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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元之际兴起的全真教，其教祖王重阳与同时兴起的太一教、大道教的教祖皆出身于中下层社会的背景不一样，王重阳的文化素养较高，属士族出身的中级知识分子，全真教中的骨干，亦多属此类人物。他们在继承钟吕金丹派性命双修思想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心性的修炼；在修行次第上，与同源异流的金丹派南宗相反，北方全真教强调“先性后命”，而金丹南宗推行“先命后性”。张广保教授曾根据金元时期有关全真教的碑铭、传记、诗文、语录等结合现今的各种研究成果，将全真教创教初期的修炼方式总结为五种，即：行乞、远游、坐环、战睡魔、打尘劳，并且将行乞列为首位。日本学者蜂屋邦夫也曾对全真教的行乞做过比较详细的分析，认为王重阳的宗教生活方式“具体表现在‘乞食麤衣’的思想中”。本文试图探讨行乞在修道过程中的意义及其在道教发展史中的价值。 一、全真教的行乞史实 在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经过八年的苦修生涯，教祖王重阳证悟大道后，焚毁自居的刘蒋草庵，踏上他的东游传道之旅。多种有关他的传记材料皆说他当时以一位乞讨者的形象展现于世间，随身携带一铁罐和一条竹杖，其中铁罐就是用于乞讨的器具。后来王重阳在山东弘教时，还规定门徒只能依靠乞讨、行符、行医等手段维持生存，其中又以乞讨为上乘。《重阳全真集》说：“修行助饥寒者唯三事耳，乞觅上，行符中，设药下。空如此，无作用，亦未是。乞觅行符设药人，将为三事是修真。内无作用难调气，外有勤劳易损神。不向本来寻密妙，更于何处觅元因。此中搜得长春景，便是逍遥出六尘。”《中国道教史》也认为全真教团还实行早期佛教僧团的乞食之制，提倡道士乞食为生。马丹阳刚出家时，王重阳通过殴打，强迫马丹阳去自己的故里宁海行乞。后来马丹阳也将行乞作为全真家风。马丹阳在以《乡中上街求乞》为题的苏幕遮词中说：“有因缘，方可悟，改变衣装，道服惟麻布。莫讶乡中求乞去。灭尽无明，直上青霄步。”《丹阳真人语录》说：“至于巡门求乞，推来抢去，恰是道人日用家风也。”丘处机《无俗念》说：“烟火俱无，箪瓢不置，日用何曾积。饥餐渴饮，逐时村巷求觅。”刘处玄、郝大通、谭处端、孙不二、王处一等，也都曾云游乞食。邱处机还以《乞食》为题作了一首词：“日奚为？信腾腾绕村，觅饭充饥。 拦门饿犬，撑突走跳如飞。张牙怒目，待操心，活龈人皮。是则是教你看家，宁分善恶，不辨高低？可叹狺狺此物，盖多生乖劣，一性昏迷。谈科演教，叮咛掐耳难知。虽然太上，驾亲临，无处慈悲。为人早早修持。还到恁时，发愤应迟。”后来，马丹阳还以戒律形式明确规定全真教徒必须乞化为生。 二、全真教行乞的思想渊源 在全真教成立之前，道教已有不少通过行乞来修炼心性的事例，广为人知的八仙之一蓝采和，就有行乞的经历。他常常手持三尺有余的大拍板，一边打着竹板，一边踏歌而行，行乞于市井之间，南唐沈汾《续仙传》、宋初《太平广记》、陆游《南唐书》等书均载有他行乞的事迹。其实早在汉代的《列仙传》中就有对阴生“常止于市中乞，市人厌苦，以粪洒之，旋复见，身中衣不污如故”在行乞过程中显化道术的描写；在魏晋的《神仙传》中载有道人李阿“常乞食于成都市”的奇异事件；在北宋张君房编的《云笈七签》里即有“真人合会，乞丐飞仙”的咒语，又有“天尊化作凡人，从会中过，托之乞食，因悉共语”神仙显化为乞丐说戒度人的事迹。以上神仙行乞考验世人有无慧眼的记载皆为后来全真教行乞的思想源泉，并且在宋代的《云笈七签•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就有对行乞行为规范的明确戒条：“第七十四戒，不得强乞，扰乱百姓。”