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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安徽旌德人，生于上海，负笈美利坚，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史学九章》等，与李敖合著《蒋介石评传》。在访谈中，汪先生以史学家的眼光对西方汉学得失作了公允的判断和评价。 您曾提到两岸三地都有迷信海外汉学的情况，其表现何在？ 汪荣祖：我所见到的是，两岸三地往往不加甄别与选择就翻译海外外文出版有关汉学的书籍，这可能是“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心理在作祟，更可能是书商的生意经。但如果没有市场，书商也不至于会去做赔钱生意。好像是外国人写的东西都是好的，有点像“五四”时代不知高下优劣地引进外文作品一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多年前台北的中国时报出版社要出史景迁的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书的中文版，要我推荐。我回话说，这本书是写给美国大学生作教科书用的，我在美国教中国近代史时也用过，但中文读者没有必要看这种书。然而我不推荐，一大堆名学者出面推荐，大做广告。这家出版社几乎翻译了史景迁所有的书，非常畅销。几年前史景迁访问台北，媒体大事报道。当时的“总统”是陈水扁，也来凑热闹，亲自接见，视如国师。这种一窝蜂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迷信。我注意到不少大陆学者也膜拜史景迁，还出专书来赞美他。史景迁有其长处，他的最大长处是英文叙事能力极强，但他的中文实在不行，远不如上一代欧洲的汉学家，因而他不是一位值得我们崇拜的汉学家。 我还注意到近年大陆出现钱穆热，也有一点盲目崇拜。我觉得钱穆早年的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写得很有功力，虽然也有些错误，如把孙武与孙膑视为一人。但晚年的作品并不好，那本皇皇巨著《诸子新学案》尤其糟。他生前面对蒋介石时，也缺乏读书人的风骨。记得改革开放后，我初返大陆访问，在北京三里河拜访了钱锺书先生。海外友人寄给他一些钱穆的书，他说钱穆的作品如果能代表海外学者的成果，实在令他大失所望。他特别提到那本《师友杂忆》，里面提到他的几处，几乎全是错的，他开玩笑问我，史家求真当如是乎？ 您觉得这种迷信的深层原因在哪里，又如何破除迷信？ 汪荣祖：最深层的原因是二十世纪乃是西方霸权时代，包括文化霸权在内。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风潮有助于破除西方的文化霸权。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文化提升不起来，自信心仍难以恢复，有意或无心地迷信外国就不容易避免，诸如中文书写不时受到外语文法的污染，随便应用外国学理等等。我觉得破除学术迷信的一个具体做法，是认真提倡书评的写作，通过书评检验学术的高低优劣，就不会盲从。在西方学术界，书评早已是“大国”，但在汉语世界里仍不很发达。六年前我回台湾长住，最想做的事就是提倡书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的书评要我负责，我欣然接受。但很快发现大家都不太愿意写书评，因为有点吃力不讨好，捧场固然不乐意，认真写又怕得罪人。台湾学术界的圈子又比较小，你如批评了别人的书，见面时就不好意思。习惯于批评，需要时间，只能期盼慢慢适应。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上海书评》办得火红，使我想起在美国时常看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我寄给《上海书评》评论几位美国汉学家近著的书评，也许对破除迷信有些帮助吧（一笑）！ 您认为西方汉学的得失在哪里？ 汪荣祖：西洋人研究中国学问称之为“汉学”（sinology），如径称汉学，易与中国传统的汉、宋之学相混，所以有人建议用“华学”，以资区别，我觉得如用“西方汉学”的提法很好。记得从前傅斯年、陈援庵等学者曾呼吁要把汉学中心搬回中国来。为什么要把洋人研究中国的中心搬到中国？他们显然误会西方汉学就是汉学，觉得中国的学问已经礼失于野，所以希望回归到中国。其实，西洋学者研究中学，就像中国学者研究西学，原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汉学研究比中文世界的西学研究有计划、有步骤、有毅力、有成果。我觉得原因是西洋人较有自信。