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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顾颉刚都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大师且有师生关系，但他们之间交往却远非正常。鲁迅与顾颉刚相互视对方为终生死敌，而周作人与顾颉刚在表面客气之下却是互相轻视嘲讽，透过他们的日记书信，可以发现三位大师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 1913年，顾颉刚在上海参加北大预科入学考试，获得第九名的好成绩。同年四月，他从上海乘船赴京入学。时年21岁的顾颉刚正与叶圣陶、王伯祥等人热衷于政治改革，他不仅参加社会党，还写文章鼓吹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算得上标准的热血青年。他父亲对其如此狂热行径颇不赞成却又无法劝止，无奈之下只好一方面说“我只有你一个儿子，我不能让你办党”，一方面说“我并不能强迫你脱党，只是要你升学（令考北京大学）”。如今看来，知子莫若父，顾颉刚父亲还是知道儿子应该做什么和擅长做什么的，正是在父亲的坚持下，顾颉刚进入北大开始其学术生涯。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少了一个莽撞热血青年，却多了一个杰出历史学家。 不过，进入北大后的顾颉刚，尚没有机会和周氏兄弟相见，因为鲁迅虽然早在1912年就到北京，彼时却不过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普通职员，“五四”之后才到北大兼职授课。而周作人1913年开始在绍兴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任教，1917年才到北京，在鲁迅的推荐下入北大任教。他们三人那时自然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因为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大学，他们之间会有长达数十年的恩恩怨怨。其中是是非非、孰对孰错，也许不是很容易说清楚。不过，借助他们日记和书信中有关记录，看看这些相对私密的文字，倒可以窥见他们内心一些真实想法。如果再与他们当时公开发表的文字做一些对照，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思想观点分歧之由来，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 说到周氏兄弟，自然无法避免谈及他们的决裂。一般而言，决裂之后鲁迅对于与周作人接近者，自然持冷淡态度甚至视为敌人，哪怕此人曾经是他们兄弟共同的好友，钱玄同就是一个好例。当然也有例外，如曹聚仁似乎和兄弟两人关系都不错，不过据说这和周氏兄弟有意借曹聚仁这一通道获得对方情况有关。另一方面，如果某人对鲁迅看法不好，则似乎会对周作人印象较佳，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之意罢。既然顾颉刚和鲁迅彼此视为死对头，那么顾颉刚对周作人的印象是否好呢？ 其实不然。从顾氏日记和书信中我们看到，顾颉刚不仅对周作人没有好印象，而且把他们兄弟两人一并“打包”视为一丘之貉，全部给予鄙视的。且看其笔下的周氏兄弟：“予近日对予鲁迅启明二人甚生恶感，以其对人之挑剔垢谇，不啻村妇之骂也。”（顾氏1926年1月17日日记）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顾氏对周氏兄弟“甚生恶感”？原来那时《语丝》杂志来稿甚少，有停刊之危机，所以编辑多次约顾颉刚写稿。以往几次约稿顾颉刚都置之不理，这一次顾氏说“不忍见其夭折”，就抄了一篇旧日笔记交差。说起来顾颉刚不仅是《语丝》的发起人之一，而且连《语丝》这个名称也是他想出来的，顾颉刚还把此事写入日记以示重视：“伏园以晨报馆侵夺副刊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玄同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不过在周氏兄弟笔下，这“语丝”的命名权竟然不属于顾颉刚，而是出于偶然。