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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中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较法、意、德等西方诸国为迟，其基础工作——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从18世纪末才开始萌动。从18世纪末至今，英国汉学中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传教士汉学阶段，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准备期和萌生期：（18世纪末——1840年鸦片战争前）；2、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换阶段，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发轫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19世纪末）；3、传统汉学发展繁荣阶段，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立发展期（20世纪初——20世纪二战前）；4、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转换阶段，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收获期和转向期（20世纪二战以后——21世纪初）。 1、传教士汉学阶段（18世纪末——1840年鸦片战争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准备期和萌生期： 18世纪末，出于商业、传教和外交的需要，英国开始派遣一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来华。这批人注意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文化，为此编写了一些汉语语法、英汉辞典之类工具书，并将所记录的中国风俗文化、地理出产等资料用报告、游记、日记和信札等形式送回英国。此时的汉学成果主要是语言知识、地理民俗、游记之类，作者也是传教士、外交官等非专业学者，其中专门从事汉语教学或语言学研究的很少，仅仅止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托马斯·珀西(ThomasPercy)、塞缪尔·伯奇（Cyril Birch）和外交官托马斯·当东（Staunton,George Thomas,1781-1859）等少数几位。在这一阶段，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已开始萌生，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以其通俗易懂和情节的生动引人首先引起英国汉学家的注意：1761年托马斯·珀西(ThomasPercy)编辑整理的《好逑传及其它》英译本，由伦敦多利兹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小说第一次直接译介到英国和欧洲。珀西的译文不太高明，而且对《好逑传》也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类才子佳人小说“奴化了中国人的心灵，很容易导致奴隶般的顺从和对新鲜事物的惧怕。当这种心态巩固着帝国的平静和安定时，中国人的精神变得迟钝，他们的想象力受到摧残”（1）。为了改变英国人对中国人的鉴赏能力和道德水准的认识，他专门译著了一本《关于中国人的杂著》，这是个德、英、法作家和学者关于中国的合集，其中包括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中国孤儿》，英国学者钱伯斯关于中国园艺的一篇论文和珀西自己的一篇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一篇论文。珀西在“前言”中说，中国人的判断力和想象力在许多方面评价都很低，但在园林和文学方面尚足资借鉴。珀西还编译有《夫人的故事：六个短篇小说》（1762，伦敦多利兹出版社），其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出自《古今小说》，也是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在英国较早的译本。除珀西的译文以外，这个时段还有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如“三言二拍”中的一些单篇译文，如约翰·瓦茨（John Watts）于1736年翻译的三篇中国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皆是从《中华帝国全志》法译本转译的，也是“三言二拍”最早的英语译文；托马斯·当东（Staunton,George Thomas）翻译的《古今小说》中的《范希周》（即《范鳅儿双镜团圆》，1815），《相爱一对儿》（即《宋金郎团圆破毡笠》，1820）；塞缪尔·伯奇（Cyril Birch）《忍不住的寡妇》（即《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843）、《生死之交》（即《羊角哀舍命全交》，1845）等。 在诗歌方面有威廉·琼斯（Willian Jones, 1746－1794）,对《诗经》中《卫风·淇奥》等篇的翻译。琼斯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对梵文的研究，他是通过比利时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接触到《诗经》的，他深为《论语》中孔子所引用的诗歌所感动，进而找到《诗经》的中文原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用拉丁文翻译出《卫风·淇奥》篇，后来又翻译出《周南·桃夭》和《小雅·节南山》。他还在亚洲学会作过一次关于《诗经》的讲演，他在讲演中称《诗经》为中国第二部经典，并指出：诗在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被重视，而且在任何地域，都会采用同样的意象。 