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狂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汉诗创作，在日本近世诗坛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江户明治时期狂诗的盛行，印证了汉诗扎根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其形式及表现内容都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从而演绎出汉诗风格样式的丰富多样性。在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日本汉诗人不仅创造出了传统形式的日本汉诗，而且还在努力探求汉诗与日本俗体诗的结合之途。日本狂诗表现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滑稽和俚俗两大要素的巧妙融合。日本狂诗的演变过程中出现过三次创作高潮期，对市民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近世日本汉诗的一大新变，对近代东亚汉诗发展贡献独特。 关键词 日本汉诗 狂诗特征 中日汉诗比较 东亚汉文学史 一 从保留下来的日本汉诗典籍看，江户时代之前可以称作狂诗的诗作数量很少，主要保留在五山诗僧编辑的《滑稽诗文》、一休宗纯的《狂云集》以及文之玄昌的《南浦文集》中。谈论日本狂诗的发端总会提到一休宗纯的《狂云集》，这位行为怪异的狂僧有点类似于中国明代苏州文人唐伯虎，民间对其过人的智慧才华及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都极为崇拜，身后皆出现了大量的美化故事，比如中国有“唐伯虎点秋香”、日本有“聪明的一休”等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一休宗纯被视为日本狂诗的鼻祖，其诗集中滑稽狂悖之作不少。[1]略举两首如下： 花咲花而易老花，花颜花盛梦中花。 花时花亦可情重，花落花过谁问花。 ——《恋》 有钱有酒有金银，今年初成大德人。 当寺他山若僧达，未申案内往来频。 ——《岁旦》 除了个别的日语词汇，从语言形式上看基本上是中规中矩的汉诗，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的文人都可以明白无误地了解这些诗的含义，也就是说这些诗篇写的是有点儿狂味，但还称不上是日本特有的狂诗。 一休宗纯之后，署名一枝堂主人的《童乐诗集》值得注意，这是江户初期的一本狂诗集抄本，根据序文可知诗集主人是一位在姬路藩效力的浪人，曾在江户住过一段时间，享保九年(1735)六十岁而卒。该诗集所收狂诗多为享保年间的作品，该时段的狂诗数量极少，狂诗集手抄本能够保存下来更属难得，故弥足珍贵。其中有两首曰： 位牌知行如我功，忘君亲恩勤业空。 才艺劣他武具蠹，大禄高鼻俗士风。 ——《身程不知》 今宵春冬分目军，挂取攻来恰如云。 或谓留守或隙入，样样请和曾不闻。 ——《除夕》 第一首是说一些人倚仗世袭而得到“位牌”大禄，却忘恩偷懒，才艺荒疏，仍然目中无人，自视清高，这就是俗士的坏风气。第二首是劝告世人不要随意借钱，不然到了年关日子就很难过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首诗中的日语词汇用的极为自然，像“身程”、“高鼻”、“挂取”、“隙入”等，都是日本特有的汉语词汇，化用在汉诗中，形成了浓郁的日本风味，也形成了诗作表达过程中的滑稽和洒脱，这与五山时期滑稽汉诗偏重于语言游戏的写法已经不同。