先看弟弟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于《语丝》刊名由来的说法：“至于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来有那样的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就请疑古玄同照样的写了。”而哥哥鲁迅的说法就更加含糊其辞：“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为了对比，我们不妨看另一位参与者川岛的回忆：“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都同意了。”《我们的七月》本是一本诗集，收入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新诗，而作为诗集题目的这一首诗作者就是俞平伯。看来，顾颉刚对此事的记录真实无误，他确实是《语丝》杂志的命名者，而周氏兄弟对此事的语焉不详很是耐人寻味。如果说鲁迅因为当时没有在场所以不了解刊物名字由来的细节，则周作人明明在场却不愿提及顾颉刚就有些意味深长了罢。 尽管顾颉刚拥有《语丝》杂志的命名权，尽管表面上是孙伏园具体负责，《语丝》的领袖却是周氏兄弟，而周作人实际上有决定之权。为什么不是哥哥鲁迅而是弟弟周作人？事后看可能有这几个原因：一是语丝社基本成员大都是原北大新潮社成员，而周作人曾经担任新潮社主编；二是鲁迅当时在教育部任职，作为政府官员不宜参加民间社团。所以鲁迅很少参与语丝社的活动，与社员联系也少。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那就是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名气比鲁迅要大很多。那几年周氏兄弟在家里招待《新青年》同人，主人通常也是周作人。这也许和一般人的印象不同，而这印象自然来源于几十年来我们对鲁迅的过分拔高。 且说《语丝》问世后，以周氏兄弟的创作发表最多影响也最大，在参与北京女师大风潮、抨击三一八惨案，反抗北洋政府的斗争中，曾经风行一时。而顾颉刚却认为《语丝》应该更加学术，远离政治和社会，所以对《语丝》的刊物风格不满，加之他本人专注于历史研究，也就撰稿不多。也因此1926年1月17日晚上《语丝》同人举行宴会，顾颉刚不愿看到周氏兄弟，所以拒绝参加。其实那时周氏兄弟早已决裂，为了避免见面尴尬，他们两人在可能碰上的场合都会避开，所以这次宴会也不会出席，顾颉刚应该想到这一点的呢。 不过，周氏兄弟虽然感情上决裂了，但在很多方面还是能够一致对外，这也许是顾颉刚把他们兄弟一视同仁给予“鄙视”的原因。例如在从1924年到1926年，尽管两人从不见面，同他人进行论争时却是一个鼻孔出气。只是鲁迅攻击他人时十分尖刻，特别是对陈源、杨荫榆等所谓的“正人君子”，鲁迅的冷嘲热讽更是辛辣无比。相形之下周作人就比较平和，却因这“平和”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往往不自觉就认同了他的见解，效果往往还会超过鲁迅的文章。又如当狂飙社的高长虹对鲁迅进行攻击的时候，周作人就主动出来写文章回击高长虹。而当周作人因五十自寿诗引起某些人攻击时，最能理解周作人并且为他说话的就是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这样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惊，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后来他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再次为周作人辩护，其实就等于公开站在弟弟一边了：“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慷，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从年龄上看，顾颉刚比周作人小八岁，比鲁迅小十二岁；从经历上看，顾颉刚进入北大时虽然周氏兄弟尚未在北大，但后者以后双双在北大任教，所以和顾颉刚至少在名义上有“老师”的名分。至于从成名时间看，周氏兄弟自然也早于顾颉刚。所以一开始顾颉刚对周氏兄弟还是很尊敬和客气，特别是对鲁迅。直到1926年底和1927年初，尚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多次提到鲁迅，都是十分客气，没有任何抱怨之词。即便是提到有人攻击他，也是归咎于鲁迅的弟子如川岛等人。两人关系的真正决裂其实是在都到中山大学之后。相形之下，顾颉刚在鲁迅笔下，似乎早在1926年中，就已经受到毫不留情的嘲讽了。