这个时段英国汉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前期准备的作品翻译刚刚萌生，不仅翻译数量少、面也相当狭窄，也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真正的了解，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只能算作英国汉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萌生期和准备阶段。 2、传教士阶段向专业汉学转换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后——19世纪末），这是英国汉学中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发轫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接踵而来的中法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使得中国门户进一步向西方洞开，此时西方兴起的浪漫主义和罗珂珂风格更加剧了这种“东方兴味”，使得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成批涌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后半叶来华的英国传教士、知名人士达100多人。（2）这些人在传播福音、进行外交事务或是游历、收集中国文物资料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障碍和以象形为特征的繁难的汉字，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都首先把气力花在汉语的语言文字学习和研究上。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礼逊、米怜和托马斯·当东之后，鸦片战争后的汉学家编写了更多的中英文工具书和教科书 随着这批人在中国生活时间的延伸，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的增多，特别是在深入中国腹地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国的大好河山和诸多人文景观；在考察游历中记录、搜集的大批中国典籍和风俗文化资料，更使他们触摸到中华文化独有的魅力，在震惊、激动之中逐渐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郁的兴趣，逐渐由为布道增加亲和力或为商业征服铺平道路转为发自内心的仰慕和爱好，逐渐由收集风俗文化典籍资料，转为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和探求，甚至由业余爱好变成终生追求，从而完成了由传教士、外交官向专业汉学家的身份转换，其代表人物有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德庇士(Davis,SirJohnFrance,1795-1890)、威妥玛（Wader,Thomas Francis,1818-1895）、迈耶斯（汉名梅辉立Mayers, William Frederich,1831-1878）、翟理思(H.A.Giles,1845-1935)等，其中对中国古典文学在英国流播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理雅各、德庇士和翟理思，他们被并称为十九世纪英国汉学三大代表人物。这是中英之间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和矛盾集合体，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英国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他们肩负着让东方蛮族皈依天主的神圣使命，又企图用东方哲学来挽回西方世道人心；他们既是西方炮舰政策的执行者，又是中华文化的仰慕者；他们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精神向东方的移植者，更是中华文化向英国流播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这类人物在鸦片战争后来华的100多位传教士和40多位职业外交官尽管只占小小的一部分，却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标志性的人物，正是在他们不懈努力下，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汉学在英国的流播才得以前行。 理雅各（James Legge）的汉学研究功绩主要表现在对儒家经典的系统译介和宗教思想研究上。从1858年起，理雅各用20多年时间译介的儒家的经典，包括尚书、竹书纪年、春秋左氏传、诗经、易经和礼记，共七大卷，取名《中国经典》，其中《诗经》是英国第一部全译本。时至今日，《中国经典》仍被尊为汉学经典的权威译本。理雅格还有篇论文《<离骚>诗及其作者》，刊于1895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27卷上，内有《离骚》译文，屈原的简介，还全部翻译了王逸《楚辞章句》中《离骚》篇的注释，这是英国汉学家对《离骚》和屈原的第一次译介。德庇士(Davis,SirJohnFrance)的《中国诗选译》是唐诗最早的英译本。他的《中国诗歌评论》（1929）也是英国汉学家中第一部中国诗歌评论专著。他的专著《陶渊明——他的作品及其意味》采用心理美学和接受美学对陶渊明及其诗作进行分析评判，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结论。德庇士也是英国汉学家中最早注意到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他编译过《好逑传》（1829）等明清小说，他翻译的《中国小说选》（1822）是英国最早的中国小说英译本。鉴于汉学家在翻译《三国演义》时大都回避了其中的诗词，他译注的《汉文诗解》专门收有《三国演义》的一些咏史诗（1834年，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德庇士还翻译过一些中国古典戏曲，如元人杂剧《老生儿》（1817）、《汉宫秋》（1829）等。