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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波教授的儒学研究及其范式创造 作者：刘崧 来源：《国文天地》台湾，2017年4月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初三日庚辰 耶稣2018年4月18日  （图为杨泽波教授） 【作者简介】 刘崧，师从杨泽波教授（2009级硕士、2018级博士）。发表论文、散文、评论、短篇小说若干，2篇论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出版长篇小说《玩玩而已》（2002）、《愤怒的铁锤》（2010，电子版）、《天问》（2018即出）及学术专著《庄子哲学通义》（2016）一部。 杨泽波小传 杨师泽波者，冀省石家庄人也。父为红军时老干部。家训苛严，幼时常诫子多读书。文革三年，兴上山下乡运动，师方小学毕业，有幸转入军旅，为空降兵战士，当束发之年也。师性颖悟，好学而精思，从戎而自学不辍。文革终，复高考，学人大悦之。师如见曙光，入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习，后留校。该校毗邻复旦，师常仰望之，慕往甚焉，欲得其门而入，遂倾心考研。逾岁，以中哲总分之冠入复旦。方是时也，改革方炽，商贾弄潮，下海成风。师志毅韧定，不为所动，醉心乎学，酣然忘我。时西学浸淫华土，学院风行尼采，畅谈萨特，而中哲颇受鄙薄。师固守一隅，耽孤独而自乐焉。每苦思性善之根，索良心之堂奥而不得，视之为儒学之哥德巴赫猜想而志攻克之也。行之弥久，不期灵光乍现，忽悟性善之真谛，师惊喜之遽，有若康德之梦破于休谟矣。反思往咎，若徒以西学硬套中哲，无乃方枘圆凿作茧自缚者乎？乃突破新儒家之窠臼，撰成博士论文《孟子性善论研究》。其文甚为学界所重，尤见厚于港台，尝译为韩文，为时所推。博士学竟，回军校任教。历经曲折，得返复旦，戎旅生涯以此终，凡三十有三载焉。师自称私淑牟宗三之学，研读久之，有志于牟学之总结与超越，耗时近二十载，撰成《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一书，共五卷本，凡二百四十余万字。该书卷帙宏富，内容精深，融贯今古，会通中西，堪称牟学研究之里程碑与集大成之作。师授学以心，践行于己，每诲诸生反躬自省，穷本追根，必以悟其当下呈现者然后可。呜呼！苟非得之于心而至知行一体，孰能与于此乎？为学之道，于斯而极矣。  学思追踪：从军旅生涯到哲学探索之路 军人与儒者，这两种形象似乎很难搁在一起，如同把尼采和孔夫子放在一张画布上描绘，总觉得气质相差太远。但在杨泽波身上，这两种角色融合起来了，而且恰到好处，仿佛氢原子和氧原子经过氧化而结合成了水。 杨泽波从军三十余年，漫长的军旅生涯对其性格和生活作风产生了重要的塑造作用。直到现在，他依然保持军人的生活作息，每天以分钟来分配时间。以这种“雷打不动”的军人作风来从事儒学研究，给人一种非常奇特的印象。但这种奇特在他身上却显得很和谐，而且不漏痕迹。有学生以“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来摹其状，正得其神韵：望之俨然者，军人也；即之也温者，儒者也。 是什么力量使这两种貌似抵触的风度得以融合起来呢？这得归功于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独特魅力。 人们通常认为哲学是可以让人变得聪明的学问，那些欲跨入哲学之殿堂者无不怀抱此想。杨泽波反其道而行；他常在课堂上告诫学生：学哲学不是为了学聪明，也不是为了获得什么高人一等的所谓智慧，而是学做愚人。这话可能会让那些惯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绳的人摸不着头脑。为了让他们有所体会，他常以孔子的话点拨人：“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哲学之本性偏爱那些敢于自我牺牲的愚人。这恰恰是哲学在西方和在中国的不同命运：对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人来说，哲学是有闲阶级的消遣；而在中国，哲学自始就是心忧天下的愚人们寻找安身立命之本的大学问。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哲学界有一种“崇洋抑中”的倾向，有些“聪明人”干脆一言以蔽之：中国没有哲学。当一些人带着不自觉的民族自贱心理和满脑子西方概念声称中国没有哲学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它们体内正流淌着中国哲学滋养出来的血液，他们的心灵正洋溢着祖传下来的温良之气，他们的嘴巴正吐出充满诗性哲学的汉语，他们的命运正绽放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大化迁流之中。一句话，他们忘了这一点：一切以根本方式来追问和建构生命意义的学问都是哲学。在此意义上，身为中国人而争论中国有没有哲学，就像一个人一边品茶一边讨论生命到底有没有水一样，滑稽可笑。 在一次学科讨论会上，杨泽波以军人的坚定语气抛出一句话：“你们不要瞧不起中国哲学，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再过十年，中国哲学受重视的程度会让你们看也看不懂！”