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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域外汉籍的影印与整理 在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中，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也是这一学科建立的基石。近年来，中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与学科话语的逐渐成熟为学人的访书意愿及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而国家课题、项目的支持更极大地推动了汉籍的整理出版。期间斩获颇为丰富，相形之下，学界对这些成果的利用却略显不足，故检述近五年所获的重要成果如下： （一）域外汉籍的影印 1.日本 中国典籍散佚在日本者极多，其间不乏珍本。皕宋楼藏书流入静嘉堂文库一公案至今为国人所扼腕。在访印日本汉籍的过程中，“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项目取得一定成果。大型影印丛书《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1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成绩不俗。由于收藏机构的性质特殊，国内学者获取资料较为不易。此丛书收入宫内厅藏本66种，其中包括线装书局2001-2003年所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第二辑所收21种，增出的45种皆为孤本、善本及学术价值较高而海内外利用不足者，如极其珍贵的宋刊单疏本《尚书正义》，其价值可以与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三山黄刊本相拟，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1929年虽刊有影印本，但流传不广，国内学者较难汲取。再如宋端平初年初刊初印本《诚斋集》、宋刊残本《景文宋公集》等均为稀世珍本，一些较为重要的书目如宋刊本《太平御览》、绍兴十七年本《初学记》、北宋本《通典》等皆在增补的范围内，而选择刊行的标准则更见编纂者的学术眼力。同年出版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宋元本汉籍选刊》（15册，杨忠等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与《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宋元本汉籍选刊》（8册，刘玉才，稻畑耕一郎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的编撰旨趣与之相同，所选皆为稀见善本，弥足珍贵。 另一种值得重视的丛书是《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70册，金程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与以上三者不同的是，此书系作者私人著述，所据底本一半以上皆为个人收藏，甚为难得。搜罗逸书达110种，包括易为人忽略的释典与蒙书，另附录22种中日早期著述及文本，可补正编所阙。遴选者皆罕觏之善本，如五山版覆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刊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乃首次共之于国众，两年后方被选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中。除对选本的严择外，是书非止于“述而不作”，所收书目均附学术提要，对版本情况及收藏地的考察特为精瞻，于前人所论谬误处亦有考辨，“参考文献”提示相关研究成果，可供学者查检，前言又综论和刻本刊行历史、底本源流等问题，极具学术价值。 关于音乐戏曲方面的资料有《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32册，黄仕忠、大木康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与《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前者以长泽规矩也所藏俗曲唱本为选取对象，书前编有介绍内容及流传过程之提要。黄氏又据天理大学、东洋文库等地所藏文献编成《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二辑），待付梓。后者除谱影外亦附有提要考辨。 《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高柯立编，北京：国家图书馆，2010）中所收前两种《天文要录》与《天地瑞祥志》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昭和七年钞本，已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不赘。 古琉球王国汉籍存于日本公私图书馆与文库者甚夥。继北京图书馆出版国图藏琉球资料三编后，《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3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全面收集日藏“琉球版汉籍”和“琉球人著作”两方面文献，刊影书目71部，加上下文将提到的一部整理琉球汉籍资料的著作与《琉球文献史料汇编》（宝川、谢必震主编，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此书勾稽中国史料，非域外汉籍著作），毋庸赘言，近五年的资料影印成果为有关琉球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汉文史籍丛刊》第一到第四辑（2012-2014）收集了大量的日本汉文史籍，最后两辑拟于今年出版，共收书500余种，版本价值不大，但方便国内学者检用。 单行影印本较重要者如《日本藏夏振宇刊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京都大学藏钞本水经注疏》（2册，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影印日本<论语>古钞本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南宋初刻本周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等。以上皆为古籍影印，《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张小钢编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一书则汇集了胡适、鲁迅、赵景深等近代学人书信，可资研究。 日藏艺术类资料有《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陈振濂主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此书收入大量邓石如书法作品，多数法帖皆首次公布，惟以未收日藏篆刻略为遗憾。 《日藏中国墨宝集》（（日）田岛志一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收录晋元间五十四位名家真迹如王羲之《孔侍中帖》等共五十六件作品，由当注意其中关于唐写经的文献。 一些总集也收录了日藏珍品，如《元画全集》第四卷（2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翰墨聚珍：中国日本美国藏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第2册（陈变君，陈克伦，单国霖主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排沙简金，亦可见宝。 2.韩国 近五年学界对韩国汉籍的重视较前十年有所提高，许多研究专题如使臣文献、汉文小说皆成为热点问题而得到持续关注，这与韩国汉籍的影印成果是相辅相成的。 以燕行文献为例，《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30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选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燕行文献三十七种，每种前有解题。而《燕行录全编》第一辑（1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二辑（10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三辑（10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则广泛搜罗文献达三百一十余种，可惠学人。 另外两部重要的著作是《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3册，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与《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2册，汪维辉等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诗文集全编》收录了集部39种，多有学界所未悉者，为目前该领域最全面之编修，前言、解题、附录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丛刊续编》所收教科书六种九本，如《汉谈官话》、《华音撮要》等皆海内孤本，极有价值。 