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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被认为是中国一部旷古奇书， 20世纪以来日益受到海内外学者关注，所形成的研究盛况有目共睹，很早以来研究者们就形成了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三大类别，总之都认为它是保留了中国古代社会风貌的重要文献。海外学者似乎尤其感兴趣《山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并与一些中国学者共同认为这一范围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透过其在代代传说中所形成的神话式和被歪曲的外表，可以探察远古世界的状貌和古代居民的活动。不过，大概很少人注意到，早在16-18世纪，中国与欧洲之间因为天主教传教士和商人而首次建立起直接交通的桥梁时，已经有个别传教士接触到了《山海经》。只是他们对待《山海经》的态度并不像20世纪以来的汉学家们，他们还不曾意识到《山海经》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然而他们对《山海经》解读的特点缘由却值得我们做一番探索。 一 安文思有关介绍的来源 明清之交在华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1668年写了一部《中国十二绝》，此书在20年后经另一位耶稣会士柏应理带到欧洲， 1689年被译为法文首次出版，即欧洲汉学史上颇为有名的《中国新志》一书。安文思在书中有一小段内容讲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奇怪描述，很像是依据《山海经》，并且是郭璞注本。中国文献有关海外诸国的叙述，除《山海经》之外，以《淮南子·坠形训》中为详，但安文思的描述与《山海经》及郭璞注释比较接近，与《坠形训》及高诱注释相去较远。 安文思提到的海外国家有小人国（Siao gin que）、女人国（Niu gin que）、穿心国（Chuen sin que）、居民人身狗脸的国家、居民长臂及地的国家。其中人身狗脸之国（犬封国、狗国）和小人国在《坠形训》中虽可见到，但并未列入海外三十六国，而是列入八紘之地[1]。将安文思的具体描述进行比较，会进一步看出其与《山海经》和《淮南子》的亲疏关系。据安文思说，“小人国，居民小到害怕被鹰和鸢叼走”[2]。“小人国”之名见《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其人长九寸。安文思大概是根据这一尺寸发挥想象，称其“小到怕被鹰和鸢叼走”。《山海经》中不只一次提到小人国，《海外南经》之周饶国、焦侥国亦即小人国，《大荒南经》也记焦侥国，但这几处郭注皆言人长三尺，只是注《海外南经》之焦侥国时又引《诗含神雾》的记载，提到长一尺五寸的焦侥人。《坠形训》中所称的焦侥国人也是长不满三尺[3]。三尺之民虽然也是短人，但还不至于惧怕被鹰鸢轻易叼走，一尺五寸之人是否要忧虑及此姑且存疑，但九寸之人被鹰鸢叼起来肯定轻而易举，这是推测安文思依据《大荒东经》的一个理由。另外，安文思使用的是“小人国”而非周饶或焦侥，他虽通中文，但若要他注意到周饶、焦侥、侏儒之间的音转关系，知道周饶、焦侥就是小人，恐怕也非易事。对他来说显然《大荒东经》的“小人国”是最明白易懂，也最可能参照的。 安文思提到“一个国家的居民手臂长到可以垂地”[4]。《坠形训》高诱注云“修臂民，一国民皆长臂，臂长于身”[5]。郭璞注《海外南经》之长臂国则言“旧说云，其人手下垂至地”。虽然郭璞此注是脱胎于高诱注释，但“长于身”与“垂至地”总是不同，而安文思几乎就是比着郭璞的注释来说。 安文思在介绍过几个居民形态特异的国家之后总结说：“总之，它们代表着邻近国家，如鞑靼、日本、朝鲜半岛，以及那些被名为四夷的中国周边国家。”[6]这似乎也能在郭璞的注释中找到一点依据，因为郭璞注女子国（在大海之东）和长臂国位置时，说明自己所本为《三国志·魏志·乌丸朝鲜东夷传》。 安文思的介绍与《山海经》和《淮南子·坠形训》一亲一疏的关系大致已经明了，但安文思看起来又并不完全依照郭璞的注释，他的介绍中还有一些细节与郭注不同，能寻到另外的来源。 比如女子国，安文思介绍，“女人国，居民只要在一口井或一条河中照照影子就能怀孕，生的全是女孩”[7]。这条介绍与《坠形训》称“女子民，其貌无有须，皆如女子也”[8]大异，与《坠形训》无关显而易见，但就是与郭注《山海经》也不完全一致。《海外西经》记女子国“两女子居，水周之”，郭璞解“水周之”之语云：“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周犹绕也。”《大荒西经》亦云有女子之国，郭注只说国中纯女无男。比较而言，《海外西经》所言及相应的郭注与安文思的叙述十分接近，然而安文思说的是照影而孕，郭璞则言出浴而孕。是安文思信口引申吗？清初吴任臣著《山海经广注》，注到《海外西经》的女子国时，提及各地有多处女子国，并一一列举，其中一条引《埤雅广要》曰：“女人国与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国无男，每视井即生。”[9]这与安文思所说何其相似!安文思之言似乎就是郭璞注与《埤雅广要》这一条的结合。《山海经广注》有康熙六年（1667）刊本，安文思是书写于1668年，看到这个注本并非不可能。而且即使不是参阅吴任臣注本，安文思也可能参照郭璞注本之外的其他注本。传教士并非只看某书的经典注释本，比如康熙朝的耶稣会士傅圣泽就阅读明代郭明龙注释的《山海经》，而非郭璞原注本。当然，安文思也可能只是道听途说，是说者将来于各处的传说融为一体传授给他，他本人并没有真正对《山海经》那么感兴趣而参阅不同注本。