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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24日，贵阳孔学堂邀请楼宇烈连续举办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和《汉字与文言文的当代意义》。 讲座中，楼宇烈层层深入，抽丝剥茧，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视角出发解读阳明心学，从汉字的发展及对文言文的认识看两者对当代社会产生的意义，为观众在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整理出清晰的脉络。 他认为:“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基础做起，对汉字和文言文书面语进行重新认识。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是以人为本 在《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这场讲座中，楼宇烈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不管历史上什么样的学，都有共同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对于人的自我认识，以人为本就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 楼宇烈提到，中国文化处处强调万物自然生长，天地和气物自生，人也是天地的自然产物。不同的是，人类通过不断进化，已经参与到天地生成万物的过程中，便有了天道、地道、人道三者并列的关系。人参与了天地万物变化，所以人必须要有自觉和认识，这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基理。 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德行的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不是靠外在的力量成就自己，而是靠自己德行的不断完善来超越自我。要保持提升自己的德行，必须要防止物欲的干扰。人不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去做物的奴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楼宇烈在这里提到了“人欲”的问题，人生而有欲，生而好利，礼的制定就是能够合理地满足人们的欲求，但如何平衡义与利、人欲和天理之间的关系，管理好人欲，不让其过度膨胀，这是门很深的学问。 楼宇烈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实际上是在探讨天理和人欲的问题，他认为良知就是天理，人欲是违背了良知的，也就是违背了天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的落脚点，是怎么样处理好人欲和天理的关系问题，整个理念是不能够让人欲横流，而是要让天理流行。 “王阳明在实践格物却未找到结果后，便开始反思，意识到格物并非格外界的物，而是格自己的内心，‘致知’也不是去获得各种各样万物之理的知识，而是能够回归每个人的本性良知。这便形成了‘致良知’的学说。不能把阳明学说和程朱理学对立起来看，虽然两者的学说方向不同，但宗旨应该是相同的。” 此外，楼宇烈还特别讲到“心即理”中“即”的含义，并非是通常理解的“心就是理”，而是“不离开”的意思，“心即理”是心不能离开理，理也不能离开心。王阳明通过“心即理”认为理跟心不能分开，所以良知是心，并由此推展出“知行”的关系。他认为，“知”和“行”不分先后难易，两者的统一跟他的“心即理”思想有关，而“致良知”也就是行，所以“致良知”跟“知行”也是合一的。从“知行”怎么达到“致良知”的认识，这是过程。 传承文化需对汉字与文言文进行反思 在第二场《汉字与文言文的当代意义》讲座中，楼宇烈在最后指出，过去因为八股文而废除了所有古文，又曾想用拼音文字替代汉字，这是在文化基础上犯了两个大错。我们现在要来传承传统文化，要从这个基础上做起，也就是对我们的文字、文言文、书面语言有个重新的反思。 楼宇烈认为，从思维方式上来说，我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以及信仰习俗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断裂。但这断裂也是相对的，中国千年传统文化已深入骨髓，影响至今，传统跟现代其实形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关系，总是在变化中不断发展。 楼宇烈说，中国有以形为载体的文字，即使语音再变化，字形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就让古今可以贯穿，没有中断。“语言和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具有同样的功能但又有不同，一个是语音，一个是以形记录，而中国的载体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提出车同轨、书同文。秦代用小篆统一了书写的形状，到汉代又逐步简化形成了隶书，到唐代有了楷书，中国文字的书写通过秦篆、汉隶、唐楷的转变，应该说达到了相当完善的规矩化。 “这种文字从象形开始，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出后来文字的构建和原则，中国文字的形成，借用现在大家习惯用的话来讲“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通过偏旁部首和构字方法，让我们能够通过字形就推断出，这是属于什么类的事物，又可以知道它应该读什么音，断文识字在过去是基础功。 楼宇烈并不主张用西方的语法模式来“规范”中国语言的行文造句，他说，中国传统语言里面只有两类:一类是实词，一类是虚词。不靠规定词性去用词，而是以语序来定义。 他举例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按语法来说每句词都无法连成完整的句子，却描述了生动美丽的情景。 在楼宇烈看来，中国人的语言是模糊的，每个人能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人的语言就是要你去胡思乱想，中国文化里创造者是一种创作，阅读者又是一种创作。”楼宇烈以孟浩然的《登黄鹤楼》为例做出分析: “我们除了解读诗中描述的景象，更重要是体会人生，鼓励他人站得高看得远。中国文化中，一切用形式表达的东西，都是要让我们去体会这个外在形式所承载的更深刻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