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兴起，域外史籍资料引入工作的开展也陆续深入。如《李朝实录》（5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第一辑（16册，成都：巴蜀书社，2014）等。此外，《朝鲜所刊中国珍本小说丛刊》（9册，孙逊、（韩）朴在渊、（韩）潘建国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收入小说10种，由于选择底本精稀，附有中韩学者考论而成为难得之精品，其中如第9册所刊朝鲜刻本《新增九云楼》更为此书首次公开影印。 韩国方面出版了《韩国礼学丛书（后编）》（62册，庆星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釜山：民族文化出版社，2011），收录礼学文献111种，蔚为大观，完结篇16册的《丛书（补遗）》收录书目22种，较易被忽略，然皆有裨于东亚经学的研究。 3.越南 关于越南文献影印的主要成果当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联合编纂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3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是书搜集燕行文献79种，且附有学术考辨，为越南汉籍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自出版以来，得到了学术界持续关注，颇有学者加以利用。但也存在底本选择不精的问题。（参刘玉珺《阮辉<奉使燕台总歌>考校》，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0辑，中华书局2014年版，页277-291） 4.欧美 欧美汉籍的影印工作主要围绕几个汉籍收藏“重镇”如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藏书机构展开。 如据齐如山藏70余种珍稀曲本与小说而编成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5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收录了不少明刻本与民国抄本，极富文献价值。《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宝卷汇刊》（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汇集了中国宝卷80余种，其中有明代善本宝卷8种。 近代史料的出产也极为丰富。龙向洋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在2011-2013年间，分三次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83册，涉及经济、军事、科技各个领域。类似的丛刊还有《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吴松弟整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陈红民，傅敏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等，它们毫无疑问可以填补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推进学界对近代史的认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包含卷981，卷7756-7757与卷8841-8843。尽管三种书皆非首次影印，但此次为原大仿真印制，故而效果极佳，可资析赏。顺便提及去年出版的《永乐大典（卷2272-2274）》（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其中中间一卷原为加拿大华裔袁葰文女士所藏，现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 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汉籍的影印工作继续进行，五年间有三种成果：《清末时新小说集》（14册，周欣平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稿钞校本丛刊》（18册，周欣平、鲁德修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以及《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30册，周欣平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 《皇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林天人编，台北：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2013）收录古地图179组，这些资料在文史研究中常常容易被忽略，这对了解当时人的自我认知与对世界的认知极具价值与意义。 关于英法敦煌文献的影印有《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册，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014年间出版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6册。法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成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0-2013年间出版了第11-16册。值得重视的是《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清代殿试策卷》（2函3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如此规模的策卷影印当属首次，学人可徵。 传教士文献研究一直是学术热点，《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45册，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等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选录传教士文献153种，涵盖书籍、地图、星图、画本多个方面，二、三辑陆续将出。《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丛刊》（3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收录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和原抄本23种，其中布告、诰谕、颂词等善本文件兼具版本与史料双重价值。 最后介绍去年出版的《俄罗斯圣彼得堡藏石头记》（5函35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原本于1986、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精、平装影印本及线装本，此次再版补订，可据。 艺术类文献出版可依收藏类型分为机构收藏、个人收藏与辑藏汇编三类。机构收藏如《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王次澄等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汇集外销画748幅，皆首次在中国公开，多有珍本孤本。每幅配有馆藏编号与画作信息，或可证史。《美国红牡丹亭珍藏中国书画》（张以国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所收虽多珍品，但皆为世所易知。个人收藏如《王季迁藏中国历代名画》（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下卷有鉴藏印、图版索引、存目此书等专节，方便研究使用。辑藏汇编如《春荣十卉：美国珍藏中国书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收入70余件书画珍品，如王羲之原拓《兴福寺半截碑》、欧阳询宋拓《黄甫君碑》等。另外，《海外珍藏中国名画·晋唐五代至明代》（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海外珍藏中国名画·明代至清代》（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两部为修订再版本，可参。 5.中国 我国国内即藏有许多域外汉籍善本，以高校图书馆为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宁夏大学等皆有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10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22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即利用馆藏著述。所选底本珍稀难得，提要较有学术性，体例严谨。