形成无一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的。三联书店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有很好的口碑，《读书》至今也走过了25个年头，从这一方面来说，文化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的。反过来，时间的积累又让文化品牌具有了更多时间的沧桑感而别具魅力。 无论如何，文化品牌毕竟又非普通的商品，自有其特殊性。与社会普通商品有大不同，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或许可以让某一样产品一夜之间就天下皆知，但在文化领域断然行不通。文化产品大概是离泡沫经济最远的商品。 此外，从另一方面来说，书的受众基本上都是文化水准较高的人群，这一群体有自己的辨别力，有自己的固有阅读习惯，既然如此，期待着有普通商品受众那般的盲从性，最终注定是不可能的，再套用商业的术语，叫做读者对文化品牌“忠诚度”比较高。如今许多出版社很努力，也的确出了一些好书，但要做到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地步，肯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换一种思维来想，即使某个品牌内部出现问题，也不会像平常品牌那样哗啦啦倒掉，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而会在润物细无声中缓缓流失，原因无他，一种无形的传统力量在支撑其继续生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个原因，让我们对三联书店以及《读书》杂志出现的某些现象感到不安与忧虑。 据说可口可乐、麦当劳等能行销世界畅通无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吃到的都是一个味道。文化品牌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传统即特色，特色即标志，就是市场所在，也是生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