还要注意，即便他参阅了其他注释本，也无法否认他的介绍乃以郭注为主要依据，因为明清时期的《山海经》新注本总是以郭注为蓝本，比如吴任臣就是先全文引用郭注，接着才加以拓展，明代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也全部载录郭璞注释。 安文思不仅在介绍女人国时表现出郭璞注释以外的资料来源，介绍穿心国和犬封国时也有类似情况。安文思称“穿心国，居民胸前都有个洞，他们在里面塞段木头，这样就能把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10]。《海外南经》记“贯匈国……其为人胸有窍”，郭璞对“胸有窍”并未多加注释，高诱则只言其“胸前穿孔达背”[11]。吴任臣的《广注》也未及安文思所言贯胸载人之说。而元代周致中纂《异域志》云：“穿胸国，在盛海东，胸有窍，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贯胸抬之。”[12]安文思从国名到居民特性的叙述，简直就是这段话的翻版。安文思亲读《异域志》的可能性不太大，也许是从某个《山海经》注本中获知，也许是听人解释“贯匈国”时所得？ 安文思还提到“一个国家的居民人身狗脸”[13]，这当是《山海经》中的犬封国或犬戎国。《坠形训》只提到“狗国在其（建木）东”，也无注文，实不足为安文思依据。《海内北经》记“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郭璞注“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民也”，没有“狗面人身”之说。《大荒北经》所记犬戎国则是“人面兽身”，又与安文思相反。这些与安文思所说都相近但又有差异，也许是安文思记录错了，也许是他搀杂进其他听来的故事，因为中国东南与西南几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流行狗头人身的盘瓠传说[14]，而安文思恰好长期在四川一带传教。 判断安文思接触过郭注之外其他注本的又一理由是，安文思提到这些国家“在地图上被绘制得非常小，像许多坚果壳分布在海中央”[15]，这说明他看过《海经》之图。但郭璞所见的《山海经》古图早已逸失[16]，安文思所见当为后出之图。这些图通常都附于新注本中，如明代王崇庆撰《山海经释义》附图二卷，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也有图五卷，安文思如果看见明清时期的《海经》图，不会不见到相应的注本。总之，安文思的介绍与郭注《山海经》的不符，更加反映出传教士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象，其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开掘。 安文思的叙述中有一句话出处难觅，他说中国人称中国之外还有72国在海中[17]，这72国之说出自何处颇为难解。《淮南子·坠形训》称海外共36国，实际列举35国。《山海经》并没有总结海外一共多少国，如果安文思果然对《山海经》兴趣盎然而去统计其中罗列的国家，那无论他怎么组合、计算，也不符72之数。《海外经》记不同国家40个，《海内经》记不同国家29个（其中有两个可能是鸟名而非地名），《海外经》与《海内经》只有一国（一目国）重复，故总计66~68个，因此单算《海外经》或海内外经合计都不到72。《荒经》“大荒”4篇记不同国家60个（其中有5个各被重复介绍一次，不查者可能计为65个），“海内经”1篇记不同国家19个，“大荒经”与“海内经”之间重复介绍的国家2个（嬴民国、苗民国），则《荒经》5篇共介绍不同国家77个，又超出72之数。如果考虑安文思所说为严格意义上的“海外”，将《海外经》与“大荒经”合计，两者共介绍75个不同国家（《海外经》与“大荒”4篇之间有25个国家重复），亦不合72之数。如果考虑这75国中又有5个国家是《海内经》或《荒经·海内经》所介绍，应归入“海内”而非“海外”，则海外国家数为70，也不合72之数。至于将《海外经》、《海内经》、《荒经》合计，共111~113个不同国家，更加超出72。何况，安文思对《山海经》恐怕还不会专注到这般逐条统计的地步。所以，此“72”可能应理解为中国人习惯用的一个概数，但安文思从何而知还不能确定。 二 其他耶稣会士对《山海经》的关注 安文思不是唯一注意过《山海经》的耶稣会士， 16世纪末利玛窦所作《坤舆万国全图》释文中也有一些会让人联想到《山海经》的文字。利玛窦介绍的世界各国大多是西文音译之名，但也夹杂着长人国、夜叉国、流鬼、狗国、鬼国、矮人国、一目国、女人国这些很具《山海经》特色的名称。仅从名称看，“长人国”让人想到《山海经》的“大人国”，“狗国”似可对应“犬封国”、“犬戎国”，“矮人国”则可联系到“小人国”、“周饶国”、“僬侥国”，“女人国”当然有“女子国”相对，“鬼国”、“一目国”则《山海经》中本有其名，只有“流鬼”和“夜叉国”与《山海经》无从联系。那么利玛窦所提到的这些国家与《山海经》的描述是否真有联系，以及是否仅与《山海经》有联系呢？让我们从这些国家的位置及对其国民形貌和习性的描述这两个方面分别比较。 《坤舆万国全图》所说的长人国位于南美洲的南端，图六中标示其地，而释文称此洲至南处有“巴大温地方，其人长八尺，故谓之长人国”，长人国“其国人长不过一丈，男女以各色画面为饰”[18]。《山海经》有三处提到大人国，《大荒北经》中的大人国位于东北海之外，因有人名曰“大人”，而有大人之国。《大荒东经》中的大人国位于东海之外，因有一大人，而名大人之国。可见，这两处的大人之国并非谓其全体国民身材高大，且位置一为东、一为东北。惟有《海外东经》中的大人国国人高大，可以坐而操船。此外，《海外东经》所述范围是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所提到的第一个地方为嗟丘，应在东南陬，而嗟丘之北就是大人国，可见大人国亦应位于中国东南方向且近于东南角。