前者收录善本古籍14种，涵盖多种版本类型，如瓢活字本《论语集注大全》为朝鲜所特有之版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再如《四库全书》未收的《圣训演》为明嘉靖九年朝鲜铜活字印本，《历代龟鉴》为朝鮮光武九年抄本等。后者选录日本汉籍28种，包括为学界利用较少的珍本释典与医书如和刻本《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日本影宋刻本《云门匡真禅师广录》、日本庆长十六年覆刻元至大四年燕山活济堂本《新刊黄帝明堂灸经》、日本天明年间抄本《新镌郑先生痘经会成保婴慈幼录》等。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20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收入58种善本汉籍，涵盖日本、朝鲜、越南三方面，并撰提要，附有书影，亦为学术精品。其中选录的3种越南本汉籍越南河内刻本《儒林音字贯通》、越南成泰二年观文堂刻本《歌筹体格》、越南启定六年刻本《李公新传》虽非孤本，但也为国内学者对越南汉籍的关注与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 6.综合 尚有所据底本汇集多国汉籍的影印丛书，规模最大的当属《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二辑（90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三辑（103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四辑（98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皆已出版，宣传声势甚大，仅就网罗书目的数量而言，可谓“大云书库富收藏”也。但论其质量，却存在选本不精，操作不规范等问题。2013年出版的《高丽大藏经初刻本辑刊》煌煌81册，首次汇集藏于韩国博物馆、寺院及民间的高丽藏初雕本共2040卷，极具研究价值，亦便学人。 《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1辑（30册，厦门：鹭江出版社，2012）收集了有关琉球的史书、档案、文书等共计47种，兼收中国人人及琉球著述，选用底本亦不限于本土，如《历代宝案》（第1辑，1-15册）取台湾大学藏日人抄本，视野较广，惟无提要及版本考述，略显单薄。《三国志演义古版汇集》丛书亦值得关注，其中有关域外汉籍的著作有三种：《日本藏夏振宇刊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日英德藏余象斗刊本批评三国志传》（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以及《美国藏朱鼎臣辑本：三国志史传》（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除所据底本具有版本学价值外，陈翔华《纪略》、《述略》等书前学术性序言亦多发覆，值得推介。 （二）域外汉籍的整理 黄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氏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2006）中把影印作为古籍整理的一个工序。本文所使用的“整理”概念区别于黄氏的“广义整理观”，主要指对原有古籍进行非影印式的加工工作，如点校、注释等。五年中，域外汉籍的整理成绩斐然，兹拟从丛书，单行本两方面进行介绍。 1.丛书 日藏汉籍方面重要成果如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日藏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丛书，自2010年始至2014年刊行了6种：《肇论校释》（张春波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因明大疏校释》（梅德愚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北山录校注》（富世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居士传校注》（张培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释氏要览校注》（富世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续高僧传》（郭绍林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截止本文写作为止，今年又出版了3种。从底本选择到注释、校勘，皆合规范，可供利用。 《韩国诗话全编校注》（12册，蔡美花、赵季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收集现存全部已知韩国诗话一百三十六部，似有“野无遗贤”之感。在底本的选择上也甚为考究，如同一诗话繁简差异者则以全本为底本，以简本为参校。每种书目有解题及依据底本，乃近年来典范性的整理成果。《国际儒藏（韩国编四书部）》（16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着眼于韩国儒学典籍，整理采取重新录入的方式，有题解，汇集文献464种，颇具规模。 学界对越南汉文学的关注相对日韩而言较为不足，《域外汉文小说大系·越南汉文小说集成》（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或可推进相关研究。是书收集古代小说69种，19、20册属于近代小说类，分别为《南风杂志汉文小说集》和《潘佩珠汉文小说集》，尤当引起重视。北京大学所编《儒藏》专设“海外文献部类”，其中《儒藏（精华编越南之部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收经部书及史部政书共8种，第二部拟收10种，尚未刊出，对探视越南儒学之状貌以及加深对本国儒学之理解（如《论语愚按》）皆有帮助。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丛书系《英藏敦煌文献》的文字释录本，包含标题、释文、说明及参考文献，2012-2013年间出版了第7到11部。第12、13部在今年也已出版。《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3册，孙继民，宋坤，陈瑞青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的体制与上书相似，依据《俄藏黑水城文献》1-6册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其中有几种宋写本、宋刻本的资料（如《平水韵》残卷《粉蝶儿词》、《广韵》残卷等）颇有价值。 《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4册，黄兴涛、王国荣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主要收集传教士用以传播西学的汉文文本，标题虚言50种文献，实则有54种。主题相似的丛书还有《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6册，周振鹤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收录汉籍30种，笔者对比两书，发现所收书目有一定重合，如《天主实录》、《泰西人身说概》、《齐家西学》、《天步真原》、《逑友篇》等，学者可综合使用。 医书整理方面有《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10册，曹洪欣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含书26种（包括附录两种），每册后附“方剂笔画索引”，方便检索。 值得重视的是《明清孤本稀见戏曲汇刊》（上下，黄仕忠编校，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该书分为杂剧、传奇二编，收书31种，前附书影，其中多有日本图书馆、书库所藏孤本、善本，校勘精审，可资取证。 2.单行本 近年来单行本的整理工作主要集中在日本汉籍上，多有精品，如《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3册，林庆彰校订，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1）。此书所据底本为静嘉堂文库藏元刊明初印本（承《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说），中有杨复130条按语，极其珍贵，由于文库规定，难以拍照、复印，故而该书乃根据微卷抄录而成，首次公之于世，对研究朱子学派礼学思想及传承脉络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禅僧所注中国典籍不烦备举，重要者如《四河入海》、《注石门文字禅》等，前者的整理工作正在进行，后者的校勘成果已经出版。《注石门文字禅》（张伯伟，郭醒，童岭，卞东波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整理了江户时期禅僧释廓门贯彻注释的《石门文字禅》一书，编者不仅对注本进行版本互勘补阙，同时校正了惠修原书诗文部分，所阙所误，并订正之，体例严谨，可参可据。《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许红霞辑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收集中国久佚的宋代诗僧别集、总集5种，涉及宋刻本、古抄本、活字本等，每种书前附“整理研究”一节，学术性较强，可为宋代诗僧及文学研究提供参考。