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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认真读两本书。 一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比较文学学者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由南京大学许钧和钱林森两位先生翻译，15年前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去年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此外，这本书还有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的耿昇先生的译本，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法兰西》。这本书从欧洲文化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名著。在理论方法上，作者基本上采取了法国学派的做法，注重不同文化传播的接受和影响的研究。从史料的角度来说，它提供了大量详细的实证性材料。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还很难做到这样的水平。例如，中西文化传播史上一个很重大的事件——“礼仪之争”。当时，利玛窦主张教徒可以祭祖祭孔，但耶稣会内部以及其他修会都有人反对，认为中国人加入教会就不能给爹妈上坟，不能祭孔。这个争论当时很大，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转折点。 对礼仪之争的研究，国内的李天刚先生做得也很不错，但一些基础性的文献我们还是看不到，如当时利玛窦死后，龙华民坚决反对祭祖祭孔，认为中国的宋明理学就是无神论，就是唯物主义。但这方面的相关材料至今中文学术界尚无翻译过来，学者所用大都是部分英译的内容，而这本书里就有详细的介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都作出了很多的努力，但对近300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础性文献还未能进行很好整理。注重文化传播影响细节的研究，是这本书一个可贵的地方。而且，作者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认为中国文化在很长的时间里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他还认为，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好事情，欧洲之所以走出中世纪，与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有很大关系。作者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比较公允地记录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情况。 另外，如果从马可波罗算起，中国文化在欧洲不同国家传播的历史很长，涉及很多语言，而语言障碍也是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能同时会英语、法语和德语的学者已属不错，能同时通晓葡萄牙文、希伯莱文、拉丁文等语言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们目前的知识能力和阅读能力还达不到。因而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也可见一斑。 另一是考狄（Henri Cordier，1849 -1925）所编的《考狄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共四卷）。这本书是西方从最早开始一直到1921年所有关于中国书的总目。5年前我们和德国汉学家、目录学家魏汉茂合作，对其中的书目做了索引。计划在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目对汉学研究的价值，就是将中国文化真正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梁启超早年说过，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这是研究中国的三种境界。要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哪些东西已经被人家翻译了、已经研究了，哪些他们研究得好，哪些研究得不好。这就要从像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的那样，先从读目录开始。 陈寅恪先生当年从欧洲回国，在清华国学院开课，就是主讲《考狄书目》，傅斯年等人也非常重视这部书目。我们现在做中国文化在世界（特别是在欧洲）的传播研究，如果从全球视野中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有很多的基础工作要做，做这部书目的索引，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小小的进步。欧洲人在1962年再版了这本书，但没做索引，我想这本书及其索引的出版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欧洲汉学史及中国史的研究都会有一定的用处。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我们是“文革”结束恢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时进入学堂的，跟着老师一步步走上学问的道路，当明白自己的学术使命时，已经是进入花甲的人了。我很敬仰民国期间开创现代中国学术的那一代人，今天看起来在局部或细节上那时的学问也已经被超越了，但他们的学术精神仍强烈影响着我们这一代。我特别佩服日本学术界扎实的学术精神，译本做得很好，在基础文献上下了大工夫，几十卷的兰学资料和大航海后西学东来材料都整理了出来，那是要耗去时间和精力的，但正是这样，后一代人的学问整体上在进步。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献身精神，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整个中国学术的进步做些事。 中国现在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产生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的时候，中国学术腾飞的时代已经来临或即将来临。但如果准备不足，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当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国学的发展必须在国际学术大范围内展开，但这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投入这个事业中，才能真正在国际学术的范围内展开中国学术的研究。要做的事很多，要一步步来做。 （本报记者 陈菁霞采访整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02日0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