同时，作者似乎已经明白故意让汉诗的形式和内容出现不平衡，让俚俗的词语与高雅的诗歌形式发生某种不和谐，正是这种不平衡和不和谐，恰恰能够给当时熟悉汉诗的日本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滑稽感和震撼感，这种写法离江户成熟期的狂诗已经相距很近了。 二 日本狂诗的第一次高潮在江户明和年间(1764—1771)出现的，而得到日本汉学界公认的标志，就是大田南亩于明和四年(1767)在江户刊印了《寝惚先生文集》。这本薄薄的个人汉诗文集的刊印，标志着江户狂诗的横空出世，也宣告了日本狂诗创作高潮期的到来，因而在日本甚至东亚汉文学史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18世纪初，在江户讲学的荻生徂徕(1666—1728)对作为占据主流地位的朱子学中片面注重道德教育的倾向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批判。以徂徕为中心的蘐园学派，倡导强化政治统治功能的新儒学，放弃不切实际的道德修养规则，主张宽容和接纳人的自然性情，具有解放思想观念的倾向。在具体的教学中，还把传统的经学研究与现实的汉诗文创作分别对待，流风所及，就造就出有利于汉诗文创作的宽松环境氛围，促进了江户汉诗文创作的开放和全面繁荣。在江户初期，汉文学还只是停留在贵族、僧侣等社会上层人物的圈内，汉诗创作属于高雅活动，与市民百姓的俚俗生活毫不相干。但是进入18世纪之后，汉诗创作的风气也出现了变化，许多汉诗人开始打破雅俗的严格界限，认真关注市井民间的生活状况，汉诗中也频频出现俚俗生活的内容，歌咏市井百姓生活已经成为新的风气。同时，江户文坛上还出现了大量戏作的风潮，通俗文学大量刊印，描写市井俚俗生活的洒落本、黄表纸风行一时，其中充满着讽刺、调侃、滑稽、逗乐的题材内容，是当时繁荣的城市生活面目的生动写照。狂诗写作高潮便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背景下出现的，现存最早刊印的江户狂诗文集是宝历十一年(1761)大阪汉诗人桂井在高刊印的《古文铁炮前后集》，这是一部对当时日本广泛流行的汉诗文选本《古文真宝》的翻版调侃之作。《寝惚先生文集》是大田南亩19岁时刊印的狂诗文集，据时人平秩东作《莘野茗谈》中记载，大田南亩大约在出版该书的两年前，曾经拿着约二十首狂诗草稿给他看。他对大田的滑稽才能留下了深刻印象，鼓励其继续创作，并与书商斡旋，终于促成了该书的出版。初版的《寝惚先生文集》分两卷，卷一收汉诗27首，卷二收汉文10篇。从所收的汉诗看，多写江户市井生活百态，令人耳目一新。如《江户见物》诗曰：“江户膝元异在乡，大名小路下町方。二王门共中堂竣，两国桥逾御马长。悬直现金正札附，小便无用板屏傍。吉原常与品川赈，傥是狂言三戏场。”此诗为七律体，押下平声七阳韵，从汉字组合看，符合汉语近体诗的规则，但是不懂日语者却还是基本上看不明白诗中写了什么，原因就在于诗中大量使用了日语词汇，同样是汉字，词义却完全不同于汉语。比如“膝元”，指天皇和将军等权势者居住之所。“大名”为街名，在今东京都千代田区的丸之内，是一条南北向的大街。“二王门”指上野东睿山宽永寺的仁王门。“悬直”一句，是指日本桥一带高级和服店的售卖方式，现金交易。“小便无用”，此处禁止小便的意思，当时江户城内闹市区的板壁墙脚处，到处可见这样的纸贴条。“吉原”、“品川”都是江户市民的娱乐中心区，多妓楼、酒馆及戏院。“狂言”，日本的歌舞伎，江户城内有中村座、市村座和森田座等三大戏场。明白了这些日语词汇，诗中一幅热闹繁华的江户城市图貌便凸现出来了。当然，大田南亩的狂诗并非都如此刻意使用独特的日本词汇，比如《江户四季游四首》，对于东亚国家的汉诗人来说基本上都能看懂： 上野兼飞鸟，花开日暮里。 三弦茶弁当，多有幕之里。 ——《春》 川长两国桥，花火燃前后。 歌响屋形舟，皆翻妓子袖。 ——《夏》 七月乍凉出，扬舟土手通。 灯笼多见物，尽入大门中。 ——《秋》 忽闻颜见世，番付卖人声。 正是芝居好，应侵夜雾行。 ——《冬》 选择了江户四季中的四个代表性场景：春天在上野、日暮里赏樱花；夏夜在两国桥赏焰火；秋季在吉原欣赏盂兰盆会的点灯风俗；每年冬季的十一月一日，到剧场(芝居)观看歌舞伎演员签订来年契约之后的开张演出，称之为“颜见世”，这些都是江户市民们最为熟悉的年中行事，大田南亩将其用汉诗的形式生动写出，确实是前无古人的新尝试。同时代的服部南郭也写有《东都四时歌》组诗，分为春、夏、秋、冬四首五绝体，所不同的是，服部南郭写的是正体汉诗，而大田南亩写的是狂体汉诗，对于江户的下层市民百姓来说，或许滑稽风趣的狂诗更加通俗易懂，也更能引起他们的喜爱兴趣。 谁都没有预料到《寝惚先生文集》的出版会一炮打响，反响会如此巨大，使得这位19岁的汉诗人很快便闻名于江户城。当时的汉诗人纷纷模仿其写作，书商们也闻风而动，各种滑稽风趣的汉诗集相继刊印。大田南亩自己也再接再厉地写狂诗，之后又出版了《通诗选笑知》(天明三年刊)、《通诗选》(天明四年刊)、《坛那山人艺舍集》(天明四年刊)、《通诗选谚解》(天明七年刊)。近二十年的创作，使得大田南亩当之无愧地成为江户狂诗的代表性诗人。大田南亩在江户刊出《寝惚先生文集》的两年后，京都18岁的汉诗人畠中正盈(号铜脉)也刊出了狂诗集《太平乐府》，同样是把日本化的汉诗写得风趣幽默，风行一时，形成了江户狂诗的东西两璧，狂诗作为日本汉诗的一种诗体也得以确立。寝惚和铜脉可谓英雄出少年，开启了江户狂诗的创作高潮。明和七年(1770)江户的闇云先生刊出了《娱息斋诗文集》，浪华(今大阪)的天所出版了《浪华狮子》，可可子刊出了《茄子腐稿》。次年又出现了《扫溜先生诗集》、《毛护梦先生纪行》、《片低先生诗集》等。从明和年间到天明年间，狂诗兴盛不衰，大田南亩的狂诗大多以李梦龙《唐诗选》中的名篇作为调侃模写的对象，而畠中正盈的狂诗则多以嘲讽市井生活中的滑稽现象为主，像《势多唐巴诗》(明和八年刊)、《太平遗响》(安永七年刊)、《狂诗画谱》(天明六年刊)、《天平遗响二编》(宽政十一年刊)等狂诗集都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寝惚和铜脉两人一次都没有见过面，但这不影响到两人间的书信往来及诗歌酬唱，到了宽政二年(1790)，两人甚至还把互相间的赠答诗作汇集成册在京都刊行，这就是《二大家风雅》。这部狂诗集以两人酬唱诗作为主，同时收入了其他人尤其是京都诗人的狂诗作，因而也是一部当时的狂诗选本。此书不分卷，首列铜脉的《遥寄寐惚先生》： 客莫如坊主，佛无贵随求。 茶屋悉受恶，借钱积如丘。 道乐异见重，亲类相谈催。 直行其夜短，朝饭过未回。 近日被追出，忽向关东之。 戏气尽又尽，偶有寐惚知。 从京都寄往江户的这首诗，透露出铜脉对于寐惚的尊敬和亲切感。两人都属于下层武士阶层，仕途无望，过着清贫的生活，又都年轻气盛，有着桀骜不群的诗歌才气，因而两人是惺惺相惜，互相赞许。末句中提出的“戏气”很重要，因为这是形成优秀狂诗人的根基，所以尤其值得珍惜。大田南亩显然与铜脉是趣味相投的，他立刻步韵回答了赠诗《和答铜脉先生见寄》： 狂诗无和者，年来且相求。 门番留老子，坭坊叱孔丘。 从知四角字，贫乏转相催。 文盲多大才，腹筋日九回。 偶读太平乐，御作又有之。 始识我姓名，君能御存知。 诗中“留老子”“叱孔丘”两句表明了大田南亩的政治观念取向，即热心于老庄之学，而对幕府官方独尊的孔子儒学则敢于批评。“文盲多大才”又直接说出了他重视市民俚俗文艺的观点，狂诗即是面向市民百姓的一种通俗文学。“太平乐”指铜脉的《太平乐府》，与《寝惚先生文集》一样，都是江户狂诗的开山力作，也成为江户狂诗第一次创作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作。 三 日本狂诗创作的第二次高潮期出现在文政初年(文政元年为公元1818年)，而以中岛规(号棕隐)为领军人物。此前的宽政年间(1789—1800)，江户将军幕府采取了从紧控制的文化政策，这些法令政策都对江户、京都、大阪等大都市的市民生活产生了种种限制，自然不利于狂诗的发展。加之铜脉的过早去世(1801年，享年50岁)，寐惚对戏作(包括狂诗)兴趣的减弱，江户狂诗创作出现了低潮。