翟理思(H.A.Giles)是英国汉学界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其主要的学术译著均在19世纪后期完成。翟理思治学领域极广，涉及儒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绘画等诸多方面，其中《汉英字典》被认为是他一生最大成就。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代表性的译著有：《聊斋志异选》（1880）、《古文选珍》（1884）、《中诗英韵》（1884）、《古今诗选》（1898）、《中国文学史》（1901）等。其中《中国文学史》更是翟氏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之作,它与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ьев，1818－1900）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同为西方较早流行的汉学名著，也是西方汉学家撰写的第一部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专著。在这部专著的“前言”中，他谈到自己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使命感：“英国的读者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整体文学，即使想略有所知，在任何一部已有的著作中都是徒劳的。确实，理雅格博士的辉煌巨著（指《中国经典》，引者注）使得儒家经典对严肃的学者来说唾手可及，但中国文学作者之林的广袤空间仍然是一片处女地，有待于卓有成效的开拓”（3）。 英国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换阶段的英国汉学，有以下一些学术特征： 第一、从19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些大学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帝王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曼彻斯特欧文学院陆续设立汉学教授席位，特别是1890年“东方语言学院”的建立和1916年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建立，从体制上标志着由早年的传教士、退休的外交官和专业研究者组成的专业队伍，逐渐取代过去传教士和外交官的业余学习和研究；系统的、有组织的教学和研究模式取代了以前出自自我兴趣的个体学习和研究，完成了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的转换。这批从事汉学教学和研究的教育机构，也有一些设立在中国，它们大多是教会建立的，如鸦片战争以后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上海同文学会，厦门英华学院，宁波三一书院等；以及稍后的上海英华书馆、格致书室、西童书院、麦伦书院，汉口的博学书院，天津的新学书院，青岛的广文学院等。这批学校，在学习和宣传基督教义的同时，汉学教学和研究也是重要的内容，它们同英国国内的“东方语言学院”和 “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等汉学教学研究机构一起，搭起了中英文化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第二、这个时段英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出现了像翟理思(H.A.Giles)《中国文学史》这样的划时代专著，主要还处于编写工具书和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阶段，而且中国文学译介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尚未进入英国汉学家的视野。“传教士阶段”开始的兴办汉语学校、编纂汉语语法、词典和教科书，收集大量中文图书资料等工作仍在继续，但已向前延伸：由编写和教授汉语语言、语法到大学的汉学教席，再到独立的东方学院和中文专业；中文图书资料也由收集向英国传送转入编目、整理、汇编阶段，产生如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9）的《汉学文献提要》，道格斯（Dougs）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所藏中文图籍、手卷及绘画目录》（1877），爱蒙（i am）的《维甘哈伊会堂克劳福德勋爵图书馆所藏中文图籍与手卷目录》（1895），翟理思《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汉文、满文书籍目录》（1898）等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与此同时，一些汉学资料汇编、图册、字典等中文工具书也陆续问世，如理雅各（James Legge）《中国经典》，湛约翰（chalmers, John，1825－1899）编译的《简明康熙字典》（1977），欧森南（Oxenham，Edward Lavington，1843－1897）《中华帝国历史地图》（1898）等，它们为英国汉学家直接研读中国古籍提供了方便。 第三、即使传教士阶段的业余汉学向专业汉学过渡在此阶段已经完成，经院式的汉学研究传统方式并未因此而确立，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和商业利益，仍然是这些汉学讲座和研究机构的首选，即使像牛津、剑桥这样的经院大学，其汉学讲座是主要任务仍然是培养海关人员、驻华领事、教会人员和商务官员，即使由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玛（Wader,Thomas Francis）、翟思理(H.A.Giles)这样的汉学大家主政，也无法改变其实用方向。所以，翟思理在剑桥执教33年，只培养了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这样一位经院汉学家。