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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读王维。我早在上个世纪就形成了这个观点，且在文章中多次重复，譬如《东亚三国文化语境下的王维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12.1）的第二部分题目就是《“盛世读王维”的接受反应》。笔者以为，出现王维与阅读王维，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社会宁靖安定；一是读者宁静淡泊。王维与王维诗是盛世的特殊产物。盛世也形成了对于王维诗的特殊需求。 “众缘和合”的盛唐气象 就王维《山居秋暝》的解读而言，我原先也是阶级斗争的思维，认为诗之主旨是对社会的批判，诗中表现的是对社会的逃避。其实，此诗折射的是一种盛世面影，象征了盛世和谐的社会本质。诗中月呀松呀什么的，泉呀石呀什么的，还有晚归的浣女与渔舟呀，所有的一切，动静隐显，道法自然，亦物各自然，这是一种盛世才有的和谐，是一种“众缘和合”的世界，也是儒家的中和境界。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谐”是衡量盛世的最重要标准。所谓和谐，即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人的自身和谐。诗歌大而化之地分，一类是气顺的，一类是气闷的。不和谐则气就不顺。杜甫气不顺，常以“气闷”做标题，如《解闷十二首》，还有《闷》《拨闷》《遣闷》《释闷》等。李白不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气也不顺，而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唱叹。很多很多的诗人是因为气不顺而走向山林的，包括陶渊明包括谢灵运。王维则大不同，王维是自觉走向山林的。自觉走向山林，与被推向山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心态。“随意春芳尽，王孙自可留”二句，非常耐人寻味。诗人妙在仿辞，借《楚辞·招隐士》以比照，用楚辞中山林的十分阴森与非常恐怖，来强烈反衬其笔下山林的万般清馨与无比和融，表现无处不适意的题旨。从来就没有什么从社会中孤立出来的自然。如果不是盛世，如果不是气顺，王维笔下的景象则不会这样的和谐而静穆。盛世，无处不桃源，山中与朝中两适，春天与秋天同好。因此，将王维笔下山居说成是盛世和谐社会的一种象征，应该是没有什么牵强的。 王维的《终南山》，写的也是盛唐的终南山，写的是一个时代。其诗4韵8句40个字，句句写山，也句句写人，在变化中写山，写山的变化，以不全求全，以虚写实，表现的是人对世界关系的深刻把握。日本的唐诗学者川合康三在《终南山的变容——由盛唐到中唐》中认为，王维《终南山》“那种伟大与其说是忠实地写景，不如说是在由盛唐诗人的世界观所支撑的形而上的概念中创作出来的”；因此，“从这里我们能够读出盛唐诗人对世界的存在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信赖”。川合康三还比较指出，韩愈《南山诗》“通篇显出人和世界的紧张关系”。《南山诗》102韵，204句，1020个字，让人如观《清明上河图》。其中51个“或”字句，14个叠句，喷薄而出，盘空排奡，而欲将南山描写殆尽，诚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说，韩愈“差不多把一切有生无生之物，捕捉进来当作形容的工具的了”。韩愈的南山写得奇诡古奥，光怪陆离，折射的是中唐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人一种相生相克、相斥相依的艺术美感。王维、韩愈二诗的区别，亦盛唐与中唐之区别也。 王维擅“取境” 而杜甫擅“取象” 王维的《观猎》，是典型的盛唐的边塞诗，写的是盛世的边塞景象。王维的五律，是五律的极致，而其《观猎》是其五律中的极致，用沈德潜的话说就是“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唐诗别裁》）。非常滑稽，此诗在唐人选本中为五律，而却让宋人截为五绝，宋人只选了前四句，题目也改为《戎浑》。《全唐诗》里也叫《戎浑》，作者却变了张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很值得反思。《观猎》的前四句，正面直写，非常传神，然是常笔。后四句是奇笔，奇就奇在似与“观猎”无关而相关。一个“回看”妙不可言，神来之笔啊，黏合前后，诗意顿出。那“回看”带出了一个射雕典，以北齐名将斛律光暗比围猎的将军。原来将军就是射雕之人啊。前四句刻画将军的威猛神勇，后四句表现将军的意态从容，正侧互为关照，相得益彰，将军的形象愈发丰满而生动。正因为射雕将军的坐镇，边关才有这样的宁靖。“千里暮云平”，妙在景收，隐喻之意自出。这是盛唐啊，这是盛唐的边关啊！盛唐盛世天下升平，边关无事。将军哪里是在打猎？分明是在军演嘛，军演震慑，真个是耀武扬威啊。如果没了后四句，则大败诗意了。如果没了后四句，也显示不出王维的高明了。王夫之说：“右丞每于后四句入妙，前以平语养之。”他尤其欣赏王维诗的后半部分，认为这种造境乃“作者之极致也”。王夫之还强行拉杜甫来比，说杜甫擅于“取象”，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王维擅于“取境”，且特别好“取境”，乃其蕴藉敦厚的诗观所决定了的。 顾随先生说：“欲了解唐诗、盛唐诗，当参考王维、老杜二人，几时参出二人异同，则于中国之旧诗懂过半矣。”此论也是在将王维与老杜比，意谓王维与杜甫分别代表了两种诗体，代表了两个时代。杜甫诗的高潮发生在安史之乱后，其诗的史诗性质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写法。