在1926年9月20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说：“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然后，鲁迅在9月26日的信中意境有了“不与此辈共事”的想法。等到9月30日的信中更认为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随后“北京同来的小鬼之排斥我，渐渐显著了，”尽管之后鲁迅和顾颉刚还是相对和平共处了一段时间，但鲁迅对顾颉刚“阴险”“浅薄”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又如在当年十月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再次确认顾颉刚和陈源同属自己的死敌：“国学院中，佩服陈源之顾颉刚所汲引者，至有五六人之多，前途可想”。而无论鲁迅还是顾颉刚，都认为他们二人结怨，是因为顾颉刚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人盐谷温的著作，并将此事告知陈源，陈源遂以此攻击鲁迅。此件公案当时弄得沸沸扬扬，直到盐谷温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鲁迅才算洗清抄袭的罪名。可以想见，鲁迅对陈源和顾颉刚的印象会厌恶到什么地步。几十年来有关此事是非真伪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件公案，更有很多学者撰文表明立场。其实当年胡适站出来为鲁迅辩护时，此事算是作了了结：鲁迅是被冤枉的。不过近年来似乎还有人旧事重提，我们且存而不论。 有关鲁迅和顾颉刚的恩怨这里暂时不多说，先说顾颉刚为何会对一向平和的周作人没有好印象。如果说对于鲁迅，顾颉刚是到1926年才开始抱怨甚至怨恨，那么对周作人却是早在1922年就开始不满。查顾颉刚1922年6月11日日记，有“写刘经庵信，痛说周作人”一句，其中“痛说”一词可谓醒目，那么因为何事顾颉刚对周作人如此不满呢？6月19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又有这样的文字：“予二月来，为周作人不尽歌谣会之责，致刘经庵稿件搁起，屡去函不答，愤极了。”接着我们才知道，其心情愤怒和家事也有关系：“上月，继母归来，终日作闹，又讨厌极了。三日来连写二信，尽情一说，胸中畅快得多。”据顾颉刚日记，这里的“连写二信”一封是写给刘经庵的，另一封则是写给其父亲，内容也是“痛说继母一番”。写给刘经庵的信几经修改，终于在20号抄改完毕。这刘经庵系河南卫辉人，与顾颉刚一样为歌谣研究会会员，后入燕京大学就读。北大的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发起人有沈兼士、钱玄同和周作人等，不过顾颉刚早在两年前就响应刘半农、沈尹默的提议搜集民间歌谣数百首，还具体参与歌谣会的一些活动。歌谣研究会成立后，一开始是刘半农负责，后来刘半农出国留学读博士去了，这歌谣研究会就由周作人负责，按照顾颉刚的说法是“数年来无声无臭，没有做一件事”。1922年北大国学门把这个研究会合并进去，顾颉刚认为可能会有所改变，就把之前搜集的一些歌谣送上，结果周作人答复说暂时没有资金出版。对此顾颉刚终于忍无可忍，才在写给刘经庵的信中对周作人大加痛斥，此时顾颉刚不过是北大毕业留校的青年职员，而周作人是著名教授，所以顾颉刚敢于在信中大加痛斥确实颇有勇气。这里不妨摘录几段顾颉刚信中文字： 现在看周先生的信上说由研究会印罢，校中没有钱；说由《晨报》逐日登罢，又说整整的书零星分载可惜。照他的意思，这份稿子只有搁起来。他不肯管事也就罢了，何必说出这般好看的话！ 周先生呢，他是一个鼓吹文学的人。他对于文学确有心得，不是随便剽窃的，这是我们可以相信。我所不满意于他的，就是做事太不负责任。 不仅如此，顾颉刚还进而对北大的一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产生了深深的失望感，几乎全部给予否定： 我唯一的悲观，就是这辈所谓新文化运动大家的不可靠。我是在北大多年了，北大是号称新文化的出发点的，里面负大名的人着实不少，但真实做事情的，有哪几位？除了蔡孑民、胡适之两先生以外，再有别的人吗？ ……倘使现在不是新文化时代而是专制黑暗时代，恐怕现在的所谓新文化大家也要百方谋做皇帝的幸臣，很能够伺候颜色、狐媚巧侫了。世界的外表上虽是有光有爱，内幕里除了名利以外还有什么！ 