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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多读书 多从远处汲取“书有未曾经我读”，说得出这句话的人，应当不是故作谦辞。人类的未知世界远远超出已知世界。作为个体的人来说，更加是这样。何况未知世界自身也在发展着。 清代的刘熙载有本《艺概》，说他治学“好言其概”，固然是他的治学特点，而理解“概”，确有重要的意义。“概”，应是指向事物的根本，本质属性。 “诗言志”，“歌永言”，“书，心画也”……读这些三千年至二千年前古人的语言，就像欣赏爱因斯坦的EΚMC2，牛顿的FΚma，简洁、严谨、深邃，充满美学意味。对于“诗”“歌”“书”，从无数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加以概括，就像爱因斯坦、牛顿的公式经过数不清的逻辑推理，演算得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可以丰富它，发展它，却不能否定其中包含的绝对真理有多么巨大的容量。现代人写长篇论文、大部著作议论的问题，睿智的古人早有精辟的论断。我不否认那些有价值的长篇论文、大部著作，何况现代人的语言文字与古人有区别，但还是要看是否真正接触到事物的本质，是否在古人的基础上有了合乎规律的新的阐释角度。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本是一体，可分又互相转化。从老子到亚里斯多德可以说明。人本身便是从地球上的动物群分化出来的。从事人文学科的人，我想应当多从自然学科寻找共同的规律，获取灵感。从事某种专门艺术活动的人，固然要刻苦掌握本专业的技术，还要多读点与本行业有关的理论与历史。再稍远一点，就是文学、哲学、历史，除此以外，还要读点自然科学的书籍，特别是汲取自然科学的精神。可能越是远距离的汲取，越能够有益于自身的根深叶茂。领风骚的大师要特定的历史条件才能够出现，但多读书，多从远处汲取，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本行业的狭隘眼界，脱离一些庸俗。 黄景钧：读书求知要有选择 从师更要有选择我因爱好读书，从江西的一个偏僻山城婺源考进了北京大学。当我第一次跨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厅，被满架的书籍惊住了：这里的书真多。 我学的专业是法律，可是在五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法律方向的书籍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滋味，我很不喜欢读，于是去找我喜欢读的书读，其中多数是西方文学名著。毕业后我留校工作，8年的北大学习工作生涯，使我从浩瀚的书海中获得了知识，吸取了营养。 以后我进入到民盟中央工作，我有机会认识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我读不完的书，都是我吸取不尽的知识宝库。 我曾有机会同著名数学大师工作达十年之久，虽然我不懂数学，但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做人做事的哲理：聪明在于积累，天才出自勤勉；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 这些都不是我在书本中所能学到的。我在北大法律系学习时的多位法学名师，如芮沐、王铁崖、赵理海、龚祥瑞、肖蔚云，过去只能在课堂上仰面听授，以后，我却能和他们屈膝交谈，能从他们身上获取到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如今，书刊成海，网络横行。这种繁荣兴盛的知识爆炸时代，确为我们求知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增加了捷径。但是我更怀念的是和众多名师的谈天、谈知、谈心，我从和他们的闲聊中得到了我在书本上网络中难以得到的宝贵知识，使我充实、前进和向上。 我体会：读书要有选择，求知要有选择，从师更要有选择。 苏士澍：读书应从笨行路该从苦 一个出版工作者，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十分必要。因为我们必须从两方面着眼。一为编辑好每一本书，都要了解、熟悉最新的学术动态；二为出版好每一本书，都要谙悉、掌握广大的读者心态，兼顾高精与时尚。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具备扎实的文化功底，否则“为社会出好书、为人民出好书”就是一句空话。这是我多年来从事出版工作总结出的一点经验。 怎样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呢？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由一个普通编辑走上了文物出版社的领导岗位，“读书”是我提高文化修养、业务水平的首选。因为走进校门，请教老师，进修学习的机会毕竟有限，而读书，在工作之余，随时随地都可以。 启功先生没有大学学历，可是先生刻苦读书学习，成为了宗师级的学者。他在《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一文中，就“觑”出了丹水之“丹”字，为玄水之“玄”字之避讳，而把此帖书写时间定为“下限不会超过宣和入藏，《宣和书谱》编订的时间；而上限则不会超过大中详符五年十月戊午”。