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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往往由某一民族语言的一般词汇(包括一些词素)构成，它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随着文化交流的开展，术语连同它们所标识的概念系统被不同民族加以移植和借鉴，并被赋予新的含义。术语所特有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也有一个从命名到发展的过程。从文学思想的发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术语的重要性，因为术语出现和扩延往往体现了这种发展。本世纪中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术语的大量引入，在考虑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将概念群加以浓缩，形成术语化的操作规范，可以说是本土文论研究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但是，这种术语化的引进、借用和扩延却主要是单向度的，即西语东渐的一个过程，而非是双向交流型的。实践证明，源于不同文化语境的术语对于本土经验来说存在着某种不可通约性，若生搬硬套在自身文本中，那么意义的建构就难以奏效。此外从本世纪流行于文坛的众多文论思潮中，在繁多的文论术语中，还极难从中发现中国本土的文论术语。长期以来，人们在引进西方术语方面的热情较之向异域介绍中国术语而言确实是偏高的。 可喜的是，目前中国文论研究领域中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已有所改变。1993年国内出版了由乐黛云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这部工具书首次将中国、欧美以及东方各国的文学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总体文学的视野中加以介绍、评述和比较。这部工具书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当今多元文化和语境中极有意义的成果。目前此书已经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倘若能出版英文或英汉对照本，其影响将会更大。而西方世界中，作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重要项目《国际文学术语辞典》(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已由著名学者埃斯皮卡(Robert Escarpit)牵头进行了多年。这部以英法双语形式最大型的工具书欲向世界展示人类文学研究的结晶，其意义无疑十分重大。另外著名学者李达三(John J.Deeney)教授正在负责主编英文版《中国文学术语百科辞典》(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Literary Terminology)一书，这部由中外众多学者共同承担的大型工具书一旦出版，将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文论界听不到中国声音的状况。正如李达三先生在介绍此书的编辑情况时所指出的，“中国文学的当代传人似乎对中国文学以何种方式向域外展示无动于衷。但现在这一状况已经改观了。”[1]只是这一将中国文学术语引向世界的工作是由一位洋人发起并负责的，这一点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实际上，对于不同于西方文论传统的中国术语，许多西方汉学家都是有所意识的。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涂经治(Ching--I Tu)教授在论及中国文论研究情况一文中指出，“(中国文论)这一领域极有意义的发展就是对中国文学批评术语的日益认可。中国批评家所采用的一些术语通常包含了文学理论的实质，因而阐明这些术语有着相当的重要性。而对于批评家所采纳的术语不能正确理解往往会导致对这一批评家整体思想的误读。”[2]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曾就术语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一种文学思想的传统在很多方式上是由一套词汇、一套术语组成的。这些术语拥有自身的发展过程、复杂的涉及面(resonance)和穿透力(force)。这些词汇并不构成一系列自动的意意载体，而是一种相互界定的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系统逐步发展起来并与人类其他领域的概念词汇相关。这些术语不仅以相互关系获得意义，而且每一术语都含载了在某一理论文本的前期得以使用的发展历程，每一术语的功效都由于与文学文本的某一现象的联系而不断得到加强；更有甚者，每一术语均拥有某种变化的自由度以及特有的再界定的可能性。”(4---5页)宇文所安教授在文中反复强调了术语在文学思想以及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对术语理解的差异和误读会产生对该文学思想的偏差和误读，“这些术语对该文明来说是重要的，它们包含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它们植根于这一文明所享有的文本之中；而且它们是中国思想所有分支所共同享有的，只是在使用中基于的参照系略有不同。”(17页)相比于西方文论术语概念明晰，易予操作的特点，中国文论术语却对“言外之意”的非语言意会和浑然妙悟尤为关注，这就使其成为深深困扰西方学界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这一难题也成为西方学界着意探索的领域。 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学术语之所以令人困惑加以了说明。而以下几位的意见颇具代表性。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王靖献(C.H.Wang)教授在评论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一书时，曾就中国文论术语的命名方式加以了述说，他指出，“在考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理论时，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文学术语的翻译……所有的学者都意识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含糊界定的概念所特有的复义性。这些概念散见于各类文章之中，其中包括专著、序、跋、诗话、与朋友及同事的书信、对经典或其他自己所偏好的名著的注释或点评，这些都试图对文学概念加以命名和分类。