毕竟近现代文化与文明先发生在西方世界，自然科学之外，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基础与成果的累积，也远胜于其他地区。西方学者有此底子之后，来研究汉学或其他外国学问，无论在学理上或方法上，往往游刃有余，只是所处理的材料不同而已。 不过，由于文化之间的隔阂，不免会戴一种文化的有色眼镜来看另一种文化，出现差错或偏颇。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是语言文字，西方是拼音，而中文是象形，洋人称之为characters（记号），对他们来说特别难学。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有位英国汉学家曾说过，中文是落后的古文字，不能适应现代，现代中国将受文字之累，甚至亡国。类似的偏颇之谈，至计算机中文系统通行后，不再听闻。老一辈的欧洲汉学家就是从困难的古文入手，如瑞典的高本汉与法国的伯希和等都卓然有成。二战后中国研究很快地学院化与专业化，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学问，又将中国学问分入文学、语言、文字、历史、哲学、艺术等专科，有的学校又将之归入东亚研究的大范围内。美国凭其战后傲人的财富，在西方世界中的中国研究遥遥领先。从专业的角度看，西方旧汉学家就有一点像开杂货店的老板。从旧汉学的角度看，所谓中国问题的专家，专治一端，难称渊博的学者。专家在“不出版就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下，为了少吃读文言文之苦，刻意在方法与学理上取胜，以求快速发表研究成果，常常会出现“急就章”，学术价值不可能维持很久。一般情况，立志研究中国的美国学生要到大学，甚至到研究院才有学习中文的机会，未免太晚。 总的来说，二战后西方的中国研究（西方汉学），以美国最盛，主要因为资金充裕，吸纳不少来自外国的汉学家，包括一些第一流的中国学者，开创出一片天。今日美国大概有一二十所大学有规模大小不一、备有中文图书的中国研究中心，兼顾教学与研究。他们做学问很重视学术的规格，连论文的脚注，在形式上都不马虎。我觉得他们的长处，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举个具体例子，您如何评价费正清的“冲击─响应”模式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汪荣祖：费正清以研究中国通商口岸起家，二战后在哈佛大学创办东亚研究中心，后改称“费正清研究中心”，以纪念他的功劳。他在哈佛开拓了中国研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有人称他为“学术企业家”，应当之无愧。不过，他在治学上不如在行政上的能力强，几乎没有人称他作“汉学家”，多半称他是“中国通”，他也以此自许。至于说有多“通”，恐怕也有限，记得刘子建教授生前告诉我，他早年到哈佛去作研究，费正清问他做什么题目，他说要做范仲淹，未料费正清回答说：“范仲淹是谁？” 费正清的“冲击─响应”模式，并非他所创，而是来自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 Toynbee）的“挑战与回应”之说。汤氏已将此说用到中国历史上来，由于他的中国历史知识不足，所以他的“论”带不动“史”，我在《史学九章》（三联，2006）一书中有所批评。费正清以“西方冲击”与“中国响应”来解释近代中国的发展，似乎言之成理，但若细究之，西方冲击并不是一种简单或单一的冲击，先要认清何种冲击就不容易，中国回应也不是简单地响应某种冲击，也未必完全响应西方的冲击。费正清学生辈的史华慈（B. Schwartz）专治思想史，就觉得“冲击─响应”模式过于松弛，意义不大。柯文不过延伸史说，发为所谓“中国中心观”，并写成一本书，又翻译成中文，颇赢得中国读者的认同。但我觉得他不过是想别立新说，未免矫枉过正，仍然是一偏之谈，聊供参考可也。 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应如何避免走向另一极端——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 汪荣祖：我觉得当今两岸三地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更多的仍是盲目追随西方。追随西方是应该的，因我们仍有太多可向他们学习的地方，但不能盲目。所谓盲目，就是瞎随时尚走，好像时装，流行什么，就穿什么。我想这样的说法应该是理性而非自大。在传统中国，以中国为天下，学者们往往盲目自大，信以为神州以外，别无学问。但至近代，屡遭挫败，信心丧失殆尽，以致从排外到惧外到媚外。