需要指出的是，所收书目并非皆为首次整理，如第二种《赖鸣集》、《赖鸣集续集》可参《稀见唐宋文献丛考》（金程宇著，北京：中华书局，2009，59-92页）。 《莽苍园稿》（刘玉才、稻畑耕一郎编纂，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收录日藏张斐文献如《莽苍园诗稿余》、《莽苍园文稿余》、《霞池省庵手简》、《张斐笔语》等，另附录与其有关的文史资料，是目前网罗最全的张斐文献辑本，且在版本校勘方面颇为仔细。又案，金程宇先生指出该书遗漏日藏张斐手批《明季遗闻》，可补所阙。（《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9册，第102页。） 《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私记》是日人对八十卷本《华严经》的音义类著作，中日曾三次公开影印其书，但是由于其间多有俗字及佛教用语的缘故，颇不便阅读，影印版亦难得见。《<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私记>整理与研究》（苗昱，梁晓红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采校详备，且附有录文图版、标目索引，颇便阅读与研究。 小说方面如《游仙窟校注》（李时人，詹绪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日藏庆安本<游仙窟>校注》（曹小云著，合肥：黄山书社，2014）等都是对日藏汉籍《游仙窟》的整理成果，尽管其书早已引回国内，但尚有可挖掘之空间，两书注释翔实，前言考述各有创见，无疑将推进此问题之研究。 另外两种值得推荐的书目为《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王宝平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与《日本六法全书》（琴唐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序跋集》收录日本典籍中清人的序跋题字100种，后附图版，其中不乏名家手迹，如俞樾、黄遵宪等，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也为探视清末民初中日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附录中《日本典籍清人序跋一览表》可供研究者参考。 朝鲜文人的汉文著作整理成果颇多，精审者如《干净衕笔谈·清脾录》（邝健行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其中《清脾录》以多本校对，用思颇精，《干净衕笔谈》只用1939洪荣善（洪大容五世孙）编辑家藏稿本刊行的活字印刷本，没有叙述版本调查及存世情况，略显轻率。附录的四篇论文涉及作者考论、书籍撰写与版本差异等多方面情况，藉此可探视中朝文士之交流，尤其《干净衕笔谈》一书学界知悉甚少，其中涉及当时士人心态，具有实录性质，富有价值。另外转述日本学者夫马进的一个发现，即《干净衕笔谈》的“前身”《干净衕会友录》的原本第2册（全3册）存于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中。（参夫马进、张雯撰《朝鲜洪大容<干浄衕会友录>及其流变：兼及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藏本介绍》） 类似校点精品还有《花潭集校注》（河承贤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崔溥漂海録校注》（朴元熇校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南冥集校注》（梁基正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等。篇目所限，不一一备述。 （三）域外汉籍版本目录 目录类著作一直在域外汉籍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除了文献学上的价值及供学者检用方便外，书目有时还折射了文化史、思想史以及社会史的一隅风景。如《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傅德华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一书汇集了日本政府在1909年8月到1945年8月间有计划地编纂、刊行汉籍6867种，从当权者对一些特定种类书籍的重视与刊行的“情有独钟”中，可以窥视日本当时的学术取向与政治意图。同时书中还录有不少珍稀汉籍版本，书未附人名及藏书机构索引，可供学者按图索骥。 《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是此类书籍的上乘之作。《综录》收录古代戏曲文献二百余种，如果再计算同书不同本的书目则达414条，所著录者多国内稀见版本，详尽版本信息，前附书影，后有索引。《日本藏先秦两汉文献研究汉籍书目》（刘毓庆，张小敏编著，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收录五十余家图书馆藏书约三千六百种，叙述书籍版本及所藏地极为精详，于此可窥日藏汉籍状貌之一端。 此外还有两种重要的丛书梓行：《日藏珍稀中文古籍书影丛刊》（7册，南江涛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与《日本汉籍图录》（9册，沈津、卞东波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前者收录古籍善本书影类书目20种，可供研究者披检，后者收日本汉籍书影约1800种，对古籍版本、制作体例及汉籍流传等问题的研究大有裨益。 以美国图书馆为依托的目录著作颇为兴盛。自王重民所编《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1957年刊行以来（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此书，题目改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有志继踵前贤者不绝，《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范邦瑾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以明及明之前刻本、朝鲜、日本刻本及钞稿本为主，补录王氏未收书目886种，另订补王氏原书著录书目138种，很有学术价值。以善本、珍本古籍为主的精品书目著录还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6册，沈津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蔵中文古籍善本书志》（马月华等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研究》（卢伟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图录》（周欣平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等，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与线索。 “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系列值得注意，其中第十四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图书总目》（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辑录图书四万余种，是探视民国文献流传，总体把握这段时期的图书出版情况与探视社会、学术思想的便利窗口。第十六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张美兰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与第十七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旧方志目录》（李丹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是对馆藏方志最全面的总录著作，其中附录的《大型影印方志丛书》甚便学人。 最后介绍一种较具特色的目录著作《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俄）麦尔纳尔克尼斯著，张芳译，王菡注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以作者国别来看，此书似当属海外汉学著作，但由于书中内容与汉籍研究关系密切，且有中国学者对书籍存佚情况以及原书未收书目增补的注释与附录，故聊述于此，以备参考。俄藏汉籍受到关注较多的为黑水城和敦煌文献，相较之下，本书收录的一些珍稀书籍与地图是学界利用不足的，以笔者感兴趣的白莲教文献为例，书中所记相关书目有《伏魔灭叛关帝大法》、《戡靖教匪述编》、《平定教匪纪略》等，后两种为学界所熟知，陋见所及，第一种文献在国内外研究中罕有提及，它记录了教派的咒语形式与咒符的样制，对研究教派思想性质与秘密社会的组织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四）域外回流珍品文物 近五年有大量的文物自海外归国，其中如古籍、信札手迹、碑帖、书画等资料兼具收藏与学术的双重价值，也是域外汉籍研究中不可轻忽的重要方面。谨举数种珍品以作管窥，当耐味之榆柑可也。 