以致他在剑桥任教十年以后，对培养经院汉学家已不抱希望，他不无感伤的说：“我在剑桥十年，仅有一个学文字的学生。我教过许多学口语的学生，有商人、传教士等，但学文字的仅此一人。我怀疑牛津是否也只有一个”（4）。 3、传统汉学发展繁荣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二战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确立、发展期 二十世纪初，英国汉学开始进入发展繁荣阶段，这与英国政府的直接干预关系很大：1906年，英国财政部门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讨改进汉学教学和研究问题。委员会由利伊勋爵任主席，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进行调查，1909年形成调查意见向国会报告，这就是英国汉学史上有名的“利伊报告”。报告建议将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和帝王学院合并，由国家拨款成立东方研究院，研究范围包括印度、中国、马来西亚、缅甸、日本、东非和西非等国语言。1917年1月1日亚非学院正式开学立，罗斯（Denison Ross）为第一任院长，1938年改名为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这是一个兼研究与教育为一体的机构， 其课程设置主要还是考虑商业需要，即：古典文化研究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占一定地位，但原则上要服从对实用的考虑和安排。直到二战前，学院本身仍非常重视“为帝国边远各地培养了既能经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员。” 与此同时，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汉学讲座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在院系建设、汉学课程的完备化和系统化，师资力量的充实，学生数量的增加等方面均有长足的进展：牛津大学于1930年设立中国学院，主要学习文言文和中国古代哲学；剑桥大学成立了东方学院，该研究院的功能是组织、联合东北亚国家的语言、历史、资料文献、社会科学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研究的国家主要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和蒙古，研究所非常鼓励在剑桥大学内部和其他大学之间就相关研究问题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和交流。 在汉学研究发展和繁荣的大背景下，英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进入确立、发展期，涌现出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和沃纳（爱德华·西奥多·查理斯，E.C.Werner，1864－1954）等一批代表人物。韦利是20世纪前期英国的汉学大师，也是英国汉学第二代代表人物。这位英国学者从未到过中国,被称为“坐在家里的观察者”，但却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出版了27部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注，发表论文近60篇，涉及中国文学、宗教、艺术、敦煌学等诸多方面，但主要贡献是在中国诗歌的译介和楚辞研究上。从1913年起他开始研究《诗经》，1936年在亚细亚杂志发表《中国早期诗歌中的求爱与婚姻》，译介了《诗经》中这类主题的16首诗歌；1937年，阿伦与昂汶公司出版了他新译的《诗经》，以译文准确、典雅受到好评。除《诗经》外，阿瑟·韦利对唐诗及白居易的兴趣最浓。1917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院刊》创刊号上同时刊载阿瑟·韦利翻译的《初唐诗歌选译》37首和《白居易诗38首》，合计75篇，整整占了44页，这是阿瑟·韦利首次发表英译汉诗，从此，他被推上汉诗英译一流大家的位置。1949年，阿伦与昂汶公司出版了他的白居易传记《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其内容主要是用白居易的诗文译介串联起来（其中诗歌的全译或节译就有100多首），类似中国学者的“诗歌编年”，这是韦利多年研究白居易的成果结晶。阿瑟·韦利对李白也很感兴趣，1950年，他的《李白的诗歌与生平》出版，其编写方法与《白居易的生平及时代》相同，但对诗人的生平、所处时代及交游有较多的介绍，所选李白诗作亦多为新译。1956年，阿瑟·韦利又出版专著《18世纪的中国诗人袁枚》。作者写此专著的初衷，是要破除英国人的偏见，以为只有在中国古典时代才有出色的诗歌。韦利的专著《九歌：中国古代巫文化研究》（1955），是英国汉学界第一次对“九歌”作整体性译介，而且第一次引进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把《九歌》当作研究中国古代巫风的文献资料，其前言及每首诗后面的解说，都是介绍诗中所反映的巫术活动情况，因此在译介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是个重大突破。除上述之外，阿瑟·韦利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还有《一百七十首中国诗》(1918)、《中国古诗选译续集》（1919）、《论语》（1938年）、《猴子》（节译自《西游记》，1942年）；《中国古诗集》、（1946），这是《中国古诗选译》、《一百七十首中国诗》和《中国古诗选译续集》的选编修订本。1923年，他翻译的欧阳修散文《鸣蝉赋》在《亚细亚》杂志第23期(1923年4月号)上发表,也使西方第一次接触中国宋代的散体赋。韦利的译作，使西方读者对东方文明大开眼界，当时媒体评论形容：“读中国诗歌，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地激动和兴奋。” 其中《一百七十首中国诗》多次重印,影响了美国的新诗运动倡导者艾兹拉·庞德(1885-1972)等伟大的诗人,与庞德的汉诗译本《神州集》一起，成为20世纪初兴起的美国新诗运动的范本。