可见，在全真教成立之前道教已有以行乞磨炼尘情、混融社会的修道传统。 全真教的行乞并非为了生计，而是为了锻炼自我，消除我相之执着，其行为是对道祖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柔弱不争、处众人之所恶”等思想的践行。 道祖老子认为，外在的声、色、货、利是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要想使生命处于自然平衡的健康状态，必须保持内心淳厚无妄念，行为朴素而自然。《道德经•第十二章》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意思是，沉迷于缤纷的色彩，会使人眼花缭乱；沉迷于纷繁的音乐，会使人听觉失去灵敏；沉迷于丰美的饮食，会使人味觉迟钝，丧失口感；纵情围猎，会使人心浮放荡；稀罕的器物，会使人操行变坏。因此有“道”的圣人以物养己，只求安饱；而不以物役己，去追逐声色之娱。那么如何才能摒弃物欲的诱惑而保持安定知足的生活方式呢？《道德经•第三章》中已有答案：“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只要看不到“可欲”——具有“可能获得”的诱惑，人的心神自然不会因混乱而追逐声色，所以《道德经•第四十六章》中又说：“罪莫大于可欲。”为了告诫世人不要贪求耳目口鼻等感官欲望的满足，不为外相所迷乱，《道德经•第五十二章》又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惜气寡言、塞住欲望的孔窍以使内境不出，无视无听、关闭欲望的门户以使外境不入，终身都不会受劳疾困扰。打开这些窍穴，助长滋生欲望之事，那就终身得不到解脱。然而，人是社会的一分子，活在世上不可能整天闭目不开、不视不听。那么如何才能“塞其兑，闭其门”？《道德经•第八章》谈及了具体方法：“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只要甘心被众人厌恶，就会与道相近。在金元时期的职业歧视非常显著，人们的衣食住行处处都体现着社会地位的差异。在宋末文人谢枋得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和郑思肖的《心史》中均说当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毋庸置疑，人们最厌恶的莫过于乞讨。然而，《重阳全真集》说：“遵隆太上五千言，大道无名妙不传……窈默昏冥非有说，自然秘密隐神仙。”全真教的教祖王重阳及其骨干人士皆出身贵族，他们在社会等级分明、职业歧视显著的年代自行选择行乞，过着苦行头陀般的生活，麻衣纸袄，蓬头垢面，乞食为生，这种为了对“道”的探索去磨炼心性而隐融于社会的行为，与老子“处众人之恶”的思想是一致的。不过，在道教经典里并没有倡导行乞的具体经文，然而隋代的佛经《大乘义章》卷十五已有“专行乞食，所为有二：一者为自，省事修道；二者为他，福利世人”等语，并且佛教的比丘就是“乞士”的梵文音译，主要意思是“上从如来乞求佛法而养育法身的慧命,下向俗人乞求衣食以存活色身的生命”,佛教各宗中的修炼者都曾遁迹于行乞，力倡三教圆融的全真教，其乞食举措很可有能是受佛教的影响，如元好问所言：“全真道有取于佛老之间”(《离峰子于公墓铭》)；尽管全真教并不像头陀僧那样“不得不进入村落市并，而且要求住无再宿，周行不已，不得滞留”，佛教的十二头陀之义以及三品不同乞食者的分别也未曾出现于全真教。 