较大规模的古籍回流如2013年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完成收购的大仓文库藏书，原为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收录古籍931种，28143册，涵盖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包括宋刻递修本、元刻本、明刻本等若干珍稀版本。其中如25部《四库全书》进呈本、《梅严胡先生文集》明嘉靖十八年胡琏刻本、《白氏长庆集》明正德八年兰雪堂金属活字本等皆海内珍品。日本回流的古籍还有2012年轰动一时的“广韵楼”藏书拍卖中的《钜宋广韵》五卷南宋刘仕隆宅刻本，乃绝世孤本，文献价值极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高山寺所藏宋版《辨非集》于2013年被中国购回，该书为宋僧善熹为驳斥解空《金刚通论》、《金刚事苑》而撰，是研究南宋华严各派义学之争的重要文献，新文丰1993年出版的《卍续藏经》第103册有收。 近年来日本回流书画类珍品甚多，古代方面如黄庭坚的《砥柱铭》、王鉴《江干秋色》、石溪《清辉满江》、王时敏《仿子久山水》、乾隆《仿倪瓒山水》等。近代作品有齐白石《富贵寿考图》、李苦禅《白菜香菇图》、吴湖帆《媚秋堂寻诗图》等。2011年某公司举办的“日本私人美术馆藏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专场辑得427件作品，除大部分明清书画外还包括少数宋元珍品。欧美回流作品如于美国访得的王蒙《秋山萧寺图》、赵雍《宋都城外迎兵图》、文征明《吴门十二景》、蔡琇《饮仙雅集图》、齐白石《松柏高立图》、徐悲鸿《七喜图》、张大千《竹溪高士》、陈逸飞《预言者》等。另外，2010年自德国引回的《宋都城外迎兵图》与2012年从法国引回的《宋元名翰册》也是近年欧美回流的代表性文物。 二、域外汉籍研究论著 在域外汉籍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文献影印与整理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外，对域外文献的研究论著也为这一学科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一些学者的论著不仅涉及到具体问题的讨论，还为这一方兴未艾的学科寻找独自的话语逻辑与方法体系，此章即从三个方面简述这一领域近五年的重要成果。 （一）单篇论文 发表域外汉籍论文的期刊有很多，其中具有典范性、标志性的刊物当属《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张伯伟主编，北京：中华书局），目前只有此一种刊物是具有综合性质的、以域外汉籍为研究中心的刊物。此外，《文学遗传》、《古典文献研究》、《国际汉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等也有相关论文发表。一些高校也主办了专门类研究刊物，如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国立台湾大学编《台大东亚文化研究》，国立成功大学编《东亚汉文学与民俗文化论丛》、延边大学编《东疆学刊》等，在过去五年中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 近五年来，越来越多的域外汉籍学术研讨会（包括学术讲座）召开，宣读论文内容涉及文史研究中的各种专题。以朝鲜燕行使为主的中朝交流主题为例，如2014年韩国首尔大学、韩国高丽大学联合主办的“朝鲜时期‘燕行使’与‘通信使’韩中日三国国际研讨会”，同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燕行使进紫禁城”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南京大学承办的“通过文人交流看中韩关系”第二届中韩历史家论坛等。 从结集出版并公开发行的会议论文集来看，以东亚为视域的成果颇为丰富。较为重要者如《东亚文化意象之形塑》（石守谦，廖肇亨主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其收录论文15篇（包括导论），讨论了汉文化圈内共有的文化意象及其形塑过程，主题新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馆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收录了由多国学者撰写的33篇论文，主要从书籍史更确切地说是从印刷出版史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东亚的文化交流。《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王宝平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是另一部用宏观、微观两种视角考察东亚文学的高质量论文集，析为4编29篇文章，涉及内容涵盖中、日、韩、越南、琉球、渤海六国，可飨学者。另有几种不属于会议论文的论文集，但都把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放到东亚的背景下进行，如《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王勇主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王勇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等。 类似的精品结集还有《第十二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曲金良、修斌主编，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10）、《白居易与日本古代文学》（隽雪艳、（日）高松寿夫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文史与社会：首届东亚“文史与社会”研究生论坛文集》（曾军主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顺风相送：中琉历史与文化——第十三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陈硕炫，徐斌，谢必震编，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编，北京：故宫博物院，2013）、《燕行使进紫禁城——14至19世纪的宫廷文化与东亚秩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编，北京：故宫博物院，2014）、《第二届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编，北京：故宫博物院，2014）、《域外文献里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等，它们的出版都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当给予重视。 域外汉籍学科的发展固然与具体问题的研究息息相关，但同时不能忽略的是理论方法上的探索与建构。在接下来单篇论文成果的举隅中，兹以此专题为例，选取近五年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加以介绍，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张伯伟先生自2009年于《中国文化》（第2期）上发表《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后，不断强化并完善这一命题。如在《今日东亚研究之问题、材料和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中再次从研究目的的层面指出中国及东亚研究“返回”汉文化圈之必要，并提醒研究者以综合研究的方法避免实证主义的倾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展拓》（《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一文从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的关系着手，描述了域外汉籍研究中的拓展空间，强调只有把汉字材料放在同等地位上对待并作为一个整体，域外汉籍的价值才“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止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再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补充了这一理论，叙述了把汉文化圈当作方法而非范围、视角、研究对象的理由，同时也明晰了这一命题的意义与内涵，并归纳为四个要点，概括为：把汉字文献作为整体、重视文献的环流、以人的精神世界与体验为探寻目标、注重对文化意义多面向、多层次的立体阐释。 孙文先生的《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理论尝试——“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提倡以“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的本土文献”为基础，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汉籍的传播过程及影响，解释各国文化之间的互动联系。其学术旨趣在于比较国族间以文献为载体的知识、文化与思想之间联系与异同，侧重于对汉籍传播与接受史的研究。 