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孙念礼（Nancy Lee Swann，1881—1966）将论文《班昭传》（“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女汉学家。孙的导师是以研究中国印刷术闻名世界的卡特（Thomas F. Carter），可惜1925年就英年早逝，看不到自己的学生戴上博士帽了。 班昭（约45—约117）是东汉著名才女，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因嫁曹世叔，后世常称她为曹大家。班昭生平事迹的主要材料见于《后汉书·列女传》：“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昭因上疏曰：……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其辞曰：……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清人章学诚认为班昭一生的文字事功“可谓旷千古之所无矣”（《文史通义·妇学》）。 班昭本是有文集的，《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曹大家集》三卷，可惜唐初就散佚了。所以孙念礼要完成博士论文，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收集班昭《上邓太后疏》和《女诫》之外的其他所有作品。经过查询，她在《后汉书·班超传》中找到了《代兄超上疏》，在《昭明文选》中找到了《东征赋》，在《艺文类聚》中找到了《大雀赋》，在《太平御览》中找到了《针缕赋》，在《文选》李善注中找到《蝉赋》的少量佚文，并把它们首次翻译成了英文。《汉书》中的八表及《天文志》虽然经班昭之手而得以完成，但她的编写到底占多大比例，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孙念礼在《班昭传》中并没有把它们当作班昭独立的作品而加以翻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孙对班昭所处的时代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进行了综合研究。 论文经过修订后于1932年在美国出版，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欢迎。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在书评中写道：“该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一位才女的创作，也生动地描绘了她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思想状况。”［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33(3)］J. K. Shryock也指出：“《班昭传》写得很出色，不仅是作者本人的荣耀，也是美国汉学界的荣耀。”［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3(1)］他进而认为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赞助这本书的出版是十分明智的决定。 《班昭传》出版后，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燕京学报》第22期（1937）《国内学术界消息》一栏中发表了齐思和的书评，对全书的内容和价值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此书于曹大家之生平事迹著作，搜集略备。……女士此书共分四卷十二章，首有序言，末附译文表及全书引得。首卷述大家之时代，略论当时之政治与思想背景，次卷述班氏之家世及大家生平事迹，大抵本《汉书·叙传》及大家本传，三卷论大家之文学作品，大部为《女诫》、《东征》等赋、上疏等译文，并论大家与《汉书》之关系，末卷则综论大家之道德哲学，人生观，文学造诣，都约八万言。全书大体考证精密，议论平允，足征作者于汉学造诣之深及其用力之劬。现今西人研究汉学风气多注重上古与近世，两汉之史，治者尚少，作者自谓本书所论，多系未经前人探讨之新域，自西洋汉学言之，固非夸语也。”齐思和指出《班昭传》在西方汉代史研究方面的开拓作用，是非常具有学术眼光的评论。 在初版问世70年后，《班昭传》作为《密歇根中国研究经典丛书》（Michigan Classics in Chinese Studies）的一种由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于2001年再版。著名汉学家曼素恩（Susan Mann）在重版前言中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从当下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价值尤为凸显。她认为孙念礼在20世纪初期就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是超越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确实，《班昭传》不仅在西方汉代史研究方面是个突破，在中国妇女史研究方面也是一个突破。 在《班昭传》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孙念礼还将和熹邓皇后（邓绥，81—121）的传（载《后汉书·皇后纪上》）翻译成了英文（“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Teng”），发表在1931年第2期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邓绥是东汉和帝刘肇（88—106年在位）的皇妃，永元十四年（102年）冬被立为皇后，和帝于元兴元年（106年）去世后，邓皇后迅速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直到去世，实际掌握朝政的时间达16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孙翻译邓皇后的传记，一方面固然因为她是影响东汉历史的重要人物，而另一方面则因为她是班昭的学生，传记中说邓绥“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英译《和熹邓皇后传》发表于1931年，比《班昭传》早一年，是孙最早的出版物。 博士毕业后，孙念礼加盟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后成为该校葛思德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的创建人葛思德（Guion M. Gest）是一位美国商人，20世纪初他在北京友人义理寿（Irvin V. G. Gillis）的帮助下，在中国购买了大量珍贵书籍。到1926年时，购书总量已达232种，8000册，存放立刻成为了一个问题，而且购买还在继续。葛思德的公司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家办事处，和当地的麦吉尔大学经常打交道。经过协商，麦吉尔大学同意为这批中文书建立一个专藏，并于1926年初对外开放。葛思德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Robert de Résillac-Roese被麦大聘任后，中文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于是麦大于1928年初聘请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孙念礼为助理。1931年，孙升任馆长，并担任馆长直至1948年，前后共17年之久。 这17年当中发生的最大变动是葛思德图书馆从加拿大移师美国。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葛思德公司深受影响，到1936时葛思德开始考虑转手这批藏书，但麦大无力收购，一番周折之后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孙念礼跟随这批藏书回到了自己的祖国。1948年高等研究院将这批藏书转让给邻居普林斯顿大学，但这次孙没有跟着这批文献一起搬家，年届67岁的她就此退休了。接任她的是不久后来到美国的胡适，胡成为葛思德图书馆的第三任馆长。 孙念礼在担任馆长期间，一方面对已有的书籍进行整理编目，另一方面积极协助葛思德、义理寿购买新的书籍。1931年她接任馆长时图书总量是7.5万册，到1936年则猛增至10万册。后来虽然由于经济问题不再购买，但10万册中文藏书也已经是洋洋大观，仅次于美国国会、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藏书。 孙念礼在公务之余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研究，她沿着早年的学术兴趣，逐渐将精力集中到对汉代经济史的研究上。她后期的代表作是将《汉书·食货志》及相关文献译成英文，并作了详细的注释，1950年以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为题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面世后即受到广泛的好评。杨联陞在同年12月《哈佛亚洲学报》的书评中盛赞该书是一部翻译杰作，“大大提升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认识”。胡适还专门为该书题写了中文书名。两位学者在孙的翻译过程中都曾给予过她不少帮助。孙念礼将这本书献给了葛思德，葛氏于1948年去世。同年，为了感谢孙长期以来为葛思德图书馆所作的贡献，高等研究院在她退休之际决定拨款3000美元资助她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签字批准这笔经费的是时任院长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美国“原子弹之父”。 孙念礼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结识了不少中国师友。后期主要是胡适、杨联陞，早期则有冯友兰、顾颉刚、杜联喆等。20世纪20年代孙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多次向这几位学者请教。另外一个她多次致谢的友人是江亢虎。江亢虎（1883—1954），早年倡导社会主义，曾建立并领导“中国社会党”，后来跟随汪精卫堕落为汉奸。江同时又是学问家，中英文俱佳，1913—1920年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中国文化，1930—1934年又执教麦吉尔大学。孙念礼在修改《班昭传》时曾就近向江请教，小叩大鸣，得到不少指点。1932年《班昭传》出版时江应孙之请题写了中文书名——《曹大家文征》。这个书名相当文雅，但考虑到该书并不只是将班昭的传世文章进行翻译，还有大量的研究，所以本文使用《班昭传》作为书名的中译——这也是齐思和书评中所用的书名。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08月07日19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