当今中国虽国力渐强，经济即将坐二望一，但学术上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也可说明“软实力”比“硬实力”要难，尚不至于有自大的民族主义。我们应注意到，我们批评洋人的汉学，多少还重视他们，而他们几乎完全不理会我们的“西学”。如果他们的西学专家能读懂汉文，看到我们治西学的内容，也许会发现更多谬误或误解之处。我们若能深解先贤所谓生有涯，学无涯，以及俗话说，山外有山，人上有人，就不会在学问上有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 其实“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译作“国族主义”比较正确。国族主义因有“国家”（nation-state）而后产生。很多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如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美国也有黑白红黄等不同种族，不同民族聚成一国，必须要有共识与认同，国族主义就成为立国之所必要，也就是自卫性的意识形态。如果刻意强调或渲染，有可能成为具有侵略性的国族主义，二十世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以及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最好的例子，其结果是害人害己，给别的国家造成无可补偿的损失，自己也不免败亡。学术上的盲目自大不会害别人，只会害自己，难免“闭门造车”、“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之讥而不能有所长进。 您提到过西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误解，那么您认为中国史学的方向在哪里，传统方式治史是否仍有可能？ 汪荣祖：我个人觉得两岸三地的史学尚无稳健的方向，因基本上仍然跟着西方主流史学走。现代西方史学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历史与文化有其特殊性，并不像自然科学具有高度的普及性，其内涵与结论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史学既然是文化的产物，而中西文化有异，出身中国文化的历史工作者，所追求者应是如何从现代西方史学中吸取资源与启示，理性评估其理论，并自中国历史经验与史学传统中获致自创而具有特色的理论、有效而精练的方法，以备世界史坛的参考。由于传统之断层，西学之隔阂，从现代西方史学中吸取资源与启示的成果未尽理想。中国原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与西方传统史学相比，在质量上并不逊色。西方现代史学从其传统史学而来，然而传统中国史学在现代化之时，将现代西方史学等同现代史学，而将中国传统史学视为古董而忽视，认为与现代史学没有太大关系，看不到足以效法的方法与值得称道的理论。中国现代史学因而与传统之间有了断层，只好跟着西方的风向转。 然而所谓不跟西方走，并不是回到传统方式治史。我并不是主张放弃西方史学或复兴中国传统史学，而是主张致力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希望能够产生具有特色、方法精练、内容丰盛的中国史学；而西方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史学，正可成为中国史学现代化工程的重要资源与启示。有人提出“创造性转化传统”的说法，实在知易而行难。最大的困难是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与现代中国有很大的落差；欲重新衔接，困难重重。史学与时代有密切关系，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强烈的冲击下走向现代，而现代化的实质内容不免就是西化。“五四”之后，中国的现代史学基本上走西化的路，无论在方法上或理论上，莫不取法西方。而尚未见到上接中国史学传统，以西方史学为借镜，以开发中国新史学的魄力。这种尝试不仅需要魄力，而且还要学力；学力则需要培养，关系到整个历史教育问题。胡适之曾说，想要怎样收获，必先怎样栽。想要深探中国传统史学，需先具备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根底。此于“五四”之后的中国已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应该尽力而为。 