三、全真教行乞与世俗行乞的区别 正如蜂屋邦夫所言，全真教的行乞“包含着教化众生的意图……是超越世俗的手段”，全真祖师将行乞这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基本修炼法门，是对传统道教思想的践行，其意义与世俗行乞是截然不同的。邱处机有一首词就体现其行乞时的超然心态：“孤僻嵁岩清净界。凿土安身，抱道忘知解。道友相看唯莫怪，贫闲守拙无相待。富贵功名堪倚赖。多是多非，尖崄多成败。玉食馨香终不耐，箪瓢寂淡常安泰。”并且，全真祖师王重阳为了锻炼弟子，他要弟子出外行乞时，用纸写着悟道的诗词帖在弟子的背上，由此去引导世人觉醒。 当然，全真教行乞与世俗行乞一样，都需要承认自己是需要别人提供物质帮助的人；都需要承认自己在施舍者面前的弱者地位；都不能让世人看到其社会价值；在接受别人施舍时都不能立即提供相应的回报；所以他们在施舍者面前自然就低人一等，就需要默默忍受施舍者的歧视及各种污辱。马丹阳有首以《在南京乞化》为题的词说：“只为饥寒仍未免……愿人怀吉善，舍一文钱，亦是行方便。”教祖王重阳也曾作诗描写过行乞时的感受：“圈眼王三乞觅时，被人呼作害风儿。五般彩色于身见，一点灵光只自知。”又云：“害风人问有何凭，术法俱无总不能。”但是，世俗行乞者的“忍”是消极、阴暗、颓废的奴性“忍”，而全真祖师行乞时的“忍”是积极、进取、坚韧、厚德的旷达“忍”。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而行乞的世俗人，往往会含怨强忍而屈从迎合。但是全真祖师的行乞是在体察天道，接受自我的挑战，效仿天道的守弱，以便达到忘掉我相的“自然”境界，行乞只不过是守弱的方法与途径。世俗行乞者往往因饥慌而失去理性，在饥慌的促使中会滋生无限的“欲得”之心，一般不会放弃所有“可得”的机会。但是，王重阳行乞，“乞赐一饭足矣”（《金莲仙史》）；邱处机行乞，“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簟瓢不置也”（《长春真人本行碑》）；刘处玄行乞，“人馈则食，不馈则殊无愠容，人问则对之以手，不问则终日纯纯”（《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郝大通行乞，“人馈则食，不馈则否，虽有人侮狎戏笑者不怒也”（《金莲正宗记》）。显然，全真祖师行乞的实质是为了屈而后伸，而且屈得愈深，方能伸得愈远。正如孔子所言：“夫自损者必有益之。”在此意义上，全真祖师的“忍”实是为了未来的理想与抱负而寻找磨炼心性(承受困厄和苦难)的机会，暂时的退，实是为了更好、更大的进；马丹阳也曾作诗表述心性磨炼之功用：“修仙须要降人我，更向水中养真火；意灭心忘无点尘，性灵丹结成功果。”（《洞玄金玉集》） 四、全真教行乞的修道意义 修行的过程是个驱除欲望、修炼心性的过程。《重阳全真集》云：“紧锁心猿悟光阴，尘凡百年遄速。下手顿修，元本真灵。此日要除骸屋，居家坑堑先须跳。将身已，便令孤宿，静无触。气财色酒，一齐隳逐，俗景般般绝欲。”又因骷髅感叹：“急急修行急急修，我今题写此骷髅。从来世上争名利，不到而今未肯休。”在凡世中，人的欲望就像一个破底的水桶对水的需求，将它注满水之后，很快又会随着漏水的外流慢慢变空，永远需要往里注水(不成骷髅未肯休)，永远有不得满足的痛苦。要想减少水桶对水的需求，必须修补好桶底的漏洞；要修补桶底漏洞就得停止注水，降低水位。全真祖师通过行乞来驱除欲望、修炼心性，就如降低水桶的高度，在他们降低自己身份后自然就会缩小外界的“可欲”，致使内心宁静、不为外物所乱，这正是对《道德经》中“不见可欲使人心不乱”之理的实践。故《丹阳真人语录》说：“去嗔怒所以养性，处污辱低下所以养德。” 