杨泽波出此惊人之语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如今二十来年过去，历史印证了其断言：中国哲学宛如一个蒙面女郎，神秘而魅力四射，追求者日众，拦都拦不住。不过要掀掉那一层面纱，还需时日，杨泽波正以军人之坚韧与儒者之赤诚而为此努力。多年来，他一直给本科生开《先秦诸子》课，大受欢迎，选课者多达数百人，很多研究生或校外人士也来旁听。一些大四学生听了这门课后恍然发觉自己大学四年白活了，怅叹相识之晚。他在课堂上经常说，他开这门课就是为了引领大家一起回家，找到一条回家之路。这恰印证了诗人诺瓦利斯之言：哲学就是带着乡愁寻找回家的路。那么，对杨泽波而言，这又是怎样一条充满乡愁的路呢？  学术突破：破解儒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荷尔德林说，还乡乃是诗人之天职。在杨泽波看来，这条还乡之路不在天上，不在地下，而在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自己的良知中。 在复旦攻读博士期间，杨泽波选择孟子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开创性的发现，他把这一发现名之曰“伦理心境”。可以说，伦理心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决了儒学的千古难题：性善的根据何在？良心的本质为何？ 在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之争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如果不为性善找到根据，儒学就有失去根基而面临崩溃之忧虞。然而自古及今，这一难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堪称儒学发展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回乡路上的一个坚硬堡垒。杨泽波要做的就是扛着大炮去攻破这个堡垒，一切绕路而行的做法都是拈轻怕重，畏首畏尾，缺乏大将风度。而传统是，人们在无法解释良心的来源时总喜欢诉之于天。一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就请老天爷来帮忙，杨泽波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天没有这么大能耐；“天”只能作为一种道德的信念而存在，并不能为道德提供根据。在人们忙于问天的时候，杨泽波转而扪心自问，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发现了一个奥秘：良心其实就是一种伦理心境。 伦理心境是怎么回事呢？杨泽波在其博士论文《孟子性善论研究》中这样说：“伦理心境来源于伦理道德范围内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的结晶。”也就是说，良心之奥秘无需外求，可以在人类自身的历史中发现：人就是自身奥秘的答案。这一发现令他兴奋异常：“原先紧闭的学术大门突然打开了，吱呀作响，灿烂的阳光一下照进脑海。”探索的艰辛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但个中妙味恐怕只有苹果树下的牛顿才能品尝了。 如果说海德格尔以时间为视域来探问存在具有开创性意义，那么伦理心境的提出也具此开创性：杨泽波破天荒第一次把时间引入对良心的解释，打开了破解儒学之谜的全新视界。可以说，若不以时间切入，对良心的追问将永难得到真正而彻底的解决。时间，正是杨泽波用以攻破那个坚硬堡垒的大炮，也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谜底所在。 一个横亘许久的学界难题，一次独辟蹊径的反省之途，最终导向了一个富有创新意义的结果。但杨泽波并未停滞于此，他胸中激荡的始终是对中国哲学命运的关注。“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决方法，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定得解决，否则儒学就没法取得突破和进步。”杨泽波的语气中不乏军人的强硬气势，也富含儒者的宽恕雅态。  三分方法：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创造 如果说哲学起源于惊讶，那么当惊讶之物获得合理的解释后，惊讶就应当消失，哲学也该终结了，但杨泽波并未就此止步。思想的酒瓮继续发酵，继续酝酿，他渐渐意识到孔子学说中内涵着一种神妙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让他惊讶不已。他把这种神妙的东西进行总结，提炼为理论的表述，称之为“三分法”：即欲性、智性、仁性，这与西方通常的感性、理性二分思维方式殊然不同。这个发现让他又一次体验到了牛顿在苹果树下体验到的心情——在《孟子性善论研究》韩文版序言中，杨泽波说：“孔子心性之学原本有欲性、智性、仁性三个层面，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过程中，保留了欲性，发展了仁性，但不自觉地舍弃了智性。