对于一种困难的主题加以系统理解而言，这是一种特有的方式。”[3]颜婉云(Ngan Yuen—wan)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一文中则从语言特点的角度对中国文论术语进行了诘问，“语言松散必须被视为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难题。中国文学批评语言往往由于缺乏有用的界定而难以令人满意，即便对关键性的术语也是这样。古代批评家在采纳术语前从不费神将某个词或术语加以界定，他们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即这一词汇或术语可能已经用滥而失去了可靠、精确的定义。由于缺乏精确的定义所引起的语言的不确定，致使中国批评写作难以理解。”[4] 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叶嘉莹在分析中国文论必须接受外来推理思辩的原因时也指出，“第一是专门术语的义界不够明确，因为如本文在前面所言，中国的民族性乃是重具象直觉而不重分析推理的民族，因此对于较抽象的事物，并不能如西方之人推理的思考来界定它的名义，而往往喜欢用一些意念模糊的批评术语，因而在中国文学批评述作中，便往往充满了像‘道’、‘性’、‘气’、‘风’、‘骨’、‘神’等一些颇具神秘性的字样来做为批评的准则。”[5]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出于文化认同和知识谱系两方面的原因，其评价的标准是比较单一的，即文学术语必须符合西方式的思辩和逻辑陈述，必须是得以精确界定的。然而，中国文化整体性、具象性思维特征却正是要避免这一点，而倡导“明者弗授”、“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执本驭末”等点拨方式。因而，我们很难认定，文学批评术语就必须是清晰界定的。精确界定的术语与模糊未定的术语在不同的传统中均有所表现，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传统中有所侧重。就具体的文学术语而言，清晰与模糊类型的术语分属于不同的传统，是各自文化沿着自己的路径逐步发展而来的产物，它们在不同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拥有着解读、评述各自文学文本的独特功能。即便从今天的西方文论来看，无论其大的思潮，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批评”、“女权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还是具体的术语如“互文性”、“转义”、“差延”以及“叙述编码”、“文本策略”等等，均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而且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术语至今仍属争议性的。因此，术语的界定只是相对而言，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术语的界定亦随之变化。因此，界定的科学性往往在于其开放性，而非是封闭性，绝对清晰的文学术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应当指出的是，一种文化编码往往具有两重性，从异文化语境加以审视，既有一个语境化的问题也有观察角度的问题。而中国古代文论种种范畴和术语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党圣元先生曾归纳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系统特点，“一，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二，传统文论概念范畴之间往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因而在理论视域方面体现出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特点。这首先体现在有些文论概念范畴之间往往可以互释……其次，又表现为一些概念范畴之间呈开放性关系，指述对象和理论观照方位相互流动，相互移位，相互吸纳，相互补充，其结果则是促成了不同术语、概念、范畴之间的融合，由此产生新的概念范畴，而不是自我封闭……当然，这种开放流动，变化组合又不是毫无思理的杂乱组合，而是遵循着一定的‘类’之取予与‘辨合’原则来进行的。三，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具有较广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界域，因此衍生性极强，一个核心范畴往往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子范畴，子范畴再导引出下一级范畴……四，传统文论范畴艺术审美活动的理论思维在思辨分析和阐释的方法上力求使思维主体逼近、渗人思维对象，并且运用与思维对象相同的审美—艺术思维方式来审视、领悟、体验对象，从而使这种理论观照的结果本身亦具有一定的美感意蕴，具有一定的情感性、意象性、虚涵性，这也就使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许多涉及艺术审美活动及美感经验的术语、命题、概念、范畴本身即审美化、艺术化、耐人咀嚼寻味。”[6]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正是由这些特点构成了极富生命力的开放型体系，同属于人类文学活动不同分枝的理论架构。所以，单一的文化认同方式必须由多元方式所取代，文化隔膜的屏障只能由文化理解加以疏导。 其实，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在中西文学中均是重要的论题。英加登(Roman Ingarden)就曾指出，“每一文艺作品中均存在非确定性空间，这些空间由读者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加以填充。”[7]伊塞尔(W.Iser)的观点更为明确，“文学文本的意义并非是一个确定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8]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名著《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2930)指出了“复义”这一含有多层意义的语言表达方式正是诗歌的根本所在。“复义”本身既可指不确定的意义、内含多种事物的意图，也可表示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以及陈述多层意义的事实。他在书中提出的七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已成为检验文学作品的有效工具。