骄傲自大也是心性修炼中的一大障碍，道祖老子就曾告诫孔子戒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道德经》中也有学道需要虚心下气、不满不盈的思想（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常人往往会恃才傲物，曾经修习儒学的富翁马丹阳，入道后身上难免遗留一些世俗痼疾，其师王重阳为了帮他扫除这些障碍，令他前往宁海故里行乞，马丹阳以誓不返乡为由推脱，于是王重阳对他一顿痛殴，迫使他通过在人人都认识自己的家乡行乞，去打破人我是非、消除世俗的荣誉感和羞耻心。可见，身同乞丐的全真祖师，在施舍者面前不具任何骄傲自大的资本。 行乞的经历还培养了全真祖师节俭惜福的品德。邱处机在《磻溪集》中写道：“有身易着饥寒苦，无福难逃日夜长。”通过行乞充饥，他们切身体验到衣食的来之不易，深感人身之难得，所以后来邱处机在《垂训文》中写道：“粒米文钱俱皆大有所关，乃世人之膏脂，农夫之血汗。非用心而难成，岂无功而可受？”致使后来“内修真功、外修真行”变成了全真教的主要教义。 行乞的经历也促就了全真祖师达到“真清静”的境界。《悟真篇》有言：“须知大隐居尘世，休向深山守静孤。”《金关玉锁诀》云：“难曰：多见今人清静休妻，亦不能成道者何也？答曰：虽是此人清静，却不达真清静之功，其人虽是一身清静，却不能定于精血养真气，此人身清心不清，其身静意不静。”《授丹阳二十四诀》中说：“心清意静天堂路，意乱心慌地狱门。”可见，在修道过程中，内清静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外清静。行乞让全真祖师“绝名弃利，忘情去欲”，自然就能闹中取静，以致“心虚则气住，气住则神清，神清则德合道生矣。”如《甘水仙源录》中对刘处玄的描写：“先生独遁迹于洛京，炼于尘埃混合之中，养素于市廛杂沓之丛，管弦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挠其精……人馈则食，不馈殊无愠容。”行乞锻炼了全真祖师矢志不渝的修道决心和毅力，实现了他们内心的真清静。 五、结语 《重阳全真集》云：“诵将来出世鄽，豪乞觅且随缘。来线去成真拙，有入无任自然。”全真教祖王重阳，出生在一个“家业丰厚”、“以财雄乡里”的地主家庭，从小读书，修进士业，为京兆府学生员。金代刘祖谦《重阳仙迹记》称他“美须髯，目长于口，形质魁伟，任气好侠”，是一个颇有豪气、才气的富家子弟。但是他“不修家业不修身，只恁望他空富贵。”(《全真集》卷九《悟真歌》)七真中首先归投拜王重阳的是马丹阳(马钰)，汉马援之后，世居宁海州，业儒，富甲州里，人称“马半州”。喜读书，善文学，轻财好施，曾补试郡庠。可见，在王重阳创教之初，经济方面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太上老君说百病崇百药》言：“富有假乞是一药。”显然，全真祖师行乞，是在服用老君之药——假乞。他们是在借用行乞中遭受的各种侮辱和困苦来锻炼自我，打破对于我相的执着，慢慢地从世俗行乞的含垢忍辱的委屈心情，升华为含笑迎辱的旷达神仙境界。 直至明代永乐年间，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还将行乞写进了《道门十规》：“其补破遮寒，乞食化衣，真功苦行，槁木死灰，乃磨砺身心分内之事。”要求各派道士皆遵初期全真教之制，效初期全真道士之行，苦修苦行，实践真功，参究性命，历经二百多年，行乞修道之法仍然被道教重视、沿用，可见全真教初期的行乞对修道以及道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邱清辉 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