《中国古诗集》在1946——1962年十多年间在美国多次印行，并有德文转译本，使中国古诗走进西方的普通家庭。1953年，韦利因为汉诗翻译方面的成就被授予女王诗歌勋章。韦利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上亦有贡献：1952年，其专著《真实的三藏及其它》，在伦敦艾伦与昂温出版社出版，这是关于《西游记》历史资料的研究；1966年，阿瑟·韦利又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学报29卷上发表《游仙窟中的对话》，对美国学者莱维（Lvi）翻译的《游仙窟》译本发表评论，这也是英国学者为数不多的中国通俗小说评论之一。沃纳(E.C.Werner)曾任驻华领事，著有《叙事社会学——中国人》（伦敦皮特曼父子公司出版1919），内有《东周列国志》描写战争准备的内容，另外还有《封神演义》的选译。1922年，他编著的《中国神话与传说》由伦敦哈拉普公司出版，其中收有《聊斋志异》《河间生》、《毛狐》等五篇译文，第十六章为介绍《西游记》专章，对《西游记》的主要情节，都摘有片断译文；他还著有《中国神话辞典》（1932），《中国文明史》（1940）等。 这个时段的中国古典文学方面论著还有：克莱默-宾（Kramer·b）译著的中国古代诗文选《玉笛》(1911)和《灯节》(1916),此二书在西方也很有影响。1922年，张彭春（Chang Peng- Chun）发表的《严羽<沧浪诗话>》，是西方第一篇译介《沧浪诗话》的论文。在中国古典小说译介方面有：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ede Morant)的《聊斋志异选》（1913）；邓罗翻译的《三国演义》英译全译本两卷本（1925），这是英语世界第一个《三国演义》的全译本，在西方很有影响；杰弗理·邓洛普（Geoffrcy Dunlop）从德文本转译了七十回本《水浒传》，书名《强盗与士兵：中国小说》（1929），这是《水浒传》七十回本第一部英语全译本；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编译的《中国不朽的长廊：传记选译》（1938），内有《搜神记》的译文及干宝、东方朔、左慈、吴猛等人的传记资料；罗伯特·肯纳维·道格拉斯（R.K.Donglus,1838－1913）编译的《中国故事集》（1905）中收入《今古奇观》中《怀私怨狠仆告主》等四篇作品；豪厄尔（E.B.Howell）编译的《今古奇观：不坚定的庄夫人及其它故事》（1905），选译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等六个故事；豪厄尔编译的《今古奇观》的第二个选本——《今古奇观：归还新娘及其它故事》（1926），又选译了《裴晋公义还原配》等六个故事；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cnt Egerton）的《金瓶梅》百回全译本（1939）；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与Lee Yi-hsieh合作编译的《胶与漆》（1941），其中选译了《醒世恒言》中《赫大卿遗恨鸳鸯绦》、《陈多寿生死夫妻》等四篇作品。在中国古典戏剧译介方面：詹姆斯·拉弗（James Laver）将德国汉学家克拉朋特翻译的《灰栏记》转译成英文（1925）；晁德莅（Angeio Zottoli）译著的《中国文化教程》（1930），此书总括概述中国戏曲的起源、表现形式、艺术特点和男女角色的特点；路易斯·查尔斯·阿林顿（L.C.Arlington）的《古今中国戏曲概论》（1930）；熊式一翻译的《西厢记》（1935）；年，哈罗德·阿克顿(Sir Harold Acton)选译的《牡丹亭》中的《春香闹闺》（1939）；陈伊范（Chin, Jack）《中国戏剧》（1948）；毕晓普（J. L. Bishop）假托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介绍十八世纪的一出中国戏剧》（1952）等。 传统汉学发展繁荣阶段的英国汉学，有以下一些鲜明特征： 第一、英国汉学开始此时进入发展繁荣阶段，由于与英国政府的直接干预关系很大，所以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其教学目的往往是“为帝国边远各地培养了既能经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员”，课程设置也主要是考虑商业外交等实用需要，古典文化研究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占一定地位，但原则上要服从对实用的考虑和安排。因此，除个别代表人物之外，师资都是偏向于汉语口语和对中国现状较为了解的实用型人才，其中一半以上是英国驻中国使馆的退休人员或传教士，不但缺乏教学经验，也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很难培养造就杰出的汉学家。另一方面，作为首次打开中国大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对待汉学的态度上更多的体现了“欧洲中心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真实的了解和应有的尊重：汉学教学虽已在大学学院、帝王学院等大学设立，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研究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并未受到大学当局的重视，因此研究经费困难，汉学教授薪水低于其它学科教学人员，图书设备差，缺乏藏书和一些工具书，很难进行高水平的研究。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力量迅速崛起，随着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向亚洲扩展，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及亚洲研究格外重视，并在1920年至1938年间在汉学研究上得到极大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和第二国际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中国研究在苏联也得以长足深入，出现了被称为“阿翰林”的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奠基人 B.M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ьев）以及C·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B·彼得罗夫（В·petrov）和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等一批后起之秀。