在对域外汉籍概念的探讨上，《从“汉籍”到“域外汉籍”》（王勇撰，《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一文追溯中日汉籍内涵与外延之流变，认为研究当以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为中心，把“原创”作为命名汉籍的核心标准，如“中国汉籍”，“日本汉籍”等。而《“华外汉籍”及其文本系统刍议》（邹振环撰，《复旦学报》2012年第5期）一文则从方便东亚欧美学者使用的角度提出“华外汉籍”的术语，从文献版本学的角度出发，将汉籍分为“外刻外著汉籍”、“华刻外著汉籍”、“外刻华著汉籍”、“海外古籍佚书”、“汉外籍合璧本”五个部分，可以商榷的是最后两个部分与前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交叉还是相互独立亦或有交叉有独立，如“海外古籍佚书”是否与“华刻外著汉籍”和“外刻华著汉籍”有重叠，如果没有，那么后者的指涉相对于此概念的命名来说则有失完整。 （二）专著 首先介绍三种重要的丛书。一是由张伯伟先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2辑，此辑于近五年出版论著6种：《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张伯伟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是一部专题论文集，收录论文9篇（附录1篇访谈文字），包括域外汉籍研究经典之作如《东亚文化意像的形成与变迁——以文学与绘画中的骑驴与骑牛为例》、《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编纂流传的文化史考察》等。既有对关键问题的“正面强攻”，如《从朝鲜书目看汉籍交流》以作者所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为据，动用丰富的书目类文献资料勾勒出朝鲜时代的汉籍世界；也有“曲线救国”式的考幽索引，如《论唐代的诗学畅销书》一文在面对以往学界认为“唐代诗学著作文献不足徵”的命题时，对释典、域外书目著作、笔记等文献裒集冥搜，自书籍之流传空间、数量及性质作用推论出诗格为唐代之畅销书，游刀信笔，独具只眼。虽然每篇论文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但都贯彻了作者一直思考的作学理论与方法（“实证性和综合性”），也抛出并试图实践一个命题，即是能否打破国别限制，将汉字材料作为文献基础的整体来研究，或可产生区别于西方的知识生产模式与学术理路。此书按照体例本应归入到“个人论文集”一节，但作为丛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作品，涉及域外汉籍乃至现代学术研究中一些重要的关键问题，故录于此。 类似的情况还有《海外典籍与日本汉学论丛》（李庆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日）静永健、陈翀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越南汉籍文献述论》（陈益源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人物往来与书籍流传》（陈捷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以上四种皆为专题论文集，但都以各种具体形式探索着一种可行的域外汉籍研究理念与方法。《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王晓平著，北京：中华书局，2012）着重考察日藏珍稀《诗经》版本，如唐抄本及日人写本等，对于敦煌写本与日藏写本的比较研究也成为本书的亮点之一。 第二种是《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收录《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江静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陈小法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孙文著《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郝祥满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吕顺长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等5种书，以中日交流史为中心，由隋唐至宋代到明清，涉及书籍、佛教、教育、贸易多个方面，学术质量较高。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是另一种值得注目的研究汇总。就小说作者的国家属性分题讨论，出版《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任明华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韩国汉文小说研究》（汪燕岗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宋莉华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孙虎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无疑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此外，台湾大学出版的《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所收书目略为偏重文化、思想方面，也有一些相关研究可以参看。 日本汉籍方面较扎实的著作如《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黄仕忠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日本奈良兴福寺藏两种古钞本研究》（黄华珍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日本史籍中的唐乐舞考辨》（王克芬著，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日藏汉籍研究：以宋元版为中心》（黄华珍著，北京：中华书局，2013）、《从钞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刘玉才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日本室町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研究》（（日）高桥智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文镜秘府论研究》（卢盛江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等。 以上所举书目比较偏重文献方面的研究，文学上总述性论著如《日本汉文学史》（陈福康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专题研究如《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孙虎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于永梅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肖瑞峰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孙立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文化史方面选题小者如《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隽雪艳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通史类的诸说如《中日文化交流史》（滕军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该书条理清晰，善用实物证史，“实地考察”章节颇有趣味。 黄启江先生近年来用力于南宋诗僧与禅文化的研究，屡赴东瀛搜集藏于日本寺院及文库的南宋学僧之诗集、文集等相关文献，先后出版了《一味禅与江湖诗：南宋文学僧与禅文化的蜕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0）、《无文印的迷思与解读：南宋僧无文道璨的文学禅》（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文学僧藏叟善珍与南宋末世的禅文化——《葬叟摘稾》之析论与点校》（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10）、《静倚晴窗笑此生：南宋僧淮海元肇的诗禅世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南宋六文学僧纪年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4）等著作，多利用学界研究不足的日藏汉籍资料如《中兴禅林风月集》、《物初賸语》、《无文印》、《淮海挐音》、《藏叟摘稾》等探讨“南宋文学僧所构建的新兴禅文化”，既有对新资料之整理考证，又着重于文本阐释，对诗僧之社交网络、精神世界、生活旨趣、文学技艺等问题做出新的解读，或可“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也。 有的学者关注到了以往文史研究中的薄弱点，立意较新，取得一定成就。