尤其这最后一段，顾颉刚对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痛斥极为严厉，可以说是过分了。也许顾颉刚所说不虚，他在北大多年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可能是他产生如此看法的原因。但应该还有一些事情他并不是亲历者，至少他此信中对李大钊的种种不满，不尽切合实际。至于周作人是否如他所言对歌谣研究会没有做任何事情，应该也不都属于事实。查有关史料可知，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底，至顾颉刚写此信不过一年半时间，说是“数年”显然有些夸张。其实周作人本人早在1913年就对搜集民间歌谣产生兴趣并写文章提倡，他不仅亲自搜集整理了两百首歌谣，后来还因征集材料不多，特意写了一篇题为《猥亵的歌谣》的文章以扩大歌谣征集范围。而他本人在歌谣研究会成立次日即患病住院两个月，然后又在西山养病大半年，对于歌谣研究会工作自然不能过多关注。所以顾颉刚的指责可能有几分道理，但周作人没有多关注也是事出有因，可以理解的。其后，1922年北大研究所成立国学门，将歌谣研究会并入其中。因所征集材料不够，歌谣研究会决定创办《歌谣周刊》，并继续征集各地歌谣并开展歌谣研究。当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到1925年6月共出了97期，增刊一期，发表歌谣2226首。1925年10月，“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创刊，仍继续发表歌谣故事等材料和有关理论文章。歌谣研究会还出版了“歌谣丛书”、“歌谣小丛书”和“故事丛书”等，其中就有顾颉刚的两本《吴歌甲集》和《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等，应该说成绩很大。 其实，对于搜集歌谣和研究歌谣，顾颉刚本人的态度也有些矛盾，一方面热衷予此，一方面又觉得此事不够“高大上”，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因此对别人称他为“研究歌谣的专家”，他感觉是“很强烈的羞愧”。我以为顾颉刚只是对于周作人负责歌谣研究会“这件事”本身不满，所以才在写给刘经庵的信中提出要“将周先生请走，另外推举一个人出来管理会务，使得可以着手进行”。但他又说他自己“实在事务太忙了”，“性情只能做内部循序的进行”，不适合出来负责。所以寄希望于刘经庵到北京后可以负责此事，并且表示“一定勉力帮了先生，尽力进行”。顾颉刚甚至提出，如果他的设想不能实现，他们干脆不妨自己独立出来，另立山头：“将来《歌谣月刊》我们如有力时也尽可自己办。……到将来，我们真实的成立一个会了，我们再旗帜鲜明的去做，不由得不叫周先生惭愧。”不过事实证明，顾颉刚并没有实现自己的设想，相反，他很快近乎放弃歌谣，全力投入他的“疑古”学说建立之中了。果然，在1923年四月他正式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时轰动学术界。也许，那时的顾颉刚，对于歌谣研究会究竟怎样，已经不再关心了罢。而周作人直到1958年，还在编辑《绍兴儿歌集》，此事始于民国初年，历经数十年搜集，总计收儿歌223首，自然，在那个时代周作人知道“这种传统的旧儿歌没有出版的机会”，不过他一直钟情于此事倒是真的。综上所述，顾颉刚对周作人所谓“不肯管事”的指责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尽符合事实。 顾颉刚既然对周作人所作所为有看法，所以后者安排给他的一些事情，他自然就想拒绝。在1924年4月16日日记中就有“启明先生来信，嘱到燕京大学讲演古史，谓是燕大文学会中托其转邀。拟即辞之”的文字。自然，如果是工作忙没有时间或者身体不好等，这类邀请可以拒绝；又或者邀请一方态度不够尊重或不够热情，或者所讲题目自己并不熟悉，也可以拒绝。但从对方委托周作人代为邀请顾氏讲演古史来看，显然他们知道周作人对于顾颉刚的影响足够大，才采用如此方式。虽然不是直接邀请，但这种方式当时极为常见，并非不尊重的做法。而查顾颉刚日记，那段时间他似乎并不怎么忙碌，例如可以耗费一个多小时给家人写信，“详述近日生活快事”，而且那之后两天的日记中还出现“心中快甚”文字，可见其心情不错，所以这里的推辞还是有些耐人寻味。值得注意的是，在拟辞掉邀请后数日，顾颉刚在日记中特意录下所看到的一副对联“作事既知其所以，此心自觉无恧而”，恧者愧也，显然顾颉刚觉得自己做事问心无愧，才会在摘抄此联后说“觉得这话即是我的心地”。但此话是否与推辞掉周作人交代的事情有关或者有几分关联，我们也只有猜测而已。