南美洲南端相对于中国的方位也正是东南角。由此可见利氏所谓长人国与《海外东经》所谓大人国颇有吻合之处。除此之外，还有一部颇为耶稣会士喜用的文献也提到“长人国”，这就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但《文献通考》所述长人国除名称与利氏相同，位置和人物特点都不相近，此长人国在新罗之东，人长三丈，属于食人生番一类[19]。 利玛窦在描绘北极周围的岛屿大陆情况的第七幅图中，图的上方有一个西北——东南向的大岛，此岛位于隔开亚洲和北美的海峡正上方，岛西北部标注“夜叉国”，夜叉国东南方向近海岸处标注“流鬼”，这两地在《山海经》中没有相近记载，却可在《文献通考》中觅得踪影。关于“流鬼国”，最先见于《新唐书》，称其地去京师万五千里，位于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环海，其北莫知所穷，向东南航行十五日可至莫曳靺鞨。贞观十四年曾遣使来朝。由《新唐书》的描述可知流鬼隔海与黑水靺鞨相望，不在东亚所处的这块大陆上。《资治通鉴·唐纪》也记贞观十四年三月流鬼国遣使入贡，但此处描述流鬼国的位置是滨于北海，南邻靺鞨，显得流鬼国与靺鞨是在同一块陆地上[20]。《文献通考》关于流鬼的位置和风俗的描述都因袭《新唐书》而更有所增益，称其在北海之北，东西南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设靺鞨有十五日船程。将《新唐书》与《文献通考》所描述的流鬼国位置与利玛窦的图相比，会发现它们都位于亚洲大陆东北缘以外的一块陆地上。再看对风俗的描述，利玛窦称其人“穴居皮服，不知骑”[21]。《新唐书》记流鬼居民因地寒而衣皮裘，而《文献通考》说得更详细，称其“掘地数尺深，两边斜竖木，构为屋。人皆皮服……”，“穴居皮服”明显是脱胎于此。不仅如此，《文献通考》还记贞观十四年流鬼国来朝贡时，“初至靺鞨，不解乘马，上即颠坠”[22]，这岂非正是“不知骑”一语所由来？ 利玛窦图中标出一个位于流鬼国西北方向的夜叉国，更可见他参阅了《文献通考》。“夜叉国”之名不他见，仅于《文献通考》介绍流鬼国时附带提及。《新唐书》称流鬼之北莫之所穷，《文献通考》则先说流鬼国以北有夜叉国，继而又引流鬼国长者传言称，“其国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翘出，噉人。莫有涉其界”[23]。可见这才是一个无人知其所以然的真正的“鬼国”，而利玛窦竟然根据《文献通考》这一句传奇而在地图的相应位置上标了出来。《坤舆万国全图》的图七还绘出与流鬼、夜叉所在之岛屿隔海相望的一块陆地的边缘，应是亚洲大陆东北边缘，上标“狗国”[24]，但没有释文。前面分析安文思作品已经说过，《海内北经》和《大荒北经》有记犬封国（犬戎国）。《海内北经》所记之地为海内西北陬以东，从犬封国在本卷所列位置看，它似在昆仑附近，郭璞注释称此国原就叫“狗国”。《大荒北经》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但描述犬戎国的一条被夹在两条关于西北海外之国的记载中间，让人理解为犬戎国也在西北，这就与《海内北经》所列犬封国实为一地。这样看来，利玛窦所记狗国与《山海经》所记狗国，一在东北，一在西北，相去颇远。但《大荒北经》所记犬戎国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位于东北海外，毕竟这一条之前没有额外贯以“西北海外”字样，前后两条的“西北海外”之国可能是意外插入，犬戎国则应直接承接“西北海外中（车扁）国”条之前的关于大荒之中的条目。并且前面的确在介绍大荒之中融父山时谈了犬戎的来历。因此，依据《大荒北经》把犬戎国定在东北位置也说得通，而这就与利氏所说相近。 利氏图十及其释文提到“鬼国”，其位置在亚洲大陆的正北方的边缘，临海，与北极之地隔海而对，关于该国释文则曰“其人夜游昼隐。身剥鹿皮为衣。耳、目、鼻与人同，而口在顶上。噉鹿及蛇”[25]。描述海内西北陬以东的《海内北经》提到鬼国，且此鬼国就是《海外北经》所述一目国。而《海外北经》的方位虽称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从其卷中内容看实际上是从西北向东北排列，故而此经方位与《海内北经》的方位其实相同，其区别大概是《海内北经》偏南，而《海外北经》偏北。总之，《山海经》所提供的鬼国位置在中国北面偏西处，利玛窦图中所绘鬼国的大方位也位于中国西北。鬼国或一目国的特征是国人人面，而面部当中一目。利玛窦的描述比之详细，且并不相同，只是利氏所说该地居民人面而口在顶上，与《山海经》所说人面、一目在当中又略有近似。那么利玛窦的“鬼国”是否就指《山海经》的鬼国或一目国呢？其实利玛窦的“鬼国”一条也来自《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所称鬼国位于駮马国之西，而駮马国地近北海，去京师一万四千里。这一位置恰好与利玛窦所绘相符。利玛窦对鬼国风俗的描述更是对《文献通考》的复述，《文献通考》称该地“人夜游昼隐，身着浑剥鹿皮衣。眼、鼻、耳与中国人同，口在项上……土无米粟，噉鹿豕及蛇”[26]，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口在项上”与“口在顶上”，而“项”与“顶”非常相似，写错的可能性很大。 既然利玛窦所说的鬼国来源于《文献通考》而非《山海经》，则就可理解为何《坤舆万国全图》在鬼国之外又另标“一目国”。此国出现在描绘欧洲及地中海东岸亚洲地区的图十三中，位于咸海（图中名北高海）西北岸，且在“女人国”的东北方向不远处。可以推测这个一目国就是为了对应《山海经》所说的一目国/鬼国。因为综合来看提到女子国的《海外西经》与《大荒西经》，以及提到一目国/鬼国的《海外北经》和《海内北经》，可以看出女子国位在中国以西略偏北处，而一目国应位于女子国东北方向，利玛窦的图对女子国和一目国的安排恰似是为了照顾《山海经》的说法。