把这一考证结果“泐”为定说，解决了书法史上的一个悬案。这又是成功读书的一例。只有下功夫笨读书，在工作中才能巧用书。 说了这么多，我又是怎么读书的呢？我读书的时间更多的是在行万里路上。当编辑虽是为他人做嫁衣，但是我以为，只有见龙泉之利，方可以论宝剑。出版文物书籍，免不了跑各大博物馆、考古现场。我每年都有许多时间是在差旅之中。今日的旅途之劳已非昔日。虽辛苦，可比古人则是甜之又甜。想徐霞客为了探索自然，走遍祖国名山大川。我坐在火车、飞机上，住在宾馆中，不正是读书的好机会吗？最起码可以做到，对处理目的地的事情来个急用先学。说句玩笑话，每次出差不就是一次“史物互证”吗。所以行万里路不能怕辛苦，应当以苦为乐。 林光如：读书是我的最大嗜好 我出生在广东梅县，从小至今，读书是我的第一爱好，成了我的最大嗜好。 移居香港之后，由于工作关系，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常到台湾、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地参观、考察，我的手提箱里总是装着几本书，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每到一地，无论怎么忙我都要到书店去看看，将合心意的书买下。我的朋友说我是书虫，我不但不介意，反而很高兴！晚上睡觉前，我总要躺在床上看一会儿书，看完就随手放在床头，因而床头也堆满了书。 随着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的世纪，我愈来愈感到知识的不足，也愈来愈感到多读书的重要。因为平时工作十分繁忙，很难集中一段时间系统地读些书，我便于2001年春报读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学院亚太企业主管硕士课程。两年中，我们学习的课程有：《领导与管理》、《企业规划与策略》、《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资讯与决策》、《亚太企业大环境》、《亚太市场营销》、《会计与财务管理》、《国际商务与法律》、《生产作业与后勤管理》、《供应链管理与客户关管理》、《企业融资与公司治理》以及《企业管理案例分析及报告》等。为了完成这些课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要啃300多本书，够辛苦的。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不坚持学习、与时俱进，是很难把企业管好的。因此，尽管很辛苦，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而读了不少好书。 不过，在学校读书的时间毕竟有限，所以仍然坚持在业余时间读书。近年我读的书主要有《中国出租中》、《一分钟的激励》，等等。 古往今来，不少人种、族群、国家消失了，但记载人类活动的书籍却存留下来，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 “腹有诗书气自华”，此言不假。一个企业喜读书的人多，其景象就不一般；扩而大之，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喜读书的人多，其地区面貌和民族精神也就不同凡响。今后无论多忙，我仍然要坚持多读书；不但自己坚持多读书，还要鼓励公司的同事也多读书！ 席殊：我为什么开书店？ 刚开席殊书屋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开书店？我会脱口而出，因为爱书、爱读书人。 从小就喜欢书，可以说整个少年时代，阅读饥渴一直伴随着我。 后来书渐渐多起来，我的一些臭味相投的朋友在一起聊得最多的就是最近读到的书，但借书不容易，买书却更难，你得想方设法认识新华书店的人，走走后门，经常麻烦远方的亲友代购，或是向出版社邮购，往往一等数月，不是告诉你缺货就是石沉大海。 有一年暑假，我和两位同事骑自行车旅行，从我的老家到苏州，往返2000多公里，我们每到一地，唯一去的就是书店。 这次艰苦的自行车之旅，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买到了很多一直想买而买不到的书，其次是产生了开书店的念头：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开家书店，我的书店会比我所看到的所有的书店好得多，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好书，谁需要它。 从此开书店的念头挥之不去，还常常做白日梦，想象我开书店的景况。 开书店的念头如此强烈，除了坐拥书城的满足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会从我的老师，许多像我一样有阅读饥渴的朋友那里获得成就感，他们会在我这里买到他们一直想买而买不到书，他们会惊奇的发现：啊，还有这么多的好书！你看他们喜形于色地样子！ 当然，我还会帮助很多像我一样的人，让他们读到对他们的成长最有价值的书，我还有可能提升当地的文化品位，甚至文化进步。 1993年9月，我的第一家书店：3S蓝色书屋在南昌开业，1996年6月，我的第一家席殊书屋在北京车公庄开业。 现在席殊书屋已经有600多家了，遍布全国400多个城镇，书店已成为我需要穷一生去努力经营的文化产业。你为什么开书店？还是不断有人会问起我，我想，除了爱书，爱读书人，现在的我更多了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