如《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马骏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对日本汉文学中的日语表达进行语言学的分析，进而切入到对汉文化圈中“同中之异”的考察上，是“和习”问题研究中开创性的著作。在朝天录、燕行录大行其道之时，《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朱莉丽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讨论《初度集》、《再渡集》中所呈现朝贡、城市生活与民间信仰，同时注意到了不同抄本与版本之间的对比，值得参考。 朝鲜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对使臣文献的研究。综合研究如《燕行录研究》（邱瑞中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徐东日著，北京：中华书局，2010）、《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日）夫马进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杨雨蕾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葛兆光著，北京：中华书局，2014）等，对单个文本的论述如《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杜慧月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朝鲜文人李海应〈蓟山纪程〉细读》（刘顺利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等。文学方面有《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研究》（温兆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明洪武至正德中朝诗歌交流系年》（赵季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等。 除燕行文献外，涉及政治史、外交史、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著作还有《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杨军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增订4版）》（朱立熙著，台北：三民书局，2013）、《<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李大龙著，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中韩关系史（第2版）》（王小甫，徐万民，宋成有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刘广铭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等。 学者对朝鲜汉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朝鲜文学通史》（3册，李岩、徐健顺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较为清晰地梳理了朝鲜文学发展的脉络，叙述全面，是兼具学术性与通识性的佳作。《朝鲜民间文学》（张玉安，陈岗龙主编，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涵盖神话传说、歌谣谚语、戏剧说唱等多种文学样式，最后一章《朝鲜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概况》可备查检。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朝鲜诗人丁茶山的诗歌创作研究——兼论与社诗之比较》（孙玉霞著，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0）、《韩国高丽词文学研究》（李宝龙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朝鲜时代汉字学文献研究》（黄卓明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也各有创镬。 近年来出版了几部质量较高的汉文小说研究著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研究》（闵宽东著，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分为“韩国之中国古典小说总论”与“传入、翻译、出版、研究论著目录”两部分，提供了许多可深入探讨的学术线索，堪称力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陈文新、闵宽东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叙述了韩国一百余种与中国古代小说相关的评论史料，从多个角度看朝鲜对中国小说的受容情况，文献学功夫极足，附编有《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颇得好评。类似的优秀著作还有《韩国古代家庭小说文化阐释》（李娟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史略》（金宽雄、金晶银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谭红梅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等。 越南方面除了上文提及的陈益源所著《越南汉籍文献述论》、任明华著《越南汉文小说研究》外，《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牛军凯著，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是另一部专题研究杰作，该书以越南莫氏家族为中心，考述该家族于明末清初间与中国王朝复杂的外交关系，在朝贡模式问题的现实阐释上甚有创见，附录二《中越档案文献选编》与附录三《年表与大事记》亦是嘉惠学人之作。另外，《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之比较研究》（于在照著，广州：世界图书广东出版公司，2014）一书也有涉及越南汉文学的论述。 琉球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为《中琉关系研究丛书》，收书三种。其中《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谢必震、胡新著，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细致地爬梳了关于琉球的档案史料，并对一些历史遗存进行调查，考论至细。《清代中琉关系研究》（赖正维著，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制作了九张附有特色的图表，涉及出使携带货物、航行日期及琉球诗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明清士大夫与琉球》（徐斌著，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选取本土与琉球双方的士人作为观察视角，考察了中琉政治与外交关系，论述至精。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汉学著作《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西里喜行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考论相得益彰，为不俗之作，附此备参。 打破国别界限，综合讨论东亚文化的著述如《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高文汉，韩梅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讨论了中日与中韩之间双向的文学交流及影响，《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研究》（林彬晖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注意到东亚国家所使用的汉语教科书作为文化载体之具体内涵与影响。《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潘畅和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比较了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价值异同。《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石守谦著，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以山水画为中心讨论中日韩共有的文化意象及其几种不同的形态，从人物、图像、知识乃至物品多个角度去考量山水画的嬗变，极有新意，或可开一时风气。