女人国在利玛窦图第十三幅中的具体位置是咸海西端，在犹太国东北方向。释文称女人国“旧有此国，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杀之，今亦为男所并，徒存其名耳”[27]。不过《山海经》对女子国风俗的介绍前文有述，与利玛窦所说女人国并不相似，唯一共同点是国中惟有女人。《海外西经》女子国条下郭璞注称，国人若生男子，三岁辄死；利玛窦所说女人国则是生男即杀。双方都表明女人国不是不生男子，而是出生后不可能长大成人，这也可算一略微近似处。《文献通考》也提到东女国和西女国，称其国俗重女轻男，男人地位低，但后来改了这种风俗。这与利玛窦的介绍也有很大出入。 图十三还标示了“矮人国”，似乎是欧亚交界处的北端近海之地，也许就是喀拉海南岸地带。《山海经》提到小人国不止一处，名称也多样，分别见于《海外南经》、《大荒南经》、《大荒东经》，前两经表明其位置在中国以南，可能还偏西南，《大荒东经》提供的位置则是东海以外的东北极，但无论怎样与利玛窦所说的中国西北以外的方位都不相符。而《文献通考》提到的“侏儒国”、“小人国”与“短人国”与利玛窦的“矮人国”也都位置不符，侏儒国在距离倭国四千里的海中，小人国在大秦国之南，短人国在康居西北。至于具体描述，利玛窦的矮人国里“国人男女长止尺余，五岁生子，八岁而老，常为鹳鹞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候夏三月出壤其卵云。以羊为骑”[28]。《山海经》中关于小人国的详细描述皆见于郭璞注释，《海外南经》与《大荒南经》皆称其人长三尺，比利玛窦所说的矮人高得多。但《大荒东经》里的小人长不及九寸，倒接近利玛窦的矮人。此外，《海外南经》称小人穴居，利玛窦也有此一说。《文献通考》中对“小人国”的描述有一点与利玛窦接近，那就是“其耕种之时惧鹤所食”[29]。《文献通考》中三个所谓小人国的居民身高不是三尺、就是四尺，都比利氏笔下的小人高许多。在女人国和矮人国这两处，利玛窦的叙述与中国文献没有严密吻合之处，很可能是东西方都有类似传说，故而利玛窦以中国的传说为依托而糅合进西方传说的具体内容。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认为《坤舆万国全图》参考过《山海经》和《文献通考·四裔》。那么利玛窦为何要在一张以西方地理知识为基础的世界地图上搀杂一些中国人的传闻或想象呢？换而言之，既然《坤舆万国全图》中关于中国以外各洲各地的绝大多数地名都已经是西文译名，为何偏偏要留下几处使用中国文献中的地名呢？我想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更乐于接受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地理知识，通过一点似是而非的联系让所有内容被中国人看来不那么突兀，表明传教士并非否认中国已有的世界观，只是在其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 上面分析过的几个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望而充满神话色彩之地，如鬼国、一目国、狗国、夜叉国。《文献通考》置鬼国于极西之地的北海之滨，置夜叉国于东北海外的未知陆地上，《山海经》将狗国置于东北或西北极远处。利玛窦分别将鬼国和狗国安排在欧亚大陆极北和极东的濒海边缘之地，将夜叉国安排在白令海峡以北的一个想象的大岛屿上。利玛窦之所以肯在这几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地域准确迎合中国人，其实也是因为当时欧洲人对这一带地区本就所知寥寥，因此顺水推舟把它们作为容纳中国古代地理观的空间，这是一举两得的便利之措，既不必为欧洲人还完全搞不清的地区伤脑筋，也投中国人之所好。在当时，欧洲人对欧亚大陆北部沿海一带还没有真切认识，对这一带的亚洲部分更可说一无所知。15世纪末开始英国和法国探险家都曾探寻过西北新航路并发现了美洲东北部沿海地区和纽芬兰岛、格陵兰岛海域，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开始了探寻东北航路的首航，而且截止到利玛窦绘图的1580年代探险历程只到喀拉海地带，亦即未超出当今俄国的欧洲部分。更重要的是，由于资料保密的缘故，地理新发现反映在地图上总要滞后很久，所以利玛窦的地图很可能连西北新航路的信息都未曾反映，更不用说东北新航路，其实他的地图中关于欧亚大陆北部的部分还分明保留着一个世纪前出版的托勒密《地理书》中所附世界地图的痕迹。另外，在具体的绘制尤其是注名释文的过程中，利玛窦可能曾直接受到中国士人的提示而得知中国文献称某处有某国云云。 另一类地名是所介绍的风俗或国民特点有真实之可能或者是在真实的基础上有所歪曲，如长人国、女人国、矮人国和流鬼国。联系到当时欧洲人已探寻过美洲北部海岸和欧洲西北海域，生活于那一带极寒之地居民的特点恐怕也已为人所知，当发现中国文献所述流鬼国国俗与之相近，故而接受中国文献的描述，也未尝不可。关于长人国，欧洲人的确在南美见到身形高大的部落也并非不可能。至于女人国，东西方都有相关传说，而西方的传说更表明其之所以为女人国只是因为国人崇尚女人而排斥男人所致，不具《山海经》所说的“水周之”的神异性。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对此言说更为清楚，“迤西旧有女国，……最骁勇善战。……国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辄杀之。今亦为他国所并，存其名耳”[30]，并且从他所介绍的女国名亚玛作搦，尝破一名都曰厄佛俗，厄佛俗有一神祠为天下七大奇观之一，后世学者推测该女国恐是位于土耳其西部之古代吕底亚[31]。再说矮人国，其实欧洲直到16世纪末都流行相关传说。