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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苗族也有着自己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作为苗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女红文化更因其特别的艺术内涵和独到的审美价值而让世人刮目。苗族女红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主要有纺织和印染、头帕与花鞋、锉花与刺绣，以及花绳与花带等等。作为女性文化的体现，苗族女红文化有其具体的涵义。在本文中，女红文化特指以苗族妇女为创作主体，以服饰为表现中心，具有独特的加工技艺以及表现出特定的审美情趣的民间手工制作。据此，我认为苗族女红文化的艺术特色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生命力的象征 苗族女红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自生系统，较少受外在因素的干扰。它没有一成不变的程式规范，只有不同的操作技艺与程序。女红制品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因为苗族妇女在制作女红制品时并不局限于一定的模式，往往在材料的选择和构图、造型及色彩的选择上，都可以极大地发挥创作主体的自由个性，张扬艺术的生命力，表现自己对客观世界独特的生命感悟和体验。所以，苗族女红文化中的风格是写意为主的浪漫化。 对生命力的感悟与表现，是女红文化的潜质。女性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女性对生命有着本能的热爱，对生命力有着独特的感受。这种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在女红制品的图纹造型中，一切事物都被赋予了生命与活力。“生命树”上开满了四季鲜花，结满了硕大果实；莲花里生出了白胖的娃娃；飞翔的鸟雀变成了花草和花果。为了直接表现生命的主题，女红文化中创造了系列模式化的吉祥图案：龙凤呈祥、双鱼戏莲、鸳鸯戏水、狮子戏球、鹭鸶采莲、凤穿牡丹等等。还有许多复合形的造型纹样，如并蒂莲、并蒂花、鸡头鱼、人头鸟、狗头龙、龙头人等等。无论是直露的表达还是隐喻的寓意，都充分体现了苗族妇女热爱生命、歌颂生命力的执著与热情。正因如此，女红文化中的生命力得到了升华。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艺术在其生命力的终极追求上与民间女红文化发生了共鸣，出现了相见恨晚的惊喜。从艺术发生角度看，对于生命力的歌颂，也形成了苗族女红文化顽强生存的文化动因和不竭动力。 二、艺术美的创造 女红文化是女性审美意识的产物，它的内容和成果充满了女性对美的理解和追求。正如民间美术研究家张道一先生指出的，美在民间，它是一个活的文化宝库。有的深沉宏大，有的质朴无华，有的制作虽不精细颇带刀斧痕，却也显出“大巧若拙”的气质。它像一泓春水，不仅滋润着民族的精神，也以其独具的风格流入全人类的文化海洋，显示出本民族的气派和特色。 苗族女红文化的艺术美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意念美，二是实用美，三是造型美，四是变形美。 意念美是将美的意识和观念寄寓在女红制品上，起借物传情的作用。如苗族男女青年谈情说爱时，一般都是由女方给男方送花带和荷包。爱情信物的图案纹样中，常见的有“鸳鸯戏荷”、“鲤鱼穿莲”、“鹭鸶采莲”、“喜上眉梢”、“富贵白头”等，多取夫妻恩爱、永不分离的寓意和象征。 在其他一些女红制品如儿童鞋帽和帐檐、背裙等制作中，苗族妇女也常选用“花开富贵”、“狮子滚球”、“蝶花同春”、“连年有鱼”等吉祥象征图案，取求吉驱邪的寓意和追求幸福平安生活的用意，皆托物言志，或讨口彩，或讨吉兆。 实用美是注重实用，将实用性与装饰性完美结合，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达到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如儿童围脖的制作，其实用功能是接幼儿口中流出的涎水，以保持衣服的干净，因此它要求能套在儿童脖子上，大小要适中，佩戴要舒适，在此基础上才讲究图案装饰与花样选择。鞋垫也是实用性物品。但作为信物，姑娘常在鞋垫上绣上一些吉祥和祝颂文字，如一路顺风、出入平安、马到成功、步步高升等，表达了对情郎的美好祝愿。 造型美是在女红制品中选择适合制品外形的图案，随物造型，灵活表现。它既按照一定的构图模式表现传统的图案和寓意，又根据对象的形式特征而给予变化或变形，但不管怎么变，其内在的文化寓意始终不变。如各种童帽锉花花样，既有长条状的，也有圆形或多边形的，还有任意形的。长条形状的帽花，只要环成一圈，就可制成儿童凉帽。它是将帽子的一半作平面展开，采取分割组合法留出帽耳、帽沿、帽边、帽尾四个部分，如不看到苗族童帽的实物，就不明白这种造型的锉花是干什么用的。 变形美是指造型的变化所引起的审美特征，最能体现创作主体的创造性。苗族女红文化在处理纹样变化上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奇特的夸张体现。它不受生活真实的约束，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似与不似之间，重点抓住事物的特征和神态加以灵活处理，在有限的平面空间中表现出立体空间的审美视觉效果。在变形的处理时，能抓住对象最美、最主要的特征和外部轮廓，去掉繁琐的细枝末节，以典型化的求省法、剪影法、阴刻法、求全法，使造型纹样更为单纯完整。为了表达意象美，变化式样可以随心所欲、挥洒自如地加以表现，如花中套花、花包花、叶套花、花中有果、果中有花。 三、情感性的载体 作为生命的创造者，苗族女性最早体验到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母性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刻痕作为女性文化的一种心理原型，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被保留下来，并且衍变出不同的情感形态，从而构成苗族女红文化的情感性特征。这种情感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文化性格，使苗族女性远离当代男性文化的功利性和社会理性的冰冷性，从而保存了未被世俗功利所污染的最原始的人类天性，也保存了未经社会理智雕琢和过滤的最自然的人类温情。在湖南凤凰县一个叫石茂花的农妇家里，水牛在她身后哞哞叫，黄狗跟在她脚边跑。她将生活中的情感移植凝固在锉刀下的风景中，那低头吃草的水牛就是她天天喊的“老三”，那背着竹篓的苗妇就是她自己。在石茂花身上，我看到了苗族妇女真善美的心灵和惜生仁物的情感表现。这种情感使她的锉花和刺绣在山江一带远近闻名。 苗族女红文化的情感性也使得苗族妇女具有了独特的精神创造方式，使她们在有限的精神创造中相对充分地发展了自己的情感创造力，从而创造了属于苗族也属于全人类的锉花、刺绣、挑花、纺织、蜡染等众多的女红艺术。在苗族女红文化中，苗族妇女“保存”了自己，保存的延续和传承又使得女红文化成为不可缺少的情感性的载体。 四、个体化的产物 苗族女红文化从创作角度考察，大多在家庭内部完成，它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以自发的个体创作为特征，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自发状态。所以，苗族女红文化是个体化的产物，也可视为一种个体文化。长期以来，女性与社会的相对隔绝和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有限性造成了苗族女红文化功能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即女红文化多停留于自产自销的生产状态。但同时，这种封闭性又使得苗族女性作为个体的感觉和经验得到了相对充分的保护，从而形成了苗族女性在创作特色上的“非群体化”的特色。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更注重个体的感觉和经验，她们按照个人的感受和经验建构出自己的女红世界。当然，这种个体性特征是具有双重意义的，积极的一面是独立性，消极的一面是狭隘性。而苗族女红文化的重建则意味着充分发展个体积极的一面，使女性作为创作个体的感觉真正回归，从而逐步完成对自己独立的文化人格的塑造。这种塑造将使女红文化中的个体性特征对人类群体文化的渗透最终变成现实，并在一定意义上充分尊重个性，改变群体化模式，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个性特征。而这，也正是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