作为西方汉学领头羊的法国汉学，经过儒莲（Stanislas Julien）、沙畹（Edouard chavannes）、微席叶(Arnold Jaques Vissiere)几代人的努力，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此时也进入成熟期，在西方世界的汉学研究中保持着领先地位。这些都对英国汉学形成极大的压力，在研究导向、研究手段、办学方式尤其是专业型和实用型的关系处理上在这个时段开始孕育着重大突破。 第三、中英之间的文学交流此时出现互动。1919年“五四”前后，当英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进入专业研究期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译介英国文学作品。莎士比亚、拜伦、培根、华兹华斯、狄更斯、斯蒂文森等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同稍早一些进入中国的法国的伏尔泰、卢梭、雨果、小仲马等一起，对中国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起着启蒙和借鉴的巨大作用。王国维、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则是这种互动的启动者和先驱者。二十世纪初这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热，无论是对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价值观的“五四”精神的形成，对以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段的“新文学”队伍的成长，以及现代小说的语言叙述、结构技巧等创作手段的丰富与完备，乃至“新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很大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4、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转换阶段（20世纪二战以后——21世纪初），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收获期和转向期 二次大战期间，英国各大学攻读汉学的学生锐减，1940年至1941年，全国汉学专业的学生只有26人。作为全国汉学教学和研究重镇的亚非学院，主要任务是举办短训班，为军队培训战争急需的汉语和日语人才。战后，英国政府在汉学教学和研究政策和导向上发生重大转向，除了上面提及的美国、苏联和法国汉学在一战后的快速发展给英国汉学形成极大压力外，更为现实的因素是英国政府深感二战中由于缺乏对中国等亚洲国家文化历史的了解而遇到了许多困难，因而改变态度，对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学重视起来。直接反映这种转变的是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的三次调查所形成的学术报告： 第一份是“斯卡布勒报告” 1944年，根据当时外交大臣艾登（战后成为英国首相）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任命斯卡布勒伯爵（Earl of Scarbrough）为委员会主席，调查研究大学和其它教研机构中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语言文化开设情况，并提出利用和改进的意见。委员会经过八个多月的调查于1946年4月提出报告，这个被称为“斯卡布勒报告”明确指出：英国的东方研究状况落后，人才缺乏，现有的研究规模和教学水平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与其它西方国家也存在相当的差距。报告建议：1、应在大学建立东方学研究机构，设立专门的系和专业来从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而不应停留在只在几所大学设立少数教授职位；2、应该平衡教学中语言知识和专业研究、古典研究和现代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使东方学成为对东方历史、文化、经济、宗教、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3、加强大学的东方研究部们，增添新的教授职位和研究职位，提高其教学人员的水平，增加图书设备，为科研提供条件；4、给攻读东方学的研究生提供资助，使他们能从事深一层的研究；给教师提供资助，使他们能有条件到东方各国去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斯卡布勒委员会的建议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支持并为英国政府所采纳：从1947年到1952年这五年内，英国政府拨出大笔专款，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增添了许多新的教职，创建了一些新的研究部们，加强了学术交流，并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加入东方学研究队伍，从而改变了这支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活跃在英国汉学研究领域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代表人物的一些汉学家，如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s）、斐达理（Baker，Hugh David Roberts，1937——）、格雷厄姆（Graham，Angus Charles，1919——）、钦纳里（Chinnery，John Derry）、福伊希特万（Feuchtmang，Stephen David Raphael，1937——）、特威切特（Twichett，Denis Crispin，1925——）等，皆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汉学研究队伍的。