[9]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以及阐释中的多义性在中西文学作品和理论表述中是比较相似的。 已故的著名学者刘若愚(James Liu)先生就认为，“尽管中文没有与‘非确定性，相同的术语，然而这一现象在中国诗歌中却是普遍存在的。中国诗人常用‘花’、‘鸟”而不具体指出其色彩和形状等。……他们对先是详尽的表现并不感兴趣，而是竭力把握诗性世界最根本的‘神’、‘趣’以及‘韵’等，对此，细节并不重要。”[10]刘先生早在其197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也曾指出，“在中国批评论著中，同一术语，即便是同一作者所使用，也往往含有不同的概念，而且不同的术语事实上又可能是指涉同一概念。当然这并非是中文所独有的现象：试想一下英文中诸如‘风格’(Style)和‘形式’(form)这些词!”(6页) 美国著名的王国维专家李又安(A，A，Rickett)教授在其论著中也对中国文学术语问题十分重视，在论述中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她在1968年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专业术语”一文中指出了西方对此深感困惑的原因，“或许其原因之一在于将那些最为常见的专业术语译成有意义的英文的难度。首先，最完备的中文辞典在总体上忽略了文学批评术语，即便它们收入了某个词条，也仅仅对其一般的用法加以解释。然而比辞典的忽略更令人沮丧的是批评论著本身的特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极少有以相当完备的，或缜密考虑的形式的论集或专著。批评家们满足于以点评的形式，以一行文字论及这一主题，一段文字论及那一诗人，漫无计划的东西凑在一起形成的书。很象柯尔律治(S.Coleridge)的《漫谈录》(Table Talks)。一位批评家思想的精髓或许只是一句没有展开详述的话，读者须将书中其他零散的部分加以联系，以把握作者真正的含义。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学者王国维。他采用‘境界，这一术语来表达诗的含义。他认为‘境界’较之严羽的‘兴趣’或王士祯的‘神韵’说更为贴切。”李又安教授在其十年后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中则从这种现象的评述上深入了一步，她认为，中国文学术语之所以使西方学者深感困难，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西方学者并没有受到中国古代学者那样的训练所致。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受到的训练是类似的，所以彼此对必读的经典以及论述中引用的词句异常熟悉，故在行文中并不需要对这些词汇加以特别的说明。她仍以王国维为例，“王国维在本世纪初写到，姜夔在其写作中至少有‘骨’。在王氏看来，其他学者完全能够记起刘勰在六世纪的论著《文心雕龙》中所采纳的‘风骨’之说法。这些学者会立即知晓，为何还要辅以更多的说明呢？即便术语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均是从同一基础上进行交流的。”[11] 从笔者所收集到的材料来看.对中国文学术语最为公允的解说是宇文所安。他在论及中国文学思想时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中国文学术语加以了说明，并陈述了中国文学术语晦涩的缘由，“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对于定义有一种极大的文化渴求，即希望将意义加以稳定并由此对词汇加以控制。鉴于西方文学传统中对定义的探寻是最为深入、最为持久的努力，而中国文学传统中(以及中国思想史的其他方面)事实上缺乏对定义的追求就令人十分惊异了。简略的，且往往是对中扮术语经典式的界定或许会被附带地提及：然而系统解释术语的尝试却极为罕见，这是在该传统的后期(十四世纪)而且是在极低的文学研究层次上展开的(换言之，定义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目标，只是提供给学习诗歌的人，这些人确实没有‘能力’运用这些词汇。)在中国思想史的其他领域，关键词的意义己在文本的使用中稳定下来，成为人人皆知的熟语。而现代中西方学者常常痛惜中国概念词汇的‘晦涩含混’。而事实上，这些词汇较之大多数欧洲语言中的概念词汇，并不比之更加晦涩。在中国的传统中，概念的精确性并非是一种价值。……就西方读者所认定的‘情节’、‘悲剧’、‘摹仿’以及‘表现’而言，中国读者夫必能讲明‘虚’、’文’或‘志’是什么，然而他一读到就会明自。其差异是，西方传统一方面总是力求定义的精确，而另一方面又力求文学术语得以‘共振’(即将文学术语运用于各种参照系中，而这又与精确定义相左)，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但在中国传统中，只有‘共振”即言外之意，才有价值。中国术语使西方读者感到晦涩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些术语不象西方读者所了解的那样，是与现象相一致的。例如，‘体’得以运用于文体、文类以及所有的形式，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其广泛程度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一中国术语体现了一种区别，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关注，这在英文术语中是不存在的。……每一传统均有着其自身伟大的概念力量。倾向于鄙视的读者会观察到中国传统在解释文学方面的不足性，而文学解释正是西方传统的关键所在。而倾向于对中国传统留有印象的读者却会发现其实力，例如其心境作用的丰富词汇在英文当中是没有的。中西双方均可能是正确的。……重要的是理解，而非比较性评价：每一传统都遵寻着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尽力对文学文本的不同传统作出解释。”[12] 换言之，对文学术语的认识必须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从单向切人则往往易陷入主观臆断之中。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的，“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专业术语的难题并无优雅的方式。犹如西方文学思想的情况一样，中国文学思想的描述性以及规定性的力量是难以从这一术语的整体性中分离开来的，这些术语位于历史性的结构之中，而不同时期则拥有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些术语听上去往往是奇特的或是异国情调的，但读者始终须牢记，犹如西方传统的中心术语一样，这些令人惊异的历史发展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构想文学现象的通常方式，而且它们被当成似乎是意指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鉴于这些术语的含义是在不同的独特语境中产生的，是在与其他术语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它们在西方诗学的术语中就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东西。