著名荷兰制图家墨卡托（Gerard Mercator） 1569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就在注记中说，欧洲北部几个环绕北极的岛屿中居住着身高仅四英尺的侏儒[32]，比较利玛窦的地图，很显然他绘制的矮人国位置正符合墨卡托的描述。而欧洲矮人国及其位置的观念并非始自墨卡托，它来自一则古老的中世纪传说，并且相当流行，至晚到1592年还出现在另一位荷兰制图家普朗西乌斯（Plancius）的世界地图中，所以利玛窦知晓它并不奇怪。看起来，关于以上四个地方，利玛窦果然是利用了某种相似性而移花接木，或以位置相近而比附，或以名称内容相近而比附，把一些欧洲人所知道而中国人原本不知道的地理知识贯以中国人熟悉的概念，在迎合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观念或想象的同时也尽量保持西方知识的特色。 由上可见，《坤舆万国全图》中出现的这几个与其总体风格不符、却与《山海经》和《文献通考》有联系的国名，是利玛窦为了让西学更快也更容易被中国士人所接受而采取的小小变通之法。而这一手法完全符合利玛窦接近中国人的全盘策略，即将基督教和科学知识综合为一套“天学”或“西学”，并通过将其与“儒学”或“中学”相比附而达到渗透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将近40年后艾儒略作《职方外纪》之时，继续提到女国、小人国和长人国[33]，但那些明显有神话色彩的狗国、一目国、鬼国、夜叉国的名目则不再出现。当然，艾儒略在介绍鞑靼地区居民风俗时，也提到鞑靼东北多有殊俗不伦之种，“如夜行昼伏，身蒙鹿皮，悬尸于树，喜食蛇蚁蜘蛛者。有人身羊足，气候寒极，夏月层冰二尺者。有长人善跃，一跃三丈，履水如行陆者。有人死不葬，以铁索挂尸于树者。有父母将老，即杀食之，以为念亲之恩，必葬于腹而不忍委之丘陇者”[34]。艾儒略的这段话保留了一点利玛窦关于流鬼、鬼国之叙述的痕迹，但他所说的总体都是尚未入鬼怪之列的有可能存在的原始风俗。剔除不真实的地名和迹近鬼怪的叙述，这或许暗示出，到艾儒略的时代，耶稣会士在立足中国问题上已获成功，相应的对中国文化的妥协程度也可大为减小，耶稣会士已觉不必过度迎合中国人和比附中国记载，而试图更多地让中国人接受本色的西方知识。其实《职方外纪》在精神和风格上都很符合同一时期的欧洲地理学作品，其主要参考为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初的四部欧洲地理学著作，而只在叙述形式和某些兴趣点上与以前的中国作品有相似之处[35]。南怀仁1672年出版的《坤舆图说》是耶稣会士又一部重要的中文地理著作，此书本就与《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时有详略异同，其关于鞑靼地区那些殊俗之民的介绍、关于女国和南美长人国的介绍都与《职方外纪》如出一辙[36]。《坤舆图说》原是作为南怀仁为康熙制作的《坤舆全图》之解说而出现，据研究这张世界地图并非利玛窦地图的简单翻版，而主要是依据更晚近的瓦瑟内尔（Nicolaus àWas-senaer）之1661年地图[37]。但南怀仁在地图里表现了欧洲同胞的新成果，其作为图叙的《坤舆图说》却采用艾儒略旧作，这未免有些奇怪。是他无法参考更新的欧洲文献，还是他不愿及时介绍，或是他鉴于艾儒略作品的畅销性而认为它是比较适合中国人接受的文本，故没有必要节外生枝？如果是最后一种原因，则隐隐可见清初耶稣会士在对适应政策趋于保守的同时，知识传教路线也有收缩态势，其主观上愈加想把工作重心转移至布道。 利玛窦试图糅合西方世界地理知识和《山海经》、《文献通考》所表现的传统中国世界地理观，其将中国文献加以综合应用更可见其调和之意，《文献通考》像是被作为《山海经》的补充出现在《坤舆万国图说》之中。显见利玛窦是将《山海经》作为地理文献运用，或者是并不否认其作为地理文献的价值。艾儒略虽已不在乎《山海经》之类的文献，却也尚未否认它们。然而从安文思开始，耶稣会士对待中国古代地理文献和其中所含之世界地理观的态度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从前文可知，安文思对《山海经》有关内容的介绍颇为详细和准确，他是第一个这样介绍《山海经》的耶稣会士。他之利用《山海经》，不是为了让中国人理解西方知识，而是为了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并且他不是为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地理学状况，而是为了用来指责中国人性格中的某项缺失。 三 安文思介绍《山海经》的意图 安文思如此详细地引用《山海经》，目的在于用其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来论证中国人性格中的狂妄自大。“我们已经说过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其他优点，以及我们将要在这个故事中谈到的优点给中国人灌输了一种令人不可承受的骄傲习气。他们给自己的帝国和所有属于他们的东西赋予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最高价值，但是对陌生人以及他们的智慧和学识造就的便利，他们都极度蔑视，哪怕中国人自己在这些方面一无所知。……他们在地图上把中国置于中间极大的位置，而让其他国家都围拱着它，没有秩序、位置不清、也没有其他好的地理标志，既小又拥挤，名称荒谬而充满蔑视”[38]。这就是他在举证《山海经》部分内容前的引言，也说明了他提到《山海经》的原因。而在介绍过小人国、女人国、穿心国、犬封国、长臂国的内容之后，他总结说中国人还有很多这类对其他民族的充满污蔑性的描述，只要是中国的邻国都被视为蛮子，中国人将海外72国的居民“都丑化、怪化为或滑稽或可怕的形象，更接近猩猩和野生动物”[39]。