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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有所谓气象和颜乐之说。气象指具有高超精神境界的圣与贤人在其外表所表现的精神面貌和人格特征，而颜乐指凡感悟到圣与贤人精神境界的人其内在所体悟到的一种乐趣。一表现在外，一体验在内，内外结合，形成我国哲人特有的品质。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人自古都有一种自我欣赏的人格理想。两汉时期，所谓“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礼记正义》卷十五）。似乎那种隐居不在位者，正是他德行贞纯的表现。同样，在魏晋时代，名士们向往一种不拘礼仪、率性纵情、风流潇洒的风度。这些生活作风和人格形象当然是和他们某种精神境界相联系的。 到了北宋年间，理学家创导一种“圣贤气象”，以作为他们理想的圣人和贤人的形象标准。程明道说：“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并举出孔子和他的几位弟子为例，“如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由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子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同。若读此不见得圣贤气象，他处也难见。学者须要理会得圣贤气象”（同上）。程明道要弟子从尧舜和汤武那里感觉到两种精神品德：圣人有圣人的气象，不假修习，天性纯全，而贤人有贤人的气象，修身体道，以复其性。程明道还以自然气象来比喻圣贤精神面貌。按照宋明理学家的看法，尽管我们未见过孔子、颜子或孟子这些贤人，但我们从他们的《论语》《孟子》中，观其言就可把握他们三人的三种气象，即一种元气无迹，一种和风微迹，另一种则是秋杀迹著。在宋明理学家看来，要学圣人必先要知圣人气象，正如程颐说：“学者不欲学圣人则已，若欲学之，须熟玩圣人之气象不可。”（《二程全书》卷十五） 正因为如此，朱熹与吕祖谦在他们编辑的《近思录》里以“圣贤气象”作为终篇。在他们看来，宋明理学家各自有他们的气象，例如程颢和程颐的气象就不同，如“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又如：“明道先生每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又如：“明道犹有谑语，若伊川则全无。问：如何谑语？曰：明道闻司马温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将谓从‘天命之谓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谨严，坐间无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在程氏弟子看来，明道近乎颜子，有如春生，其弟子光庭如沐春风，而伊川有如孟子，近乎秋杀，其弟子游杨程门立雪。《近思录》还记载了其他人的气象，如说周叔茂“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其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近思录·圣贤气象》）；说曾子“传圣人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如言吾得正而毙，且休理会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后人虽有好言语，只被气象卑，终不类道”（同上）；又说诸葛孔明：“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朱熹注：“孔明学不甚正，但资质好，有正大气象”）（同上）；最后又说张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闻者莫不动心有进……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同上）。 气象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现于外的，别人从阅读他们的书中可以感觉得到或看得到的，不过，有这种精神境界的人自己也有一种感觉，这是一种内在的感觉，这是有这种精神境界的人自己才能体验得到的一种内在的感悟，这种感悟，宋明理学家称之为“乐”。乐就是一种自我享受或受用。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又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人贫穷就是乐，而是说人在贫穷的环境下也可以有快乐。程颐曾解释此句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箪、瓢、陋巷并非可乐，那么其乐在何处呢？ 周敦颐曾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就是问这一问题，周敦颐曾在其《通书》中作了部分回答：“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第二十三）周子这个回答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所说的至富至贵、可爱可求，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哲学家的世界观找答案，周敦颐有本《太极图说》，其中讲道“万物化生”，这其实是《周易》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之意。据说他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有人问他，为何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这就是说他心中向往一种生意。程颢曾说：“自再见周茂叔，呤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什么是“吾与点也”？朱熹在《论语集注》里有一说明：“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这里朱熹把这种由体悟到“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的人而获得的那种“胸次悠然”的乐趣表述得非常好。这是一种只有真正哲人才能达到的精神境界。周敦颐曾有首自悦诗：“倚梧或欹枕，风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呜琴。数十黄卷轴，圣贤谈无音。”（《周敦颐集·题濂溪书堂》，中华书局）近人张伯驹曾说过：“一生苦乐兼备，命途多变，富不骄，贫能安，心怀坦然超逸，性情博雅通脱，实为旷世人杰。”可能唯有达到此种境界的人才能体悟这种乐。 程颐早年写过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的文章，其中说道：“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何谓圣人之道焉？程颐以颜子为例说：“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颜子之德，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盖伤其不得至于圣人也。所谓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谓也。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二程集》，中华书局）显然，圣人之道就是一种哲人理想的精神境界，到此境界，即所谓“化”，到此“化”的境界，即“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这不正是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吗？到此境界不就是“乐”！ 现在大家都议论北京大学哲学系老教授为何都是长寿的，其实这就是我在此所说的“至圣人之道”，由“化”而享有的“乐”所带来的后果。这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哲人精神境界。我曾经与贺麟、宗白华、冯友兰、任华、张岱年、周辅成诸位教授长期接触过，我深深感到他们都有一种由哲学所带来的一种乐趣，他们很少为繁杂事操心，只乐于哲学沉思和著述。记得在宗白华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我去看望他时，他是那样安详，似乎并未感到他已到垂危，他当时还让我下次来时给他看德国海德堡的录像。1988年我从德国回来，怎么也想不到周辅成老先生远远从北大乘公交车来航天桥我家，想听我带回的德国古典音乐。90年代我和德国教授去张岱年先生家拜访他时，那间书房是那样窄小，满床满地都堆满了书籍，可是张教授毫无觉察地与我们畅谈哲学。这种乐趣其实也不只是中国哲人才有，西方哲人也会有。2001年我去德国海德堡拜访伽达默尔教授，那时他已经101岁，他不仅耳目都好，而且思虑也很好，每星期还来大学研究室办一下午公事。中国现在老人都在讲养生，说什么重营养，少工作，你们知道吗？我接触的这些老先生一直到他们去世前还工作，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哲学深思中感到无穷的乐趣。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更高超的信仰，多年以前我在德国与哲学家交往就已经体会到这种乐趣，记得有次圣诞前夕我与Geldsetzer教授去科隆大教堂听音乐，我就问教授是否相信上帝创造世界，教授马上告知他进基督教是父母早先洗礼，自己今天有自己的哲学观，来教堂只是想听优美的音乐。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每当去寺庙参观，我不像有些人会拜，因为我是哲学家，我有自己的世界观。哲人们是靠他们的哲思活着。我想北大我的那些老师们之所以能活得那长，都可以说是由于研究哲学而获得的这种精神境界所带来的乐的后果。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