对于英语读者而言，它们就绝不会象在中国读者眼中那样自然和显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不会是现成的。更有甚者，英语读者在这些术语面前，绝不会产生某种具体的所指性，即某种与独特文学文本的独特方而不断联系所产生的那种所指性。”(16页)但是宇文所安同时指出，只要“在大量的理论文本中与之不断地见面，英语读者就能够获得这些术语的某种功能含义的感觉。然而需要提醒的是，中国词汇的翻译并不真正意味着英文译文的同样事物。”(16页)可以看出，宇文所安在处理中国文论术语方面保持着某种清醒的头脑。 中国文学术语使西方困扰的原因除了这些术语本身的特点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世界见得太少，若不能直接续原文，就只能借助于翻译，然而到目前为比，还没有稍微系统的西文工具书可参考.就笔者所见的材料来看，宇文所安在其《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对中国文学术语的介绍虽然不是太多，但其解释和翻译却是在众多论著中最为贴切的。 如前所述，许多西方汉学家显然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学术语而对中国文本时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若套用西方文学术语对中国文本进行解读是不得要领的，反之亦然。诚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院长余宝琳(PaulineYu)所指出的，“在受到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文学专家中，很少有人能避免不采用从欧洲文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术语。人们毕竟要从某种词汇开始。然而只是在过去的儿年中，人们才对那些最明显不过的中性术语的文化界限本质有所意识。例如，刘若愚就曾告诫说，不能将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标准套用到中国文学中去；我本人也曾作出过尝试，力图表明中国诗词中被称为隐喻与寓言的东西所基于的一整套哲学假定，与欧洲传统中所产生的术语所基于的假定是完全不同的。”[13] 目前中国学者也己认识到，在进行中闰文学文本的解读时，若完全采用西方义学术语则会产生许多问题。例如“浪漫王义”这一西方术语在中国可谓是“中国化”的典型。许多人已经不觉得这是一个外来术语了。然而浪漫主义这一思潮是在人们称之为“社会毒化环境的侵扰”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对某种更为内在的东西，即精神的渗透的意识。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将社会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这一变化是永久性的，诚如许多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所陈述的那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梭本人首先指出了可能由社会给个人形成的压力所带来的危险性。这受到浪漫主义者的赞同，浪漫主义恰恰追求的是对个性的推崇。因此，浪漫主义对自然的热爱并非是单纯对景物的倾心，而是试图将自然人格化所作出的尝试，并以此来取代人将自己视为机器的一部分的观念，乃至将世界视为灵魂的扩展。换言之，浪漫主义对自然的崇敬是对日益上升的都市化的反思。浪漫主义作家以有机发展的方式对自己和世界加以想象，这实际上是清晰地看到了所有生命体的有机过程的终点就是死亡。因此他们害怕这一奇特的现象，人类意识不过是无意识宇宙的无意义的畸形现象。[14]那么，若将中国唐朝诗人李白简单界定为“浪漫主义”诗人而介绍给西方世界，西方读者对此产生的误读是不言而喻的。 叶嘉莹先生在介绍某些可以运用到中国文本的西方批评术语时就指出，“从上面我们所举的西方这些批评术语(即‘明喻’(simile)、‘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象征’(symbol)、‘拟人’(personification)、‘举隅’(synecdoche)、‘寓托’(allegory)、‘外应物象’(objective correlative))看起来，中国的‘赋、比、兴’似乎太简单了，但是西方近代文学批评中所产生的新奇变化，五花八门的新名词，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却已经早有作品实践过了。可是反过来讲，我们所有的，他们并不全有。即如上述/又种西方批评术语，用我们的‘赋、比、兴’中的一种就概括了，那就是‘比’。这八种术语都是先有情意，然后安排如何以形象表现的技巧和方法。而西方的诗歌理论中却根本就没有相当于我们‘兴’的这个字，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兴’这种写作方法，在西方，一些诗人也通过描写大自然的景物来表达感情，但他们却没有相当于‘兴’的批评术语。这可以说明他们的诗歌理论更重视安排的技巧，而中国的诗论则更重视兴发感动的生命。而且西方诗论比较重视从‘一本’所化出的‘万殊”而中国诗论则似乎更重视‘万殊’所由来的‘一本’。这可以说是中西方诗论的传统在本质方面的一点差别。”[15]换言之，中西双方的文论均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内含， 任何一方都不能将自己传统的东西作为一种普遍性法则去界定他者。 然而，今天的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却存在着大量的、未经充分消化吸收的术语化操作，即“术语轰炸”现象。一些论述全然无视东西方各自传统中的文化及学术背景而在写作中硬性套用异域“新”术语，这种空泛的架构由于缺乏对文论致思方式的真正了解，因而也很难引起学界的关注，同时也不会形成与西方学界的有意义的对话。而一些西方汉学家所受到的训练或依据翻译选择中国文本的材料时，亦在论述中国文学及文论中不自觉地套用某些西方术语，导致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曲解。这一点已被中外学者所认识。布朗大学的利维在评述苏瑟的《中国美学的问题》一书时就对作者在采纳术语的方式上提出了批评，’‘作者未能采纳中国本身的一些术语，而中国的基本术语有助于界定中国与欧洲美学的差异，但这些术语还没有适当地开发出来。”