尽管如此，狂诗的创作还是根植于市井民间，在低潮中保存着其顽强的生命力。文化年间(1804—1817)还是有一些狂诗集刊行，比如署名桃花园编撰的《幼学自在诗楷梯》，文化一年(1804)江户版；狂言堂的《忠诗选谚解》，文化二年(1805)京都版；生醉山人的《狂诗语》，文化十年(1813)京都版；鼻垂先生的《同乐诗钞》，文化十年京都版等等。文政二年(1819)，京都的堺屋伊兵卫刊印了安穴道人(中岛规)编撰的《太平新曲》，安穴祖父曾为江户前期京都著名学者伊藤仁斋的门生，父亲亦为下层儒者，研习汉学。中岛规著有《棕隐轩诗集》、《金帚集》、《都繁昌记》、《东游集》、《鸭东四时杂词》等汉诗文集，又曾与赖山阳(1780—1832)隔壁而居，两人同为当时京都的代表性汉诗人。安政二年，中岛规以安穴道人的别号刊出了《太平新曲》，次年刊出《太平二曲》，再次年又刊出《太平三曲》。天保十年(1839)又刊出《天保佳话》，天保十四年(1843)再刊出《天保佳话二编》。这些接二连三刊出的狂诗选集，在京都诗坛引起了持续的反响，促成了安政、天保年间狂诗创作的复兴，各种狂诗集再次推出，安穴道人也就成为江户狂诗创作第二次高潮期中的代表性诗人。中岛规编撰的狂诗选集并非都是他一个人的诗作，而是包括了周围的诗友及门生如包括愚佛、邹可潭、乌山人、武朝保等人的狂诗作品，这些选本的刊出意味着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京都狂诗人流派。中岛规刊出的多种狂诗集中，以《太平新曲》的影响最大，其中中岛规本人的狂诗又以善于嘲讽而闻名于诗坛，如其刻画当时的江户人和京都人互相嘲讽和互不服气的情形： 《江户者嘲京》两首 木高水清食物稀，人人饰表内证晞。 牛粪路连大津滑，茶粥音向叡山飞。 算盘出合无立引，筋壁连中假权威。 女虽奇丽立小便，替物茄子怕数违。 常叩石桥如渡苇，毕竟皆为钱回无。 胜手吝啬总眠目，上边追从难许肤。 带占鹅绒买不切，钵遣南京出煎枯。 最怜历历御见物，各包握饭出花都。 《京者嘲江户》 风荒火早狗粪多，汲立水道泥杂沙。 杀厨买鲣食倒客，卖娘出祭浮气爷。 喧哗割头中直早，丧礼荷桶鼻歌赊。 身上徒磨铜壶盖，年中上下赖质家。 只好头胜张込强，了简恒出无徹方。 素见潮来尾先暗，木遣音头肝声黄。 亲分口利皆唐穴，火炎威势大篦坊。 元来皆因意地丑，费钱买喰鼻下忙。 从日本史发展的角度客观地看，京都是古都，江户(今东京)是新京，两个大都市都是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的集萃代表之地，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的城市风格面貌与市民生活习俗，这些正是日本城市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多彩之处。但作为同时代生活在不同城市的人，却经常会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彼此间的褒贬评论，刻意去寻找对方的丑陋之处，衬托和张扬自己的优异之处，在这样的贬人褒己的比较中求得某些优越感。这种城市间的互相攀比较劲、各自褒贬的言论表述，古今皆然，本不足为奇。然而，这类言论出现在狂诗中，还是首次，当属中岛规的独创，而且在狂诗中写得如此生动具体，栩栩如生，确实令时人读之莞尔。中岛规长期生活在京都，曾经东游江户，对于这两个大都市都很熟悉。尤其是他用学者的细心和狂诗的夸张诙谐来勾描这种大都市间的文化差异，用汉诗特有的形式展现出市井生活的种种特异之处，确实有着雅俗同赏的妙趣。安穴道人的诗友及门生中以愚佛较为活跃，在《太平新曲》和《太平二曲》中都收有愚佛的狂诗作品。此外，愚佛自己也编撰了《续太平乐府》(文政三年)、《钝狗斋新编》(文政五年)、《太平文集》(文政六年)、《续太平文集》(文政七年)、《太平风雅》(文政十一年)等汉诗文集，其中颇多狂诗作品，在文政年间的京都诗坛俨然成一大家。