《东亚汉诗研究》（严明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则在梳理各国汉诗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它们对诗体及经典选本不同选择的角度，辨析了汉诗在受容过程中产生的艺术变化，进而分析引发变化的社会、文化动因，视野广阔，对汉文化圈诗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的推进、东亚文学比较坐标系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最后介绍两种带有学习指南与工具书性质的著作。一是《中国朝鲜学——韩国学工具书指南》（崔莲编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该书介绍的工具书目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学、历史、地理等多个方面，类型包括丛书、图集、索引、综述、年鉴等，可供学者使用。二是《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张伯伟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本书编写原意是作为指导硕士入门的学习手册，但由于撰写体例完善，视野开阔，通而不俗，故受惠者不止于硕士，自出版后甚获好评。 （三）个人文集 高质量的个人论文集如《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张伯伟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是书于2007年在台湾大学出版，名为《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但发行量有限，此次更名重刊，除改行简体字外还对原书进行了校订，文献与文本阐释并重，践行作者所提倡的汉文化圈之视野，是极具启发性的著作。如《骑驴与骑牛——中韩诗人比较一例》、《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两文，单看诗人坐骑一题似有“初意潢池嬉小盗”之感，但当作者将其放入汉文化圈内进行比较，寻绎其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思想的交融及嬗变理路，遂产生“遽惊烽燧照神京”的效果。《花郎道与魏晋风流关系之探讨》拈出花郎道与魏晋风流的“亲缘关系”，《<东人诗话>与宋代诗学——以文献出典为中心的比较研究》钩沉《东人诗话》中所用宋代诗学文献之痕迹，再如《朝鲜时代目录学新探》、《韩国历代诗学文献总说》等文，皆为补前未逮，开拓区宇之作。 《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王晓平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收录文章31篇，关注中日文学间的交流与影响，对东亚文论、诗学、写本等问题皆有考述。《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陈正宏著，上海：中西书局，2014）是近年来难得的佳作，16篇研究汉籍版本的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大到东亚汉籍印本鉴定，小到书根题写方式，既有对具体问题的精微考究，也有探索汉籍版本新型研究路径的雄心，其提倡“小交流圈”的概念，进行中日、中朝之间的版本互证，与张伯伟先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有异曲同工之妙。《东亚汉文学考论》（金程宇著，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收录作者近年所撰学术性文章15篇，多发现并利用稀见文献以揭橥前人未发之义，如《<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勘新探——以两种稀见日藏本为中心》藉对篑堂文库藏元刊二十二卷本与龙谷大学藏室町时期二十二卷古抄注本之校勘论述《诗选》的版本系统、《高丽林惟正<百家衣集>续探》则关注到东国大学庆州校区所藏写本等，《诗学与绘画——中日所存唐代诗学文献<琉璃堂墨客图>新探》一文由《墨客图》牵出王昌龄称号、对《琉璃堂人物图》之影响、日本文学编制体例等问题，眼力独到，考证精密，甚为精彩。《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卞东波著，北京：中华书局，2013）虽然没有以东亚汉籍作为主题，但涉及日、韩、美所藏藏汉籍善本孤本，以域外史料辑补中国文学之失，偏重文献考述，功力扎实，言之有物，亦属学术精品。 日本方面如《中日文学关系论集》（邵毅平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分为上下两编，下编《日本汉学述评》是对日本汉学名著的评介文字，与汉籍研究关系较密切的是上编所收5篇文章，注意到中日汉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论中国文学分类规范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学总集分类规范》，但由于收录文章多发表于八十年代，故而缺乏对近年学界研究动态的参考。《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马歌东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本的再版，增收《评虎关师炼<济北诗话>陶渊明“傲吏说”》、《<桃花源记>“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之“外人”解读辨误》两篇文章，以总论与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讨论日本汉诗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情况，也有对诗话、诗僧、选集等专题的考证，颇具气象。 韩国方面的论集有《王民信高丽史研究论文集》（王民信著，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收录论文12篇，主要藉取旧史材料如《高丽史》、《三国史记》等，多为考证之作，其中《高丽与契丹关系研究》一文尤有价值，是研究高丽史的重要成果。《朝鲜文学论集》（何镇华著，北京：线装书局，2010）所论涵盖诗歌、小说、戏剧，涉及文学体裁广泛，时代不限于古代，也有对近现代文学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越南方面著作除了上文提及的《越南汉籍文献述论》外，《中越文化交流史论》（刘志强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质量颇高，对占城、占婆等问题的研究见解独到，可以补阙。 三、结语 以上浮光掠影地检视了近五年域外汉籍学科的研究成果，而光影之间所折射的未来广阔的学术图景足以使学者们翘足以待。无论是国家一系列重大学术工程如“中国流失海外中国古籍出版工程”、“散失海外的中国珍稀文献出版工程”的继续进行，抑或是域外汉籍数字化建设的逐渐完善（近五年新建的数据库如“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香港城市大学“韩国汉籍索引数据库”等），都预示着这一学科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光明的前景。 在新材料迭出与超国界的知识、文化版图被勾勒得逐渐清晰的时代，无论是否愿意参与到这一学科话语的讨论中来，都无法漠视域外汉籍研究的影响。因为这一学科的文献学基础与中国传统的文献学相通，仅就域外所存的中国古籍善本孤本而言，就给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过去难以汲取的新资料。若总论其数量规模与价值，或可与近代甲骨文、敦煌藏经洞遗书、居延汉简、明清档案之发现相拟而并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文献引入与整理在域外汉籍未来的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许多资料尚待发现，而已发现之材料则有待介绍与整理，即使是已经出版的整理成果，仍然存在学术规范不足、不方便利用，校勘草率等问题。借用陈寅恪先生对民国时期学术情况之判断：“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17页） 除了在文献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外，能否保证这一学科具有生命力与创新力是未来要面对的一个可畏的挑战。域外汉籍研究场域的确立绝不单单依靠新资料的补充，而是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所谓“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也。而标识这一点则需要对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如张伯伟先生提出的“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王勇先生提出的“书籍之路”等等都是关乎宏旨之思考。把问题线索放到东亚汉文化圈内进行观察比较，构拟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知识生产方式与学术范式，提供各学科一个交叉、综合研究的平台，或许是使域外汉籍研究区别于汉简、甲骨文等研究的独特属性，也是实现从“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陈风·衡门》）的转变的重要条件。 原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