所以，《山海经》首次被耶稣会士准确引用，是为了遭受批判。反过来，早期的耶稣会士正是因为心存调和之志，因此既不能也没必要准确和详细谈论《山海经》，调和只能在模棱两可的状态下进行。可见，安文思之提到《山海经》的方式暗示出从17世纪中叶开始，耶稣会士对待中国及利玛窦所制定之调和政策的态度有了重要变化。由安文思带来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山海经》的内容不再出现在耶稣会士的地理学作品中，如果说耶稣会士有谈到它或影射它的话，都是在所谓人种历史学（Ethnohistory）[40]作品中。同样被后来的耶稣会士所继承的还有安文思认为中国人傲慢无知的观点。翻检一下早于安文思的耶稣会士作品，会发现其中并未曾直指中国人傲慢自大，比如利玛窦的札记和曾德昭的《大中国志》。然而从17世纪后半叶的作品开始，耶稣会士尽管仍以赞美中国为基本方针，却也时不时揭中国人的短，包括对中国人一些性格缺点的抨击。 李明于17世纪末出版的《中国现势新志》中有一小段话明显沿用了安文思对中国人和《山海经》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把其他民族都视为野蛮人，当自己是选民一样，他们处在世界之中心并拥有天赐的法律，他们是唯一能够教导、开化和统治各民族的人。“他们猜想其他人只是丑矮人和令人怜悯的怪物，被上天当作天生的垃圾和废物抛弃到地球的犄角旮旯；而中国人被置于世界的正中，独享上帝赐予的合理的外貌和形状以及理想的身材。他们的古代地图画满了易于煽动他们对全人类的蔑视之情的这类人物形象和大量象征符号”[41]。李明似乎连对这段话的位置安排都受了安文思影响，安文思关于《山海经》的内容所属的章节名称是“关于中国的古老性，及中国人对此的高度评价”，李明安排这段话的章节名叫“关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格，它的古老、高贵、礼仪，以及它的好坏品性”。再往后的耶稣会士人种史作品都会在类似名称的章节里对中国人发表类似的评价，即把中国人的世界观作为指证中国人狂妄自大的证据。但是，他们的表现手法又在变化，也就是日益注重把当代的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来揭示中国人的傲慢和对世界的无知，而渐渐不去提及古代文献所反映的世界观，看起来就像是自安文思为《山海经》确立基调之后，耶稣会士们已不屑于多谈这样谬误百出的文献。比如李明流露出《山海经》痕迹的只有那句概括性的指涉，而这恐怕还是直接来自安文思的作品。所以我们说安文思是第一个准确介绍《山海经》的耶稣会士，恐怕也是截止18世纪末唯一这样做的耶稣会士。 其实安文思已经通过时事来证明中国人世界观的落后和由此产生的虚骄，他在评论过《山海经》中的世界观后，随即说“后来他们对欧洲稍有了解之后，把它加到地图上，但表现得就像特内里费岛（Tenariff）[42]或某些寸草不生的荒岛一样。因此， 1668年广东巡抚在一份奏折中提及葡萄牙使臣之后加上这样的话：‘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欧洲只不过是海中央的两个小岛。’”[43]安文思的这一思路被后来的耶稣会士不断加强。李明讲过中国古地图的怪诞图象那段话后，立刻说传教士们带来的钟表、仪器等东西让中国人大开眼界并因此不敢过于轻视欧洲人，但仍然自命不凡。不过他还以怜悯的口气说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迄今为止见过的外国人只有印度人和鞑靼人，也属情有可缘。而在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对中国古代地理文献和地图中的奇怪描述全然不感兴趣，着意通过中国人在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技术和知识面前所呈现出的从无知到折服来表现他们一向的骄傲寡识。杜赫德认为中国人的傲慢是骨子里天生的，由于遇到欧洲人才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他生动地讲述了在江西传教的沙守信神父如何通过让一群中国士人看世界地图而迫使他们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小角落[44]。18世纪晚期的一位前耶稣会士（因为耶稣会已解散）德·马尔绪编写的《中国历史》综合了诸位耶稣会士的叙述，而紧紧围绕是欧洲人令中国人脑袋开窍这一主题进行。他先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人自认比其他人优越，居处世界中心，设想其他民族只生活在世界的四个边角；再说自葡萄牙船只停靠广州始，中国人开始知道天外有天；然后以杜赫德提供的那个沙守信的故事为重点；接下来他有更长的篇幅说中国人即使接触欧洲人已经这么久，仍然在知识、技术和对待外国人的态度等方面不可救药地坚持偏见[45]。 早期耶稣会士致力于向中国介绍欧洲，让中国接受欧洲，故而处处迎合中国人，在传授地理知识方面亦然。而自17世纪中叶开始，耶稣会士的行为有了两个重要变化。其一是开始注重向欧洲宣传中国，卫匡国于17世纪五十年代在欧洲出版的三部著作（《鞑靼战记》、《中国新地图集》、《中国上古史》）是这一策略性转向的开始，而这很快成为耶稣会士们撰文写书时的主要意图，导致此转变的重要背景就是礼仪之争。其二是在耶稣会士于欧洲出版的作品中，对中国不再一味推美，批评之辞常见，但也往往会在批评过后加以同情式地回护。发生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第一个转变的附带结果，即在特定的环境中宣传中国时的应有策略，为了让自己的叙述可信，为了表明自己的言行公正而必须褒贬兼顾[46]。