爱丁堡大学也是在“斯卡布勒报告”后成为苏格兰东方研究的重要基地，达勒姆大学也在斯卡布勒报告后于1948年成立了东方研究学院。在英国东方学史上，斯卡布勒报告是一座里程碑式的标志。 第二份是“海特报告”。 1961年，英国政府鉴于“斯卡布勒报告”已实施15年，遂指示大学委员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就“斯卡布勒报告”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针对第三世界非殖民化浪潮提出新的改进意见。委员会由海特（Sis William Hayter）爵士担任主席。委员会于1961年提出报告，报告指出：由于研究基金太少（特别是1952年以后），又没有集中使用，因此“斯卡布勒报告”中的建议只部分实现，因此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在研究方向和指导思想上，非语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以及现代亚非的研究急待加强。“海特报告”和“斯卡布勒报告”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不再将东方学教学和研究完全交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来筹建和作出发展规划，而是建议建立一定数量的地区性研究中心，使不同学科的学者集中起来共同研究某一特定课题。这在汉学研究已得到初步发展并面临转向的六十年代，确是一个颇有眼光的建议，它不但有利于汉学研究的进一步全面发展和在全国普及，而且有利于发扬各种学术力量的各自特色，使专长历史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传统汉学与新开辟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现代汉学在学术转型时期各有选择、各有趋归。对英国高校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建立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帕克报告。 “海特报告”之后的二十多年中，英国政府再没有过问过东方学的教学和研究情况，而这个时期，正是美、日、德、法等国汉学研究突飞猛进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此时已成为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它创立的“现代汉学”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欧洲传统汉学已形成极大的冲击；日本的“中国学”此时更加系统化和规模化，随着研究中民族特征的显现，此时的“汉学”已被日本学者称为“东洋学”，从日本的主流文化沦为外国文学，完成了历史角色的置换；此时的法国出现了戴密微(PaulDemiéville)、埃蒂昂布莱（汉名安田朴，Etiemble,Rene）、卡尔腾马克·马克西姆 (汉名康德谟Kaltenmark, Maxime)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代名师；随着 1972年中德建交和继之的中国改革开放，德国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继三十年代后，再次转入发展兴盛期，出现了艾士宏（Eichhorn）、鲍吾刚（Wolfgang Bauer）、德博（Günther Debon）、葛林（Tilemann Grimm）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杰出专家。相比之下，英国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却有所减弱，尤其是汉学研究更是落在上述国家后面。直到1985年，情况才引起相关当局的警觉，大学委员会委托帕克（Sir Peter Parker）爵士主持调查小组，就外交和商业界对亚非地区研究的需要展开调查。经过七个月的调查，帕克于1986年提出报告。报告对当局的亚非研究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至少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政府就没有为东方和非洲研究制定过统一政策，由于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核心和协调机构，各研究机构之间缺乏任何有效的合作和协调，以至造成英国学术界对亚非研究能力的急剧下降，人力资源、研究经费都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但这个报告是针对整个亚非地区的，且是就外交和商业界对亚非地区研究的需要展开调查，对汉学研究并未特别重视，相反认为这方面已供大于求，政府没有必要再扩大对汉学的支持。 ———————————————————————————————————————————————————————— （1）珀西《好逑传及其它》，伦敦多利兹出版社1761年版，第一卷，第8页。 （2）何寅 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00页。 （3）翟理思《中国文学史》，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社，1901年版，“前言”。 （4）转引自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北京·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29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