他编撰的狂诗集中，收罗了都是各地的诗作，比如附近的兔鹿斋、顺斋、游足斋、乌山人、大极堂有长等人，还有金泽的痴医斋萃奈仁、彦根的间拔山人、浪华的南宫等外地诗人。甚至远在江户的半可山人这样有名的汉诗人也将其狂诗作寄给愚佛，编入其狂诗选集中。据青木正児先生推测，愚佛很可能只是京都城里的一个小市民（1）。从蜀山、铜脉的狂诗看，尽管写得俚俗滑稽，但是骨子里还透露出一股士人志气，他们的身份毕竟都是下层武士；安穴的狂诗也写得世俗细致，但是细品还是看得出儒风尚存。相比较而言，愚佛的狂诗则全然是繁华城市下层生活的直接描述，充满着浓郁的市井俗气，称得上是狂诗中的白乐天。其《续太平文集》卷一《道乐园记》又一段自我描述写道：“愚佛平生饮酒，左采茶碗，右持德利，不辨浊酒、鬼杀、伊丹、诸白之分。其于肴也，自红叶、锄烧、丸古、吕焦至泥鯂、油扬、鲸铁、鲍和旨物，皆集盘中。合口者喰之，虽无合口物，何打太鞁附人之请伴哉。醉回气浮，则张肝声，歌长歌，出糟声，语净留利，为加贺屋之声色，为高丽屋之身振。或怀手覗手妻，又脸被唆店，付莽莽虚虚，惟任足所向。山猫折乎，太夫时买，寝无叱者，起无褒者，身代与五体持，崩为痫症。隆隆焉，欢欢焉，不知天下之内，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命之道乐。”这段自画像中满足于市井间的饮食歌舞，醉心于声色娱乐，此为太平盛世中小市民之常态，愚佛寓所取名为“道乐”，自然含有知足常乐之意。其狂诗中颇多小市民的喜怒哀乐，其口吻全然是市井中的芸芸众生，比如《七夕》：“无船难渡天之川，一年一度鹊桥悬。人间推量御待远，近年取越一夜前。”京都的七夕之夜极为热闹，而且近年来有提前过节的倾向，因而商机无限。再比如《精灵祭》：“大暑时分来远方，驰走饮水不饮汤。况逢团子牡丹饼，可怜亡者成食伤。”酷暑长途旅行，又渴又饿，此时大量喝冷水，大吃京都名产糕团牡丹饼，就容易伤胃，甚至涨腹而卒。诗人祭奠的显然是这样一位亡者。还比如《汤屋》：“入手込合汤如泥，臭气胸恶户棚里。不知何者股藏毛，按我首筋似佛子。”描写京都最简陋的公共浴室内的入浴场景，虽则粗俗不雅，然比喻生动，显示出其狂诗俚俗到骨子里的本色。从安穴到愚佛，尽管风格不同，水平有差异，但其狂诗创作及出版狂诗选集的活动影响很大，带动起了江户狂诗创作的第二次高潮。 愚佛之后，在狂诗创作中取得较大成就的是半可山人和方外道人。半可山人是汉诗人植木玉崖(1781—1839)的雅号，他生于天明元年，历经天明、宽正、享和、文化、文政、天保，在天保十年去世。半可年轻时曾师事蜀山人，其后半生主要以幕臣的身份住在江户，而此时的江户城内可谓汉诗人云集，像大窪诗佛、菊池五山等著名的汉诗人及其门生都聚集于此，还有昌平黌的儒官野村篁园及其门生友野霞舟为主的幕臣汉诗人俱乐部，植木玉崖即为其中的一员，有《半可山人诗钞》(天保五年跋刊)传世。半可山人的这本诗集又名《狂诗妙绝》，收狂诗49首(五古2、七古2、五律2、七律12、五排律1、五绝6、七绝24)。半可山人的狂诗基本上遵守了汉诗的押韵和平仄律，尤其是符合汉诗的平仄，这一点是前面的狂诗人都很难做到的。如其五言绝句《吉原》：“大门五十间，游女三千人。几家子息殿，来成勘当身。”《船馒头》：“唐诗长干行，和歌朝妻舟。欲入俗物耳，即是船馒头。”五言律诗《岁暮急作》：“未掘门松穴，先闻煤扫音。釜随赁饼走，豆入福茶沉。年内无余日，世间多借金。空空待正月，却羡子供心。”用俚俗的日语汉字词汇描写江户的市民生活，另一方面却严格遵守汉诗的形式要求，兼顾好此两点，却是很不容易，因此半可山人狂诗创作的出众才华得到了时人及明治以后汉诗人的高度推崇。方外道人的本名是福井健藏，又号梅庵，江户世代医家出身。其狂诗多写江户市井间的风俗人情，千姿百态，尤其擅长咏物。有《茶果子》(天保四年)、《江户名物诗》(天保七年)、《干果诗》(弘化四年)等狂诗集刊行，内容之丰富，描写之细腻，在当时江户诗坛是独树一帜的。其《咏樱》：“八重樱出奈良都，折向唐人欲抚须。莫言四百余州广，如此名花一本无。”樱花代表着日本，赞颂独一无二的樱花，充满着大和民族的自豪感。还如《内田屋酒店》：“昌平桥外内田前，德利如山酒为泉。