比较而言，顾随更欣赏蕴藉。他认为作诗如书法，需要讲求“无垂不缩”的含蓄。他直截了当地说：李、杜皆长于“垂”而短于“缩”；“李杜的诗发泄过甚”（《顾随诗词讲记》）。李杜诗发泄过甚，是他们的写法与传统的写法不同，与王维的写法不同。李白、杜甫因为一再失意失望，气之不顺则多不满与牢骚，多为寻找出路而找不到出路的生命呐喊与灵魂沉吟。这也正是李杜的伟大之处。老杜的伟大，在于突破中国诗的传统；李白的伟大，在于不走中国诗的传统。王维也同样伟大。王维的伟大，是将传统做到极致。以“温柔敦厚”衡量，有谁超过了王维的呢！盛世诗的最突出特点应该是“和谐”。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也真没有哪个时期在“和谐”上可以与盛唐比的。李从军说：“这种和谐，是要多少时代的漫长时间才适逢其时的。这种和谐所造成的伟大，是无法企及的。”（《唐代文学演变史》）什么是诗教？诗教的精髓就是一个“和”字。孔安国注曰：“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从诗美的角度说，我将李杜与王维分为两种形态，李杜诗是不和谐美，是冲突美、矛盾美；而王维诗是和谐美。清人赵殿成一生致力于王维研究，他说王维不管什么诗，即便是怀古悲歌或送人远迁的诗，都是浑厚大雅而怨尤不露的。他认为这才是得诗教之真谛啊！胡应麟说王维诗，和平而不累气，深厚而不伤格，浓丽而不乏情，这才是风雅极致呀！这种“和”气，才是真正的盛唐气象。 由质实而空灵的美丽转身 王维的出现，实现了中国诗歌由质实而空灵的美丽转身。我一直这么看，也这么说。就诗歌的发展轨迹看，诗是由质实到空灵的。王维一转身，诗歌又质实了，中唐诗又质实了起来。我之所以把大历时期说成是“后王维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此时期还是以王维的崇尚为崇尚，盛行的还是王维的诗风。王维强化了中国诗歌的形上性，以境为高，以逸为上，其诗也在意象与意境上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意境真正意义上的诞生，是在盛唐，是在盛唐诗中。意境的诞生，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美学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罗宗强先生在《唐诗小史》中说：“盛唐诗人艺术上的一个重要成就，便是创造了兴象玲珑的诗的意境”。“王维山水田园诗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这一类诗前所未有的高度成就。他把抒情与写景融为一体，创造出玲珑淡泊、无迹可寻的意境来”“在意境中表现氛围和绘画美，实在是盛唐诗人意境创造的共同成就，不过王维达到极致，足可为典型罢了。”罗先生反复说的“兴象玲珑”“玲珑淡泊、无迹可寻”，就是严羽早就说过的盛唐诗的基本特质，也是对王维诗之“空灵”的界定。李从军在《唐代文学演变史》中也认为，在诗国清澹的世界里，王维是个集大成者，在王维的诗歌中存在着双重意境，也就是有两个意境。如果说，意境创造真是诗歌的最高境界，那么王维的地位则是至高无上的。笔者在《王维诗选》的前言中说： 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哲人都十分关切人类自我救赎的问题。王维诗中思考与表现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人生的终极关怀。王维最喜欢描写自然山水的自然状态（不管什么题材的诗中都喜欢出现景物描写），最喜欢描写落日（介于光明与黑暗之间），最喜欢描写秋天（介于夏天的热烈与冬天的肃杀之间）。他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来演示或验证佛义禅理，探索宇宙人生与世态人情，表现人类所特有的超越有限而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寻求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以化解生存和死亡、有限和无限的尖锐对立的紧张状态。他诗中所讨论与反映的哲学命题包括：现象与本质，规律与超验，个别与一般，宏观与微观，瞬间与永恒，以及有无生灭，动静变常等等。 读王维的诗，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其诗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都是空幻不实的，都是美不胜收的……诗中的那些时明时灭的彩翠，合而复开的绿萍，转瞬即逝的夕阳，若隐若现的烟岚，都在契合刹那永恒这一本真之美，而让人于其中领悟到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物态天趣，而且是一种宇宙、人生、生命的哲理，是一种哲理化的禅悦的诗性情感。 王维特别擅长捕捉和摄入那些瞬间闪灭而动态不息的光影，擅长表现这些光影玄幻的迷离美。王维的最大本事，就是把大自然作为一种精妙语言而精妙运用，以自然静美的和谐展现而表现形上超越，以最简约的形式而表现最华丰的诗意内涵，诗的喻旨宏深，充满了微妙的暗示，形成具有象征意味的分合有无、瞬间永恒、动静变常的形上境界。 王维的诗，是盛唐盛世的特殊产物，充满了静气清气和气与灵气，形成其特有的闲适恬静、清秀空灵的美学境界。如果真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分的话，杜甫现实主义，李白浪漫主义，而王维似乎是象征主义的。王维是以诗来做人类终极关怀之思考的，其诗是哲学的诗，是诗的哲学。因此，读王维的诗是一种智性与审美的挑战。 （作者：王志清 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