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启蒙时代以来欧洲人精神结构的深刻变化，处在这一时代变局中的人、即使是天主教会的忠实捍卫者耶稣会士也不能不受其感染。这一变化简而言之就是建立在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理性精神日益膨胀、进步观念逐渐成形，并由此而支撑起一种对世界的自信和优越感，正是这样的心理变化决定了耶稣会士解读《山海经》的特殊视角。 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释文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尽管对各地居民的描述比《山海经》平实得多，但还有很多关于怪兽奇木的描述，尤其是利玛窦的描述绝不逊于《山海经》。而这与其被单纯视为增强可读性，不如说是早期欧洲地图绘制中一个传统的延续。在利玛窦生活的时代，亦即航海时代的前期，欧洲的地图绘制者总喜欢在海中安插怪兽，也许是为了表现大海的深不可测和充满未知，也是用古代的神话传说来填充理性之力量尚未烛照之处。当代西方学者也有人指出，在利玛窦的时代，中国和欧洲的地理资料中所包含之形象不能说谁比谁更荒谬，或谁比谁更有实证性，对奇人异俗的报告在中西地图的题记或释文中都被当作有权威性的东西来接受[47]。这些怪兽图形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地图中还偶尔可见，然而到了18世纪，欧洲人的地图已完全专注于描绘地球的特征，不仅再见不到奇异生物，连描述人的文字和图画也排除在外，这些内容单独出现在人种志（Ethnogra-phy）这个新类别的作品中。并且这些描绘开始建立在直接观察之上而非来自道听途说或简单借自旧日报告。而同时期的中国，一些地图仍包括了并不一定合适出现于地图中的人种历史学性的描绘。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人理性与科学精神进步的历程，安文思对《山海经》的不客气批评已经表现出他基于理性认识上的对人的尊重。在此背景下，对18世纪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欧洲人来说，《山海经》无疑更是不合理、不真实、并充满歧视污蔑色彩的东西，甚至根本不值得提出来批驳。于是，在中西初识的这个历史阶段，《山海经》这部以后又引起了无数人兴趣的奇妙文献就这样在欧洲人的视野里匆匆留痕又音形顿消。 注释： [1]《坠形训》言狗国在建木之东，高诱注建木在都广，而都广属于八紘之地，尚不是“海外”。见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 1998年，第334、362-363页。小人国属于八紘，亦见第334页。 [2]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London，1689，p. 61。 [3]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34页。 [4]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 [5]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57页。 [6]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62。 [7]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62。 [8]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56页。 [9]（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卷7，《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第6页。 [10]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 [11]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57页。 [12]此条获自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6页注释35。 [13]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 [14]此问题之详述可见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 [15]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2。 [16]两《唐书》“艺文志”尚著录郭璞《山海经图赞》两卷，《宋史》“艺文志”所录仅有《山海经赞》。 [17]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2. [18]长人国释文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2、204页，图六见第189页。 [1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7，“四裔4”。 [20]《新唐书》卷220，“列传一四五·流鬼国”；（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5，《唐纪十一》。 [21]流鬼释文见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04页。 [22]两句引文并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7，“四裔24”。 [23]两句引文并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7，“四裔24”。 [24]图七见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90页。 [25]图十见同上第193页，鬼国释文见第205页。 [2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8，“四裔25”。 [27]图十三见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96页，女人国释文见第211页。 [28]矮人国释文见同上第210页。 [2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9四裔16，短人国见同卷，侏儒国见卷327四裔4。 [30]（意）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35页。 [31]《职方外纪校释》，第36页注释[3]、[4]。 [32]Marijke de Vrij，The World On Paper， Amsterdam，1967，p. 44. [33]艾儒略关于小人国的叙述与利玛窦相近，“又闻北海滨有小人国，高不二尺，须眉皆无，男女无辨。跨鹿而行，鹳鸟常欲食之，小人恒与鹳相戏，或预破其卵，以绝种类”。关于长人国的描述也与利玛窦相似，位于南美南端，人长一丈，以五色画面为文饰。只是艾儒略的介绍比利玛窦更详细，且其国名为“智加”而非“巴大温”。分别见（意）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04、129页。 [34]《职方外纪校释》，第35页。 [35]这四部作品为： Sebastian Münster，Cosmographiae Universalis Libri VI（1550，1572）； Peter Heylyn，A Littl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George Abbot，A Briefe 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World（1605）；Orteli-us，Il Teatro del Mondo （1598），参见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 & London， 2001，p. 57。 [36]《坤舆图说》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述内容见卷下，第6、41-42页。 [37]《坤舆全图》的问世时间，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未言，研究者有说是约1670年，有说是1674年，既然《坤舆图说》自称是为先前的地图而写（其法文标题即如此说），想必地图不应是1674年问世。此图蓝本一条见Theodore N. Foss，“A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Jesuit Cartography”， in Ronan and Ohedit，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1582 -1773，Chicago， 1988， p. 214。 [38]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 [39]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2. [40]此词尤指非西方的人种或文化的历史，西方汉学家通常将17-18世纪耶稣会士写作的概述中国全貌的作品归入此类。 [41]Le Comte，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London， 1739， p. 120-121. [42]大概是指西班牙的Isla de Tenerife。 [43]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2。葡萄牙使臣事应指康熙九年（1670），大西洋傅而都嘉利亚国贡使玛纳撒尔达聂入贡事，使团1667年就到澳门。此时广东巡抚为刘秉权。 [44]有关内容可见Du Halde，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Vol. I， London，1738， p.280。 [45]De Marsy，The History of China，London， 1763，p. 293-295. [46]有关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和礼仪之争对他们文本叙事的影响，可见拙著：《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7]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p.55-56. 作者简介：吴莉苇（1975—），女，浙江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关系史。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0卷，第3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