[16]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史华兹(Benjamin Sehwartz)在其名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指出，“当我们不加考虑地将现代西方范畴运用到中国古代文本时，我们无疑难以断定逐字等值的存在。如若认为对术语这类词可以随便采用而不考虑其在中西方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的复杂性，那对比较思想领域来说，就只能是一种障碍。然而相反的观念，即认为这些词汇完全不可使用，也同样是‘文化束缚’(culture一bound)。一个中国术语的语义范围或许在事实上与西方术语的语义范围是部分一致的。与其争论诸如‘宗教，之类的术语是否适用于中国，或‘道’是否适用于西方，还不如尽可能地对在独特语境中对这类术语独特的使用加以注意。”[17]季羡林先生则直接地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18] 由此看来，对中国文论的建设工作不仅包括对传统文论的梳理和转换，而且应当包括向西方的译介，在真正地理解东西方的基础上，超越狭隘的民族本位思维方式，在互为主观和双向互动的方式中寻求激发中国文论中若干元命题的内在精神和价值，使这种传统面向现代开放。而这一具体的工作已刻不容缓。虽然西方学者已经在着手进行这项工程，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本土学者对此作出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与之进行实质性的对话。 注释： [1]Deeney，John J.1993.“Foundations for Critical Understanding—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Literary Terminology”i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eds. By E.Eoyang and Lin Yao一fu.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135. [2]Tu，ching--i.1979.“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Cretinism”in Journal of the CLTA.No.3. [3]Wang，C.H.1979.“Naming the Reality of Chinese criticism，in Journal of AsianStudies.No.38. [4]Yuen--wan，Ngan.1966.“Som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tinerary Criticism”in east Asian culture，No.18. [5][15]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14页。 [6]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载《文学评论》1997年1期。 [7]Ingarden，Roman.1973.’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s of Arts. trans. By R.A.Crowley，and K.P.ols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392. [8]Iser，Wolfgang.1978.，The Arts of reading，.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22. [9]参见Ferns，John.1993.“Sir William Epsom”，in Encyclopedia，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 ed .by L.R.Makaryk. University of Toron-toPress. [10]Liu James Y. 1975.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sago Press·， --1998. Language paradox poli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ed. By R.I yn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06一7. [11]Rickett，A.A.1968.“Technical Term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in Literary，East &West. No. Xll.， -----ed.1978.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4一5. [12]Owen，Stepen.1992. 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5-6. [13]Yu，Pauling.1988.“Alienation Effec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iterature. eds. By C.Koelb and S.Noak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164.参见拙译“间离效果：比较文学与中国传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2期。 [14]参见Abrams，M.H. 1981.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5th ed. New York： Rinehart and Winston. Wilkie，Brian & James Hurt，eds.1992. Literature of the West World. New York： Mac 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6]Levy，Dore J.1995.“Review of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i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 and Reviews .No.17. [17]Sehwartz，BeiJamin.1985.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12-13. [18]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载《文学评论》1996年6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