这一看法两千多年来从未有人提及，可以说是一个惊天的大发现。” 欲性大致相当于西方的感性，而智性和仁性一般都笼而统之归于理性；但杨泽波执意将传统的理性打开，析分为智性和仁性两层。他认为，非如此不足以阐释儒学之奥妙：分立出智性，可以克治心学之流弊；让智性挂帅，凡事问个为什么，还可以让良心与时俱进，防止心学趋于保守。但智性并不是万能的，它本身是一个懒汉，没有兴发力，必须有一种力量不断督促和鞭策，仁性恰恰就是这种力量。所谓仁性，杨泽波把它具体化阐释为伦理心境。仁性的提出，有助于解决困扰西方数百年的伦理难题（即休谟“是”与“应该”的鸿沟），克治西方道德哲学缺乏内在动力的颓势，为人类道德找到源源如活水的不竭兴发力。 如今中西文化交汇，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已成常态，人们在这种乱局中茫然失所，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了无家可归的精神浪人。杨泽波坦言，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儒学重塑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撑和家园信仰。他说：“社会上有两类人，一类是看戏的人，一类是演戏的人，但实际上还有第三类人，就是站在后台上看戏的人。我站在幕后看演员和观众，这样会看得更真切、更清醒……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走到台前的。”杨泽波选择这个位置，远离演员和观众，却能把它们尽收眼底，这个位置是哲学家的位置，是旁观者清的位置，也是愚人乐此不疲的位置。 回顾整个中国儒学史，我们可以客观地说，三分方法是杨泽波为突破儒学研究疑难而创造性发现的一个重要思想。随着这一原本就存在而并未被人发现的方法被他发现和提炼出来，对中国儒学史的梳理获得了重要的范式支撑和全新的理解框架。在孟子研究之后，杨泽波运用三分方法开启了对牟宗三儒学思想的全面梳理和整体研究，耗时近二十载，于2014年出版了五卷本的《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240余万字）。该书在三分方法引领下，借镜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和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把牟宗三儒学思想析解为坎陷论、存有论、三系论、圆善论、合一论五个部分，对牟宗三儒学思想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和解说，对牟宗三的思想史地位进行了全新的厘定和评判。该书会通中西，融贯今古，代表了大陆牟宗三研究的最新水平，从目前来看也可能是牟宗三研究的最高水平。 《贡献与终结》的出版，凝结了杨泽波数十年来的思考与心血，思想重担似乎可以放下了。但他并未停步，如今虽然年逾耳顺，但他依然问学不止，近年来又把思想重心转入对儒家生生伦理学的研究和阐发。他发现，儒家道德境界与西方伦理学的取径有着重大的殊异，这种道德境界之可能及其前提，不从哲学上深入阐发，不足以平定他内心的惊讶之问，不足以抒发他对儒学的一腔赤子之情。他认为，儒家伦理及道德境界肇端于《周易》“生生之谓易”的思想，“生生”可视为儒家道德哲学及其实践的本体论根据。在中国哲学中，“生生”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为此，杨泽波把这种学问命名为“生生伦理学”。这一命名所代表的旨趣与格局，与西方道德哲学可谓大异其趣。 纵观杨泽波教授“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学术研究历程，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精神旨趣，那就是，他热衷于也善于发现并提出要害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关系到一种思想的大根大本，并决定着这一思想的未来走向。这一个特点可以用孟子的话概括为“立其大”。此外，在提出关键问题之后，为了解决问题，敢于怀疑和超越过往的研究，找到确实可行的方法。这时候，就需要把目光适当收缩，聚焦于问题，以求破解问题的关键锁钥和突破口。为了找到这一突破口，常常需要跋涉于思想的羊肠曲径，不畏险远，不避孤独。这一个特点不妨称之为“恒其心”。正所谓“曲径通幽处”，没有敢于走上羊肠曲径的恒心与毅力，就难以达到思想的“非常之观”。先立其大，则小者不能夺。解决大问题的志向确立之后，加以数十年如一日的恒心，以及磨杵成针的毅力，就可以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思想的康庄大道来。伦理心境与三分方法的提出，都彰显了这一特色。 伦理心境的提出，在传统讨论性善论的范式之外，另辟蹊径，引入时间范畴，把性善论的终极根据还原为社会历史因素。而三分方法的提出，则突破了长期以来儒学研究的范式牢笼，成功破解了儒学思想的生态机理，重构了儒学研究的全新结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