孔子门人多上户，瓢箪携至是颜渊。”描写江户幕府昌平黌学府门外都是热闹的酒店，来往饮酒者大都是从官方学府出来的孔门弟子，嘲讽之意就包含其中。还有《万八书画会》：“万八楼上书画会，不拘晴雨御来临。先生席上皆挥毫，账面频付收纳金。”举办书画展销是当时书商经常采用的促销方式，促销成功后，便出现了先生忙着挥毫应付顾客所求，账房则忙着收钱，显然是一场成功的文化促销会。再如《十轩店雏布》：“小振内里古今雏，舟月玉山细工殊。唯恐节前悬直甚，试附半分打手呼。”这是一家出售和服布料的专卖店，节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开始进行销售竞争。方外道人的狂诗描写细致入微，尤其是《江户名物诗》中，对江户百姓的生活细节处处都加以注目，留下珍贵的刻画记录，真实展示出江户市井文化的奇妙魅力，表现出狂诗特有的品位价值。方外道人同时的不少狂诗人都更为细致地刻画了市井生活的细节画面，如中洲极堂先生的《年中狂诗》(天保二年，1831年刊)；仰山先生的《浪华狂吟》(天保三年，1832年大阪刊)，《天保山百首》(天保六年，1835年大阪刊)；仁为、五十折合著的《狂诗百百色染》(安政二年，1855年江户刊)等。这些狂诗集皆偏重于实录民俗风情及市井生活的细节，诙谐滑稽的成分较之以前的狂诗而言逐渐减少，而趋向于中规中矩的汉诗格式，这是应该注意到的一种变化倾向。安穴先生(中岛规)曾在其《加茂川五景诗》序中有感而发：“狂诗之作不知其所始，五十年前铜脉、寝惚两子颇得风调，人争为上手。今皆拔舌于地狱，遗编徒成店曝。好事者虽间遗其形，而雅不知诗。故平仄悉违，颠倒每多。至句调之响、对语之工合，则绝无其考。杜撰最甚者，赖假名附以填无理字，使人如我所谓，倘消假名则顿不可解，此岂狂诗哉？”这段当事者的感言，指出了当时狂诗创作潮流中一种突出的现象，就是按照日本假名的发音来选择汉字填入诗中。这种糅合假名和汉语的狂诗，对于识汉字不多的日本市民来说，因其通俗易懂又充满滑稽风味而大受欢迎；但是对于正统的汉诗人来说，这种由雅转俗、甚至俚俗到庸俗搞笑的写法，则理解为是汉诗创作的衰退，这种看法上的差异或许正反映出了临近幕末时期狂诗风调出现调整变化的内在原因。 四 日本狂诗创作的第三次高潮出现在明治年间(1868—1912)的前期和中期。与前两次高潮期相比，明治年间写作狂诗的人数增加，但在诗歌形式方面的探索和变革却不多，也没有产生出像上述寐惚、铜脉、安穴这样的代表性狂诗人，因此明治年间狂诗的兴盛，可以认为是日本狂诗发展历程中的热闹谢幕。明治维新的成功实施，彻底改变了日本的社会制度，迅速提升了日本的国力，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日本。数十年的励精图治，使得经济持续繁荣发展，西洋文化与本土文化大融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江户时代都市娱乐文化的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光大，在全面贯彻西洋舶来的政治改革热潮中，追求享乐戏谑的风气也在蔓延，社会处在欣欣向荣的变化中。明治初年文明开化，自由思潮涌动，文社诗社及各种类型文人集社纷纷出现，汉诗文创作也形成高潮。随着活字版印刷的普及，各种新闻报纸杂志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中不少是专门刊登汉诗文的杂志，这就为汉诗的兴盛其中也包括狂诗的繁荣创造了新的条件。据日本学者杉本邦子《明治的文艺杂志》一书中考证，明治时期公开出版的杂志数量达到345种（2），其中的《新文诗》、《明治诗文》、《花月新志》、《团团珍闻》、《东京新志》、《骥尾团子》、《桂林一枝》、《春野草志》等明治前期的文艺杂志以刊登汉诗文为主，大量的俗文学包括狂诗就主要刊登在这些刊物上，借助时尚的印刷刊物而大量流行，形成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影响力，这就使得明治狂诗的写作和流传有别于前代。