不过我们可以拿俞平伯作为比较，也是在顾颉刚推辞后数月罢，燕京大学文学会又委托周作人邀请俞平伯讲演，而俞氏给周作人的答复是“燕大文学会以讲演事相嘱，且承介绍，不便推托。但素性不习于广座中聒聒而谈，只可作为非正式的叙话。请烦转告”。俞平伯和顾颉刚是交往多年的好友，也都视周作人为师，但对待周作人的态度却明显不同。 类似的事情还有，次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日，顾颉刚日记中的记录是“今日为启明先生生日，予因道远未往”。此为周作人四十大寿，他本人自然比较看重。而且在新文化同人那里，四十岁还有更特殊的意味，只因当年钱玄同说过“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的愤激之语，那么如今周作人四十大寿，钱玄同自然要来为好友祝寿，以免两年后自己四十岁生日时尴尬。所以在当日周作人日记中，我们看到钱玄同、俞平伯、孙伏园、许钦文、李小峰、川岛等人都到周家祝寿，川岛夫妇甚至连酒菜都带来了。这些人不仅与周作人往来密切，也都是顾颉刚的师友，如此他的缺席更显突兀，而用“路远”作为借口也就有些牵强。 等到1929年5月，顾颉刚在日记中又记了一件和燕京大学有关的事，说马季明（马鉴）在燕京大学破坏他，对他人说周作人不赞成顾颉刚去燕京，并且说顾颉刚喜欢和人打笔墨官司。说到笔墨官司，这一时期顾颉刚最有名的就是和鲁迅有关的所谓诽谤其名誉官司，尽管这官司最终没有打起来，但在当时学术界已经广为传播。此事之详情多年来已有很多文字，此处不赘。至于顾颉刚对好友傅斯年，也就在这之前数日的日记中用这样的文字给予痛斥：“孟真盛气相凌，我无所求于彼，将谓可用架子压倒我耶！其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见其败矣。书此待验。”顾颉刚与傅斯年之间孰是孰非我们且不管，但顾颉刚之性情令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倒是真的。例如对恩师胡适，顾颉刚也曾有抱怨和不满，就很不能让人理解。不过，说到周作人和马季明不愿意顾颉刚去燕京，可能也有些比较隐晦的理由。这就牵扯到民国时期浙藉文人与非浙藉文人的矛盾，顾颉刚作为胡适的弟子，又非浙藉，其学术成就越大影响越大，也越容易引起浙藉文人的警惕。五四时期连陈独秀最后都被浙藉文人排挤出北大，如今也不会轻易认可顾颉刚进入燕京的罢。自然，个中缘由绝非如此简单，但在讨论民国时期文人之论争时，决不能忽略门派传承和地域文化影响因素。其实，鲁迅和顾颉刚的矛盾说到底也和门派之争有关，不然就很难理解，一个主要成就是文学创作和理论，一个是史学大家，本可以老死不相往来，或者相安无事的，怎么会弄到几乎要“法庭上见”的地步呢？说穿了还是和究竟是谁占领“高校”这个地盘有关，无论是北大燕京，还是厦大中大，对于这几所大学的重要性，彼此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腹诽归腹诽，至少在公共场合，顾颉刚对周作人还是客气和尊重的。而且，当周作人解放后政治学术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顾颉刚直到1956年还去其住处看望他，虽然不过是“小坐”，但对那时早已“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周作人来说，应该还是莫大的安慰罢。 顾颉刚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及周作人是在1968年8月30日，正是“文革”时期，文字极为简洁：“复旦来人，询问郭绍虞与周作人关系。”至于顾颉刚如何答复，日记没有记录。不过，就在此前一天，饱受折磨的顾颉刚已经在写遗嘱，尽管尚未写完就被妻子抢走，但这一举动本身已经反映出他内心的绝望。我们不清楚他那时是否知道周作人一年前就已去世，但很多文人惨遭迫害的事他不会不知。按照常理，彼时的顾颉刚恐怕不会再计较他与周氏兄弟的恩恩怨怨。其实不然，数年之后的1973年，顾颉刚又在日记中大量补记了他当年和鲁迅矛盾的一些细节，这就是其性格，与鲁迅临终前的“一个也不宽恕”倒有很多相似。而且在顾颉刚看来，这不单单是是非之争，而是作为史学家，他必须要为后人留下第一手的材料，不然他不会心安理得离开这个世界。也因此即便在文革非常时期，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写日记，补日记，这不正是其内心强大的体现？对于这样一位大师，以及他与周氏兄弟的恩怨，其实不必再纠缠谁对谁错，而是要通过阅读他们的文字，了解那一段历史，更了解这些大师的内心。 (责任编辑：admin) |