当今有不少学者将中国现代史学分为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这种分法甚是不妥，因任何史学流派无不要重视史料，史料根本不能独立成派，史观亦复如此，天下哪有完全没有观点的史学。不过，“五四”以来的中国史学界的确有两股主要的潮流，一股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另一股则是用唯物史观治史。这两股潮流都是西潮，前者走兰克所重视的实证路线，但对兰克的史学精神则一知半解；后者则用西方的一种历史哲学来解释整个中国历史，不免削足适履。在风尚上，西方人搞外交史，我们也搞外交史；西方人搞思想史，我们也搞思想史；西方人搞社会经济史，我们也搞社会经济史；西方人搞后现代，我们也搞后现代，就像我们的时装跟着西方流行的款式变换一样。跟着西方史学的风向走，我们的史学只能是西方“品牌”的次等货，而无法有自己的傲人“品牌”。 您还说过“西人的误解部分由于对中国史学传统未能深入了解，部分也是由于现代中国史家并未称职”，那么中国史家应如何称职地治史？ 汪荣祖：我们先应知道，百年来中国有不少史学带头人，由于不称职，留下很不好的影响。如二十世纪之初的梁启超首先提出“新史学”，痛斥中国传统史学为“帝王家谱”，对于旧史学的破坏远多于对新史学的开创。傅斯年袭欧人之唾余，欲将史学地质学化、生物学化，遂倡史学即史料学之说，误尽史学界的苍生，至今在台湾仍尊为楷模，无人对他作严肃的批评，而在大陆上于改革开放后，对傅氏亦称道远多于批评。唯物史观也不免流于教条与框框，以致未能出现可与西方马克思史家媲美的伟大作品（如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认为要称职地治史，一要尊重史学权威，但不能盲从权威；二要培养文史基本功，包括阅读中西经典名著的语文能力在内；三要掌握所有相关的史料（由于计算机查询之便，几乎人人可以旁征博引）以及理性解读文本的能力；四要选择有意义的研究题目，行文流畅达意；五要真正体会什么是严谨，从叙事到论证到作注，莫不一丝不苟。既然被问到如何称职治史，略提数端，以资共勉。 您觉得中国经济渐强是否会引起学术权势转移？比如近年政府出资在全球兴建孔子学院、组织外国学者翻译四书五经甚至直接资助外国研究机构…… 汪荣祖：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文化输出像商品输出一样要有卖点与市场；然又不像商品，廉价的文化输出完全是徒劳的。美国于二战后凭其经济实力打造好莱坞文化、迪士尼乐园文化、麦当劳汉堡文化，营销世界，并非由美国政府刻意输出，而是因其有吸引力，因“需求”而后有“市场”。美国在学术思想上也得天独厚，虽是西方文化的后进，但凭其财力大量投资在教育与学术研究上，又因其物质条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学者，诺贝尔奖得主冠绝全球（其中很多不是在美国出生），其学术思想之输出，也就水到渠成，自然就能掌握学术话语权。以往中国贫弱，谈不上文化输出，却有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被盗走，如敦煌宝藏，分藏在英、法、俄、美等国的博物馆内，陈寅恪称之为“伤心史”，国宝之外流，直到近年似乎仍然在发生。这种“输出”当然是极其悲哀与可耻的。最近中国经济崛起，政府意识到文化输出以及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性，理应以前所未有的财力，积极把文化搞上去，就像把经济搞上去一样。有了吸引人的“文化产品”，自然有外国人来取经，将之输出。如果只是输出“古董”，不可能会取得学术话语权。 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如无吸引人的实质内容，无非如在各地盖孔庙，香火不可能会盛。花大力气翻译四书五经，我看也无必要；西方已有不错的译本，即使我们把中国旧有的经典作品都翻成外文，意义也不很大，因为那是旧中国的精神文明，不可能完全依赖老祖宗的遗产来期盼学术上的权势转移以及掌握当今的学术话语权。资助欧洲研究机构研究中国文化，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欧美、日本等国家已经有不少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他们的偏见所在多见，即使做出了不起的成果，也是别人的资产，也无助于我们想要的学术转移。何莫把钱用在国内的教学、研究与文化建设上，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宏伟气魄，作长期规划，以冀在学术思想上能像经济发展一样，翻上几番，这样才能形成学术权势的转移。■ 原载：《东方早报》2010-4-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