从诗歌内容看，明治狂诗最为突出之处，就是大量表现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出现的新面貌和新气象。下面数首号称七绝体的狂诗都摘录于《古今狂诗大全》，从中可见明治狂诗面目之一斑： 《舞踏会》花月樵史 流行渐及化洋癖，舞踏熟来屡上席。 奇状夫妻携踊时，旦公鼻下长三尺。 《新闻广告》爱柳痴史 著书翻译又何何，胜手自由吹法螺。 中有可惊大安卖，先生名义灭法多。 《东京洋学生》总子 月滞宿料穷书生，偶卖洋书买牛煮。 君仆我辈空论外，时闻藤八五文声。 这些狂诗作品描画了明治维新时代中的社会各个侧面，其生动细致的瞬间场面刻画，滑稽俚俗的语言表达，至今读来仍然令人发噱。文明开化之初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舞会上丈夫的醋意、大量出版书籍中的鱼目混珠、铺天盖地的廉价广告、城市马车业的辛苦经营，还是市民们对于议员议事的关注、对于国家经济预算失衡的抱怨、洋学生对日本文化的热衷，汉学衰落中的师生堕落，狂诗作中的这些点点滴滴，都成为明治初年日本社会的绝妙写照。和与洋、新与旧、雅与俗在碰撞中的趋向融合，成为维新时期日本城市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而应时运而兴盛的狂诗创作自然也反映出了这样的时代特色。明治时代的汉诗人中对于狂诗创作起过较大推进作用的首推成岛柳北(1837—1884)，他出身于江户儒官家庭，长期在幕府任文官，曾经游历欧洲，后创编《花月新志》汉诗文杂志，开辟狂诗专栏。又著有《柳桥新志》一书，详记明治开化初期江户妓院歌楼的盛况，此书长期流行不衰。当时狂诗选本主要有原田道义编撰的《东京开化繁昌诗选》和《开明讽喻珍文莞诗》；福城驹多朗编撰的《开化穴探狂诗选》三编；榊原英吉编的《明治太平乐府》四编；新田保之助编的《狂诗余学便览》二编；方外道人编的《笑注干果诗》；土田淡堂著的《正变狂诗选》；胡逸轮道太编的《明治狂体咏物诗选》；三木贞子编撰的《古今狂诗大全》；狂狂山人编撰的《狂诗选》等等。明治时期的狂诗集刊印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前代，狂诗中描写的社会现象及社会层面也扩大了许多，将汉诗的创作及欣赏的群体前所未有地扩大到了广大的市井平民阶层。这一变革，对于东亚汉诗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对中国清末和朝鲜李朝末年的诗体新变及诗界革命都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从东亚汉文学史的发展角度看，日本狂诗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注释： [1]日野龙夫在《江户汉诗の世界》中说：“一休所作称得上狂诗的约二十首。”(日野龙夫：《近世文学史》，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252页) 参考文献： (1)青木正児.京都を中心として見たる狂詩[M]//青木正児全集:第2卷.东京:春秋社,1969:326. (2)山本邦子.明治の文芸雑誌[M].东京:明治院,1998:303-310. 作者简介：严明(1956-)，男，江苏苏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明清诗学与东亚汉诗学研究。 作者通讯地址：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至19世纪东亚汉诗学比较”成果之一(05BZW 003) 原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